五四前后出现的中国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迥异的艺术特征，它强调西方现代诗学的启示性意义和导向性作用。因而，学术界一般将西方现代诗学作为影响中国新诗发生、发展的主线，继而作出中国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断裂的判断。如“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等。通过对百年中国新诗的回顾性考察，就能发现，文化的逻辑和历史的在场并非如此。中国新诗的确渴望现代，却也时刻返观传统。闻一多当年“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鴃舌总猜疑。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的心态，就很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话语就有必要进入研究视野。
“民间”源于中国文化传统，是与主流儒家文化传统相异质的“另一种传统”。从上古神话到明清小说，中国文学的民间线索和脉络十分清晰。但受传统文化“雅俗”观念的影响，“民间”长期处于被忽略、被遮蔽甚至被贬抑的状态。民间的意义和价值得不到应有的注意与重视，其话语理论阐释的空间也十分有限。五四以来，这种局面虽有所改观，但民间话语要么被弃置在民间文学或通俗文学之中，要么统摄于民族或民本的政治阐释之下，失却其独立的理论价值，更无法彰显其在中国诗歌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意义。
置身20世纪中国杂语纷呈的历史文化语境，通过对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发生、发展和范式建构的系统考察与重新梳理，就可以清晰地发现，民间话语在中国新诗现代性特质的形成和变异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晚清以降，在民族救亡和思想启蒙双重变奏的历史语境下，民间及其话语系统再一次被激活，并在五四白话新诗的酝酿、经营和建构中，起到了重要的触发、渲染和调适作用。五四前后，文学革命的主导者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在大力借鉴西方诗学话语的同时，还注意挖掘民间话语的潜力，寄希望于能从本土文化中寻得新诗建设的话语资源，并充分彰显其在反传统及现代性建构中的意义。与五四新诗革命同步，他们还倡导并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国语运动”、“歌谣征集”、“民俗研究”等一系列文艺实践。这些与民间话语相关的实践活动对中国新诗语言范式、审美理念和思想意蕴的初步确立，对五四新诗成功取代传统旧诗，建立自己全新的诗学范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此后，民间话语不仅着力推进新诗的本体建设，逐步提升其诗性、诗艺、诗美品格，而且积极回应时代社会对新诗提出的新要求，创造性地借助民间之力为现代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社会变革推波助澜。五四的白话—自由诗学、新月派的新格律诗学、左翼时期的普罗—大众诗学、抗战时期的民族—国家诗学、新中国成立后的主流政治诗学、新时期以来的大众文化诗学等，均从繁复驳杂的民间话语资源中获得了这样或那样的启示和借鉴。20世纪中国新诗的“平民化”、“歌谣化”、“大众化”、“民族化”、“本土化”、“政治化”、“世俗化”走向，几乎无一例外都与中国新诗的民间话语密切相关。
但无法回避的是，民间，毕竟来自底层，源于传统，具有“大杂烩”和“藏污纳垢”的特点。其价值取向上的通俗性、本土性，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追求相背离。最典型的是，在大跃进新民歌运动中，将诗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视“古典”与“民歌”的结合为中国新诗的唯一出路，结果产生了一大批“纯种的中华诗歌”。另外，民间诗歌的语言形式、审美意蕴、思想情趣等，都过于单一，缺少变化，难以充分地表现“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因而，民间话语之于中国新诗的意义和作用又是相当有限的。
当下，民间话语仍是诗坛的热门话题，也是亟待正视的问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朦胧诗”正是借助潜在的民间写作成功实现对主流政治话语的“破冰”，用“新的美学原则”宣告中国诗歌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中国诗坛涌现出了一大批标榜精神独立和自由创造的民间诗人和民间诗歌刊物，并在“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中集体亮相。韩东、于坚、《他们》、《非非》、《莽汉》等是其代表。这批来自民间的“新生代”诗人和诗刊，强调回到诗歌、回到语言、回到日常生活、回到生命个体。上世纪90年代，韩东等则更进一步，提出当代诗歌的“民间写作”。他们将“民间”等同于“先锋”，认为“民间”真实饱满，富有生命力，是当代诗歌的重要传统和活力所在。正是在这种民间话语传统的作用之下，当代诗歌才真正拉近了与日常生活、生命个体的距离。从此，诗歌才变得真切，有了实感，也有了美感。从这一点来看，民间话语对于当代诗歌创作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当日常生活的审美取代了当代诗歌的宏大叙事之后，“民间写作”却与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写作”在争夺上世纪90年代的诗歌话语权上发生了龃龉。“民间写作”用个体生命的“语感”、审美的“日常生活”等理念，来否定“知识分子写作”的“思想”、“理性”、“知识”和“文化”，并直接导致了上个世纪末那场旷日持久的“盘峰论争”。漫天的“唾沫”和无尽的“口水”，既淹没了执拗的诗人，更伤害了无辜的诗歌。
21世纪，中国新诗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网络信息化时代。网络不仅为诗人的自由创作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同时也为当代诗歌的传播接受搭建了一个无缝的平台。十多年来，网络诗坛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民间诗歌“神话”：“梨花体”、“废话诗”、“羊羔体”、“乌青体”……你未唱罢，我就登台。更有甚者，将诗歌与恶俗的网络红人“凤姐”挂起钩来，策划并推出了所谓凤姐创作的诗歌，让她“从天空开始思考”。
在消费文化的时代，一切都可能成为资本市场包装策划的对象。过去位居云端、后来身处边缘的诗歌，如今也难以幸免。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赢得网民的点击、博得传媒的关注，最大限度地获得市场和资本的认可，一直视独立、自由、创造为其生命的民间话语，现在立场也变得含混不清。当海子的那句曾被视为当代诗歌高度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成为随处可见的房地产广告用语时；当“凤姐”抛出这么一句“我不曾听着你的歌/不曾看见你的锋芒/我知道你的坟头面朝南方/我知道你的坟在乱葬岗上”，突然向海子致敬时，我们都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这到底是怎么啦？任何东西，哪怕是所谓的“真理”，当它一旦沦为一种市场策略或理论噱头时，其虚妄的一面也就立即彰显出来。网络诗歌事件是如此，民间话语亦是如此。
回望百年，民间话语几乎全程陪伴了中国新诗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近距离地见证了中国新诗的昨日与今天，肯定还会影响中国新诗的未来。民间话语是中国新诗研究的一个重要参照维度，既要充分注意民间话语之于中国新诗的意义，也要正确看待民间话语所带来的问题和不足。特别是当今，在现代传媒和学术批评的双重鼓噪之下，民间话语俨然已经成为一种颠扑不破的文化真理和学术神话时，就更需要保持警惕，予以正视。既要为“民间”招魂，还必须为“民间”祛魅。只有潜入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认真地去考察、辨析，理性地去审视、反思，才能形成自己正确的认识和独立的判断。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五四前后出现的中国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迥异的艺术特征，它强调西方现代诗学的启示性意义和导向性作用。因而，学术界一般将西方现代诗学作为影响中国新诗发生、发展的主线，继而作出中国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断裂的判断。如“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等。通过对百年中国新诗的回顾性考察，就能发现，文化的逻辑和历史的在场并非如此。中国新诗的确渴望现代，却也时刻返观传统。闻一多当年“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鴃舌总猜疑。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的心态，就很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话语就有必要进入研究视野。
“民间”源于中国文化传统，是与主流儒家文化传统相异质的“另一种传统”。从上古神话到明清小说，中国文学的民间线索和脉络十分清晰。但受传统文化“雅俗”观念的影响，“民间”长期处于被忽略、被遮蔽甚至被贬抑的状态。民间的意义和价值得不到应有的注意与重视，其话语理论阐释的空间也十分有限。五四以来，这种局面虽有所改观，但民间话语要么被弃置在民间文学或通俗文学之中，要么统摄于民族或民本的政治阐释之下，失却其独立的理论价值，更无法彰显其在中国诗歌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意义。
置身20世纪中国杂语纷呈的历史文化语境，通过对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发生、发展和范式建构的系统考察与重新梳理，就可以清晰地发现，民间话语在中国新诗现代性特质的形成和变异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晚清以降，在民族救亡和思想启蒙双重变奏的历史语境下，民间及其话语系统再一次被激活，并在五四白话新诗的酝酿、经营和建构中，起到了重要的触发、渲染和调适作用。五四前后，文学革命的主导者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在大力借鉴西方诗学话语的同时，还注意挖掘民间话语的潜力，寄希望于能从本土文化中寻得新诗建设的话语资源，并充分彰显其在反传统及现代性建构中的意义。与五四新诗革命同步，他们还倡导并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国语运动”、“歌谣征集”、“民俗研究”等一系列文艺实践。这些与民间话语相关的实践活动对中国新诗语言范式、审美理念和思想意蕴的初步确立，对五四新诗成功取代传统旧诗，建立自己全新的诗学范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此后，民间话语不仅着力推进新诗的本体建设，逐步提升其诗性、诗艺、诗美品格，而且积极回应时代社会对新诗提出的新要求，创造性地借助民间之力为现代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社会变革推波助澜。五四的白话—自由诗学、新月派的新格律诗学、左翼时期的普罗—大众诗学、抗战时期的民族—国家诗学、新中国成立后的主流政治诗学、新时期以来的大众文化诗学等，均从繁复驳杂的民间话语资源中获得了这样或那样的启示和借鉴。20世纪中国新诗的“平民化”、“歌谣化”、“大众化”、“民族化”、“本土化”、“政治化”、“世俗化”走向，几乎无一例外都与中国新诗的民间话语密切相关。
但无法回避的是，民间，毕竟来自底层，源于传统，具有“大杂烩”和“藏污纳垢”的特点。其价值取向上的通俗性、本土性，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追求相背离。最典型的是，在大跃进新民歌运动中，将诗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视“古典”与“民歌”的结合为中国新诗的唯一出路，结果产生了一大批“纯种的中华诗歌”。另外，民间诗歌的语言形式、审美意蕴、思想情趣等，都过于单一，缺少变化，难以充分地表现“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因而，民间话语之于中国新诗的意义和作用又是相当有限的。
当下，民间话语仍是诗坛的热门话题，也是亟待正视的问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朦胧诗”正是借助潜在的民间写作成功实现对主流政治话语的“破冰”，用“新的美学原则”宣告中国诗歌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中国诗坛涌现出了一大批标榜精神独立和自由创造的民间诗人和民间诗歌刊物，并在“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中集体亮相。韩东、于坚、《他们》、《非非》、《莽汉》等是其代表。这批来自民间的“新生代”诗人和诗刊，强调回到诗歌、回到语言、回到日常生活、回到生命个体。上世纪90年代，韩东等则更进一步，提出当代诗歌的“民间写作”。他们将“民间”等同于“先锋”，认为“民间”真实饱满，富有生命力，是当代诗歌的重要传统和活力所在。正是在这种民间话语传统的作用之下，当代诗歌才真正拉近了与日常生活、生命个体的距离。从此，诗歌才变得真切，有了实感，也有了美感。从这一点来看，民间话语对于当代诗歌创作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当日常生活的审美取代了当代诗歌的宏大叙事之后，“民间写作”却与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写作”在争夺上世纪90年代的诗歌话语权上发生了龃龉。“民间写作”用个体生命的“语感”、审美的“日常生活”等理念，来否定“知识分子写作”的“思想”、“理性”、“知识”和“文化”，并直接导致了上个世纪末那场旷日持久的“盘峰论争”。漫天的“唾沫”和无尽的“口水”，既淹没了执拗的诗人，更伤害了无辜的诗歌。
21世纪，中国新诗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网络信息化时代。网络不仅为诗人的自由创作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同时也为当代诗歌的传播接受搭建了一个无缝的平台。十多年来，网络诗坛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民间诗歌“神话”：“梨花体”、“废话诗”、“羊羔体”、“乌青体”……你未唱罢，我就登台。更有甚者，将诗歌与恶俗的网络红人“凤姐”挂起钩来，策划并推出了所谓凤姐创作的诗歌，让她“从天空开始思考”。
在消费文化的时代，一切都可能成为资本市场包装策划的对象。过去位居云端、后来身处边缘的诗歌，如今也难以幸免。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赢得网民的点击、博得传媒的关注，最大限度地获得市场和资本的认可，一直视独立、自由、创造为其生命的民间话语，现在立场也变得含混不清。当海子的那句曾被视为当代诗歌高度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成为随处可见的房地产广告用语时；当“凤姐”抛出这么一句“我不曾听着你的歌/不曾看见你的锋芒/我知道你的坟头面朝南方/我知道你的坟在乱葬岗上”，突然向海子致敬时，我们都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这到底是怎么啦？任何东西，哪怕是所谓的“真理”，当它一旦沦为一种市场策略或理论噱头时，其虚妄的一面也就立即彰显出来。网络诗歌事件是如此，民间话语亦是如此。
回望百年，民间话语几乎全程陪伴了中国新诗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近距离地见证了中国新诗的昨日与今天，肯定还会影响中国新诗的未来。民间话语是中国新诗研究的一个重要参照维度，既要充分注意民间话语之于中国新诗的意义，也要正确看待民间话语所带来的问题和不足。特别是当今，在现代传媒和学术批评的双重鼓噪之下，民间话语俨然已经成为一种颠扑不破的文化真理和学术神话时，就更需要保持警惕，予以正视。既要为“民间”招魂，还必须为“民间”祛魅。只有潜入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认真地去考察、辨析，理性地去审视、反思，才能形成自己正确的认识和独立的判断。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来源《光明日报》
|
发表于 2013-4-30 20:15
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