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无歌 于 2017-2-27 10:39 编辑
一 社会转型期的诗歌中国
社会学强调的是研究对象的社会环境，中国新诗的发展也可以从社会环境来得到某种解释。中国新诗的发展表现出很多特点，而这些现状与社会发展的是有着莫大的关联的。社会学视角认为，新诗发展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进行评论，当然也不乏有语言社会学的深入分析，这里着重探讨中国新诗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国社会当前的发展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而这些转型又分别体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转型以及社会心理转型三个方面。
（一）政治体制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的基础源自于对政治体制的改革上，政府角色越来越由领导者向管理者转型。管理者与领导者的区别在于它要求在领导的基础上获得一个和谐的整体的发展。而这也推翻了宏大叙事中政治叙事主导地位。政治叙事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利奥塔提出的两种宏大叙事的一种，指的是一种人民、民族、解放等立场，它主要活跃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并与现代在欧洲被与生活亲近的具体叙事所推翻。纵观建国后三十年的诗歌作品大多写的是战歌、服务人民等类的诗歌作品，这使得中国新诗一洗新诗萌芽时期的哀愁稚嫩的风格，但是这样的诗歌作品里忽视人性的存在，把人的存在写得渺小，自然这样的新诗缺乏丰富的感情，除了对国家和人民爱。而政治体制改革之时，具体叙事与宏大叙事同时存在，甚至具体的叙事成为主流。于是新诗诗人就把视野投向了生活的点滴。这些是可喜的进步，诗人的写作本应该是自由的。
（二）市场经济转型期
历届国家领导人曾经谈到两个命题，一个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另一个是毛主席提出的“我们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来搞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而这就需要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垄断的形式，运用市场调控和宏观调控兼顾的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于是中国大开国门，大量的吸引外资，大举发展经济，事实证明，我国的经济发展的确是有目共睹的。诗歌作为一个精神产品，也被推向了市场。人们有充裕的资金来获取精神消费品，诗歌就存在一定的市场。但是同样在市场里的有更多文学产品和物质商品，诗歌不仅要表露出其特殊性来获取一部分读者的认同，更需要同市场中更多的同类产品和替代产品进行竞争，诗歌的发展就与市场和资本发生了联系。法国社会思想家福柯最擅长的研究是话语实践的存在变异和裂变，事实上，中国新诗在市场经济的形式里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和裂变。
（三）社会的转型
在政治和经济发生转型之时，社会心理状态自然也会受到影响。全球化的潮流把中国大大门打开，人们开始分享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对自由的渴望和某种三权分立的民主。地理环境决定论指明了文化的差异性，在这一些潮流来袭的时候，各个文化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性。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给中国人下了一个定义，称为自我主义的人，值得是我群的泛化，也就是说自己人的界限比较宽泛。而现代工业社会则是强调个人主义，是每一个遵守规范合理分工的个人利益集合体。事实上学者对于中国人是自我主义还是个人主义无法下定论。在这种或许兼有自我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转型时期，单个社会个体表现出一些较为矛盾的社会心理，诗人本身就是这样的个体，或许诗歌也会表现出这些特点。具体叙事成为主流之后，知识等级体系被平面网络所取代，效能优先和性能优化成为第一原则，权力成为控制社会的合法工具。①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的改变着诗歌的世界以及诗人的思想。
二 中国社会新诗的发展
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时期，中国新诗表现出一些独特的特点，其中涉及诗歌表达方式的发展、诗歌写作和出版的商业化、诗歌资本家的出现和诗歌小众化的特点。
（一）诗歌表达的发展趋势
第一、内容的革命。与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年内相比，我们在经历改革开放之后，社会遭遇了重大的变革，而这一点上同时也表现在诗歌里。在先锋诗歌把朦胧的诗句推翻之后，生活世界成为诗歌的主要内容，还有一些是来自跨领域的知识被引进诗歌里，像语言学、哲学等主张被放在诗的字里行间。当然也有一些不乏大胆的内容，如性爱。当然这些自由的表达也拒绝部分保守的或者缺乏相关知识的读者。
第二、诗歌越来越短，缺乏情感的整体性。短诗成为诗歌的主要表现形式，当然这一定程度上收到很多刊物 “每首在三十行以内” 的投稿要求的影响。但是这与快速消费的社会趋势也不无关系。而纵观国内一些出版诗集几十本的诗歌大家，其诗集的内容也只不过是以首首短诗的堆砌，纵使能看出些写作的风格，但始终无法看出其诗集的灵魂所在——我个人认为这正是中国诗人不能入眼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
第三、文字越来越虚幻、自我。宏大叙事的合法化被推翻以后，诗人便不再代表人民了，他们很少思考人民、民族和国家的问题，他们关注的是今天看到的事物和身边的故事，就像从一块骨头上削些肉屑下来。自然，说来说去也无非就是衣食住行的事，除了亲情爱情和友情这些感情，能看到和感受到的主题也不多了。于是诗人们开始挖掘虚幻的事物，像时间空间存在等等问题，结果写出来的全是一些角度偏激或者自我意识的文字，这样的呈现让诗歌的读者觉得这样私人的阐述没有阅读价值之外，也让所有受众缺乏感动的契机。如此，诗歌自然不被读者看好，甚至写诗人自己也不看好其发展前景。
（二）诗歌写作和出版的商业化
诗歌商业化这一现象基本上是每一个诗人都深有体会的。有名的诗人被请去做评委，名气较次的诗人就写写应景的诗给投稿，糊弄给优秀奖三等奖拿点奖金补贴家用。一会儿某个景区办个什么杯诗歌大赛，一会儿某个公司赞助某个杂志社办个什么廉洁主题的诗歌大赛，还有的迎接什么会议、纪念谁谁诞辰、谁谁死祭。当然也有一些官方诗歌刊物和民刊正力图避免商业化，但是可不要忘记，这是市场经济。自此，发自肺腑的诗歌写作就愈发少了。
诗歌的商业化还体现在诗歌的出版上。有一些伪诗人专职从事诗歌选集的编选工作，他们大多都是说入选作者赠样书一册，有的更厚颜无耻地说，没有样书——除非订购——还是钱的问题。一本诗选一百页选两百个诗人的诗歌，出版一本书成本最多在七八千元左右，每个诗人被要求订购两本以上大概一百块。你看，人家不是有甜头干嘛让你入选呀。而且人家发厚颜无耻的邮件的时候还特意加了一句，可以挂职副主编，供评职称等事宜。事实上，这些编选的伪诗人也是淌过诗歌这条河的，只是“饿死诗人”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实在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当然还有一种商业化的形式则是自费出版。目前自费出版的价格大概在一万至两万元不等，那些有钱的没有经过出版磨砺的诗人便自费出版诗集了，入选诗歌自然是想哪首就哪首了，反正自己给钱。一些手头比较紧的诗人也在考虑合作印制他们共同的诗集，反正结果都是发表了嘛。
（三）诗歌资本家的出现
其实诗歌作为一个事物，有它的时空表现。首先诗人观察到事件或者现象，这些事件或现象引发了思考，诗人通过词语的组织来表达他的思考，而这种表达需要有诗的特征。然后这些文字通过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呈现出来，从而获得认可，成为一件社会事物。于是，把诗歌呈现给大众也就是说出版，是诗歌作品生产的关键。
但是出版却被资本家垄断了。一些在文革中幸存的作家和诗人大多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文坛的主力，一部分留在高校，其他的去到了杂志社、作协等单位，这些人基本上掌握了文坛诗歌的出版，他们中或许有些曾经有过经典的作品，或许有些诗歌的味觉跟不上时代了发展。但是他们仍然活跃在诗坛，即使他们退休，社会资本还在那，这就是中国关系社会学的具体表现。如此，给后辈发个稿子，哪个敢不发呀。于是有一部分失去诗歌生命力的老诗人就成了资本家，他们拥有支配诗歌出版的社会资本。既然是资本家他们就有一个所有资本家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从事生产，这里的生产指的是有价值的诗歌生产。如此往复诗歌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相互转换，自成一个体系，就不关这些下层诗人什么事了。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先锋诗潮伊始之时，先锋诗人宣传诗歌的方式是油印、铅印等自印诗歌的方式，因为他们根本不被认可，根本就无法在刊物上发表。直到后来有了点名堂才陆续有专栏和专门的诗歌评论，逐渐被正统文学承认。但是自印诗歌这一形式一发不可收拾，民刊就成为了被正规刊物排斥的诗人提供发表机会的主要阵地。民刊，顾名思义，与官刊相对，没有出版刊号，也就是说自己印着玩，权当内部交流资料使用的。民刊成为鸡肋之后，自然有好多诗人来争，谁让中国有一百万诗人呢。
现如今，大多数民刊的发展态势，基本上是每一个县作协、高校文学社团或者中文系或者诗歌研究中心等机构组织都以办自己的民刊为追求。而事实上，这些民刊的资金或来自于政府经费支持，或来自于企业的赞助。想想经费，你就知道该期民刊的入选诗人有哪些了，主编、副主编、“支持过和关注过的相关领导”和赞助人以及他们的诗人朋友们自然是少不了的。中国关系至上的时代自然难免，我们诗社社刊给你们诗社半个专栏，你们诗社社刊给我们办个诗展之类的。洁身自好的诗歌民刊实在是凤毛麟角。自然诗歌的产出就变成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以诗歌质量论高下的公平展现了。
三 诗歌的内耗
诗歌的内耗无非值得是诗歌开始走向某种极端，自我消耗的阶段。这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虽然有些危言耸听的可能的现状。诗歌和诗人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定义，诗歌便是靠诗歌编辑和读者来断定，诗人以作品来确定，这样使得诗歌和诗人存在很大程度的随意性，可塑造性。没有统一的尺度来衡量诗歌作品和诗人，导致诗歌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第一、诗歌创新停滞不前：仿制品、抄袭作品层出不穷。事实上诗歌创新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靠一人之功。要认识到诗歌这样一种表达形式需要灌入新的血液，就要不断地创新。而当前仿制品、抄袭作品层出不穷。有的伪诗人把前人的诗歌作品翻新加上自己的名字，那简直就是无耻。更有甚者，有一些“诗歌发表集团”，他们把有限的作品群发到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上去，获取大额的稿费，这样毫无道德的行为只是商人投机的表现，根本就不能称之为诗人。出版业一旦乱了套，自然诗歌这一项讲求产出的事业就会受到威胁。而有些诗人或许江郎才尽或者太过欣赏某些前辈的作品，把他们作品的经典拿来改造成自己的，虽然文字再怎么加工制作，也无法掩饰形式上的雷同。这样自然没有创新可谈。不经过思考的诗歌创作或许并没有多大的价值。近一段时间炒热的“梨花体”、 “羊羔体”等表现形式大胆而有些偏离了探索的方向。这样类似的尝试值得鼓励，但是我们更要勇敢地批评。勇于创新用于实践，只有经得起诗界推敲的诗歌才是有价值的。
第二、诗人与职业诗人的分离。这里涉及到诗人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可以说近代诗人从未成为一种职业，虽然可能从来就没有。诗人这个词只是代表着诗歌作品的生产，是个结果，而不是过程。所以大部分的诗人其实都是业余的，他们或许是编辑、作协主席、出版商、大学教授、医师或者家庭主妇，才不至于“饿死诗人”。这样诗人被束缚在某一特定的职业，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使得诗人的诗作可能会偏离一种自然抒发的状态，其视野自然会受到职业的限制，不过倒也使得诗歌覆盖面深入到各个阶层。事实上，这也反映了诗歌的贬值，其作品已经无法养活一个诗人更别说他的家庭了。
第三、诗歌缺乏个性和吸引力。诗歌的商业化让诗歌成为生活中一种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没有神秘感，触手可及也可能会造成某种意义上的贬值。诗人的自杀可能会让诗歌成为某一段时间舆论的焦点，从而树立某种神秘感。这种神秘感可以开拓市场，但是事实上不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里所要强调的诗歌要有某种吸引力，让诗人有归属感，让读者有读的兴趣。
第四、诗歌小众化、丢失话语权。诗歌小众化意指恰与大众化相反，诗歌的读者群体越来越局限。而关注于自身世界的诗人，把作品都写得自我，像是自己在诗歌里修行一样，这还算诗人里面较为清高的啦。这样一种自我呈现，无法打动读者，打动不了读者就自然失去了受众。一个陶渊明就好，全都是陶渊明，那这样的诗歌自然没有什么意思。后先锋时代的某些独特诗歌写作形式，也让读者无法理解诗歌，无法挽留本来就不多的诗歌的读者。而今诗歌读者局限于诗歌研究者或者写作者这几个群体之中，这也是某些文学期刊难以为继的一个原因。
诗歌没有好的产出，只是一些文人在撑着场子，自然在国内外诗坛、文学界落不到好名声。任你写多少赞美的文章，别人也不会买账。这样诗歌与诗人必然逐渐失去了话语权，在文艺界没有说话的权力，在中国失去说话的权力。当诗歌消耗完自身，便会走向衰落。
四 诗歌前景探微
当然以上的批判或许有些极端，看客们也尽可以当这是一种中肯的忠告。但是以下的忠告则更加针对以上所批评的现象。可以并不隐晦的说，如果任诗歌按照当前发展下去，这些危言耸听就有成为现实可能。
为了诗歌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支持适度的商业化是必不可少的。适度的商业化运作，是诗歌在当前市场经济情况下必须要面对的现实。而具体适度到什么程度，我只能说，诗歌只是要从市场中获得一些资金，来维持诗歌产出的持续性而已，我们大可不必去为了钱创作，为了创作而创作。商业化的同时要把握把持诗歌自身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同时，鼓励诗歌改革和尝试。为诗歌注入新鲜血液，才能够写出感动的作品，才能够真正的入眼诺贝尔文学奖，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规范诗歌出版发行市场是需要特别强调的。诗歌的出版和发行是诗歌产出的关键，采用什么样的选稿标准就会有什么样的诗歌作品产出。杜绝关系稿和任何形式的变相的非实力稿，严格控制诗歌的产出，才会有高水平的诗歌作品呈现出来。这也能给诗歌后辈指引诗歌创作的方向，给他们以启迪，同时形成良好的诗歌创作风气。当然诗歌并没有作为一个专业，形成某种科学的体系，但是如果能有一些有效的诗歌学习和交流的机会那自然对诗歌的后辈起到重要的作用，诗歌自然会逐渐走向繁荣。
发表于《星星*诗歌理论》2013年第10期
现处于诗歌写作和社会学的学习期间，这篇诗歌评论处女作还是相当的不成熟，望各位前辈指正。 |
发表于 2013-5-1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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