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歹长诗《广州故事》讨论会发言提要
白鸦
《广州故事》这个文本，我再熟悉不过了，2005年底我刚刚“触网”，就在网上推荐这部长诗，我大约是第一个大力推荐《广州故事》的人。大家可能知道，我今年搞了一个“新世纪长诗大展与评论”，也收录了这部长诗。
我本来打算在六月份发表“论现代汉语长诗”系列随笔，所以我接下来所说的话，是随笔内容的一部分，但今天没法展开来讲，我只能结合《广州故事》这个文本，从宏观上谈一点自己对长诗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之一：两条大脉
百年新诗，怎么看待其中的长诗现象？其实它是有“脉”可寻的。我们只有从宏观上看清楚《广州故事》在这个长诗的“脉”中处于什么位置，才能认识它的价值所在。
长诗的“脉”在哪里？我们从两个大家十分熟悉的诗人谈起。
第一个人是周作人。1919年1月，周作人发表《小河》，如果这部作品算是长诗的话，它即是新诗史上第一部具有激活现代汉语价值的长诗。第二个人是郭沫若。在周作人发表《小河》一年后的1920年1月，郭沫若发表了长诗《凤凰涅槃》的初稿，这是新诗史上第一部具有精神史价值的长诗。《小河》与《凤凰涅槃》这两部作品，可以看作是百年新诗中长诗写作的起点，并分别开出了长诗写作的两条大“脉”。当然，我说的这两条“脉”是不可截然分开的，我只是为了便于大家看清楚长诗的演变而这样划分的。
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开出的长诗一脉，因侧重精神史层面，影响了后来的寻根写作和神性写作，比如杨炼、海子、彭燕郊、洛夫等人的长诗，即受这一脉影响。此外，这一脉还影响了后来的知识分子写作，如果看短诗，比如现代派的卞之琳、九叶派的郑敏等，如果看长诗，比如欧阳江河、张枣、潘维、陈先发等，均受此脉影响。
周作人的《小河》开出的长诗一脉，因侧重激活现代汉语，影响了后来的口语写作。但遗憾的是，在《小河》发表之后的六十多年间，以激活现代汉语为旨向的标志性长诗作品几乎为零。一直等到六十多年后的1983年，20岁的李亚伟发表了《中文系》，如果《中文系》算是长诗的话，这首诗是六十多年第一次真正续上了《小河》的诗脉。之后，我们看到波澜壮阔的第三代运动与口语写作。再过十年，即1993年，于坚发表了《零档案》，这首长诗再次续上了《小河》的诗脉。
同样是在1983年，与李亚伟的《中文系》几乎同时出现的长诗作品，有杨炼的《诺日朗》、欧阳江河的《悬棺》等，这两部作品续上的是《凤凰涅槃》的诗脉。两者不同的是，《诺日朗》走神性写作一路，《悬棺》走知识分子写作一路。郭沫若的《凤凰涅槃》这一脉，我今天就不展开说了，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刀歹长诗《广州故事》，风格上属于周作人的《小河》一脉。
好，我们继续来看周作人的《小河》一脉。
从李亚伟1983年的《中文系》，到于坚1993年的《零档案》，时间跨度是十年。此后又过了十年，即2004年，刀歹写出了长诗《广州故事》。其实，这部作品也是再续了《小河》的诗脉，并在激活现代汉语层面又有了新发展。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新诗发展到今天才短短九十几年，我们判断一首长诗的价值高低，首先应该看它出现的时间先后，因为不同阶段的长诗在激活现代汉语层面的作用不一样。不谦虚地说，我也写过不比刀歹差的长诗，我心里比刀歹更明白激活现代汉语的重大价值，包括张军的《八十年代》、皮旦的《祖国祈祷词》等长诗，也很出色，但让我“耿耿于怀”的是，刀歹比我写的早，让这家伙抢先了！
基于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新诗早期的《小河》到六十年后的《中文系》，再到十年后的《零档案》，再到十年后的《广州故事》，是新诗运动前80年间出现的、以激活现代汉语为旨向的四个长诗范本。
之二：四个文本
凭什么把《广州故事》与这几位前辈的作品相提并论呢？我可以对以上四个长诗文本略作分析：
周作人的《小河》是激活现代汉语的第一部实验长诗，他是开创者。在我看来，新诗早期唯一称得上大师的诗人即是周作人，因为除了胡适只有他真正领悟了什么是现代汉语，如果说还有一个人真正领悟了现代汉语，那就是毛泽东，只不过毛泽东不写新诗。
事实上，与周作人同时写诗的那些诗人们，几乎清一色陷入了两个泥潭：一是新文言写作，一是欧化写作。
有句话说的非常牛，非常经典：“新诗必定是白话诗，白话诗却未必是新诗”。白话诗既然未必是新诗，那它会是什么诗呢？无非是两类诗：一类是披着白话文羊皮的文言诗，即新文言写作；另一类是披着白话文羊皮的翻译诗，即欧化写作。这两类糟糕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今天，产生了无数酷似东西方诗歌经典却没有现代汉语诗学价值的作品。
李亚伟的《中文系》价值何在呢？刚才说了，它第一个续上了《小河》的诗脉，但这样理解还不够深刻。可以打个比方：李亚伟发表《中文系》的行为，就是一次自杀式炸弹袭击行为。我之所以说的这么悲壮，是因为“莽汉”包括李亚伟本人，后来没能把这种难能可贵的创新持续好。那么谁把这种创新持续好了呢？是于坚。李亚伟的《中文系》以自杀式炸弹袭击的方式，在周作人发表《小河》六十多年后，重新炸开了激活现代汉语的大门，杀出一条血路，像董存瑞一样功不可没，但他自己也随之“牺牲”了。十年后，我们等来了于坚的《零档案》。我的意思，换一种表述就是：“莽汉”打开了激活现代汉语的新局面，“他们”光大了激活现代汉语的新成果。
但是，《中文系》与《零档案》出现的时间毕竟相距了十年，我们应该看到这两个文本的不同之处。粗略地说，《中文系》与《零档案》都是后现代走向的，但是，《中文系》更多的是基于现代汉语自身的爆发力，《零档案》更多的是吸收和消化欧美后现代语言风格，比如受金斯伯格等人影响，而且，《零档案》更注重长诗的叙述结构。
也就是说，《中文系》爆破之后“牺牲”了，随后，《零档案》在继承发扬《中文系》的过程中，做出了艰难的探索和努力，这种努力的具体表现就是吸收和消化欧美后现代语言风格，这种努力同时也意味着《零档案》是一个“过渡产品”——是《中文系》与《广州故事》之间的过渡产品，这种过渡产品的出现是必然的，也是需要的。
那么，刀歹的《广州故事》与李亚伟、于坚两位前辈的作品相比，新的进步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它完全是基于现代汉语自身的，已经看不出《零档案》吸收和消化欧美后现代语言风格的痕迹。可以说，《广州故事》真正实现了《中文系》二十多年前的“遗志”——基于现代汉语自身的爆发力去激活现代汉语。而如果没有《零档案》的“过渡”（吸收和消化欧美后现代语言风格），《广州故事》也没法实现这个遗志。
所以说，百年新诗，仅从长诗的发展演变角度看，有两条区别分明但又不可截然分开的大“脉”。从其中周作人的《小河》一脉来看，2004年问世的《广州故事》是继《小河》之后出现的第四个以激活现代汉语为旨向的标志性长诗作品。虽然同时期或更早也出现过类似这种探索方向的诗歌文本，但都是短诗。虽然现在也有了不少类似这种探索方向的长诗，但写作时间都晚于《广州故事》。
……
以上，即是我理解的现代汉语长诗的“脉”，以及对《广州故事》的宏观看法。限于时间，今天我就不对《广州故事》再作精神史层面的分析了，我只能从激活现代汉语的层面谈一点提要。我的详细观点，敬请朋友们关注六月份发表的“论现代汉语长诗”系列随笔。谢谢宁波的朋友们！
2012年3月10日宁波某酒店 |
楼主
发表于 2013-6-1 06:44
发表于 2013-6-3 16: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