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诗人李琦获两项诗歌奖：《诗刊》首次评出的“年度十佳诗人”奖和第三届女性文学奖。这似乎没有什么谈说的必要。因为，时下各类奖项层出不穷，诗歌奖也不例外。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诗已失去了曾有过的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
诗被边缘化，有两层意思。一是诗本体意义上的，即诗这种价值探问方式本身的不合时宜，海德格尔所谓的“众神隐匿时代”。现时代人们更多的是活在商品的感官中，对人的个别意识或意志的探究和表达大都在漠视之例。一个人持守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呈现在商品交换中的结果是什么。
另一方面，诗作为一种情感的载体，一种文词的表达方式，依然有着似乎与以往并未见少的人群，网上无数诗的趣味群体和诗歌交流可以见证这点。过去人们心目中的诗人大都混在这无数的诗作者中。以纸媒为标志的诗人的精英时代，已被互联网的公众话语时代所结束。精英的声音微乎其微，而流行的诗所滥觞的，大多是一些没有多少现实指涉的浪漫情怀。这让人慨叹，当下聚在诗之名下的人群，与其它的趣味群体究竟有多少不同呢？
因此，就有了诗歌危机论的说法。有人回顾新诗的崛起过程，认为四十年前的中国地下诗歌（朦胧诗的酝酿期）是“对中华古老文明的源头的回归，那就是诗歌的中国”。但四十年过去了，“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词与物，和当年的困境刚好相反，出现严重的脱节——词若游魂，无物可指可托，聚散离合，成为自生自灭的泡沫和无土繁殖的花草。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
笔者涉足诗歌领域多年，也以为在社会功能上新诗与古诗词，差不多到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地步。古诗词在现代人笔下，更多是一种因循的情趣的空壳。比如，古人的名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今人眼里可视之为襟怀，并在审美上升华为一种超越的情境。但对于古人来说，这却是一种社会现实。出世与入世，隐与显，无非一说法，本身并非对立，是现实驱迫下的一表一里。古人的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完全固化在了他们创造的诗歌形式甚至某此特殊的词语组合方式中。但，这样的精神现实，在现在却成了单向度的或说脱离现实的了。
现时代是一种资本操控下的博弈时代，古时代由家庭裙带推及于国家天下的超越的伦理关怀，在当下的现实中是很难具体对位的。想想看，我们每个个体都是适者生存的经济体（单位）的一员，这些经济体并不一定是相互依存的，常常还是相互对立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并且每个个体随时都在见异思迁。
笔者曾质疑一个相当自负的古诗词写作者，诗中的什么君子、红颜一类何所指。以我们酒桌上彼此无忌讳的“龌龊”，谁配君子这个称呼？即如此，为何在诗里以君子自喻？
回过头来继续开篇提到的获两项诗歌奖的李琦。如果以年代划分，李琦与舒婷算是同一时代的诗人，并且情感方式也相去不远：纯洁，温婉多情。舒婷被视为朦胧诗运动的代表人物，在于她将当年被社会长期压抑的个人情感暧昧地结合在了爱祖国的样式里，穿过了意识形态的禁固。李琦从未达到舒婷那样高的音调，因为她更多沉迷的是个人日常情感，诗相对显得自然，反而更具有本真意味。她们共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等俄苏女诗人形成的传统。这传统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即女性个人的情感是与民族的复杂命运纠结在一起的，纯洁作为一种情感持守，在各种以生命相搏的敌对的生存境遇中往往升华为圣洁崇高。当然，与舒婷、李琦同时代的女诗人也有趋向另一极的，即与政治相关的意识形态全不关涉，完全站在女性自然的或说女权主义立场。这一极的女诗人有翟永明、伊蕾等，她们的情感源头可以追溯到美国的普拉斯等，诗中更带有感官的功能性。
朦胧诗在社会上产生的巨大影响也许是历史的特例。由朦胧诗接续下来的所谓第三代诗，依然保持着某种思想先锋的功能。诗开始更广阔地触及接近草根意义上的生活现实，更关注个人的处境和生存的现实性。这样的潮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作为潮流式微，这并不意味着诗的触角在其自身的艺术领域上失去了延展和渗透，而是其与社会的对抗性被消解了。即便是“自戗”似的对着黄河撒尿，以“下半身”裸奔，除了让世人惊讶，如此高雅的族类，竟也如此不堪下道，接下来便是鄙夷，诗人也不过是戏子一类。
新诗给社会的感觉，或从社会的功用上看，已蜕化为脱离现实或说某种趣味化的表达，以及某一特定人群的娱情交流方式。
随着诗这类精英文化的淡出，社会生活中最瞩目的就是根植于东北二人转的赵本山等的小品的流行，它成了当前世俗化狂欢的某种典范模式。其社会效应，除了弥漫在表面的娱乐功能外，深层中则含有对僵化的意识形态的解构，对各种权威话语的消解等等。这是人们已普遍言说过的。但关于它的社会心理支撑的更进一步分析，即社会商品化进程本身构成的社会心理矛盾，至今还少有人谈说。
商品化，确实使社会每个个体享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人完全可以无视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而只视自己的行为在商品交换中的货币价值。也就是说，不论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行为上做的是什么，最终都要还原到其结果：货币的多与少。某种意义上说，货币成了公众价值认定中的准上帝。人的个别性在公众中不再有言说的必要。问题是，人是活在过程中的，每个人都在要求过程的个别化，这是人成为人，或说人的创造性本源所在。关于现代人的这种分裂，马克思有异化之说；另一个百年前的哲学家西美尔对此有更贴近当前现实的论著《货币哲学》。近几年这部哲学经典在中国出版了不下四五种译本。
每个人内心的价值或说持守，在公众的可交流的价值中被转换，换言之被漠视。人是有选择的自由了，但却失去了自我个别价值认定的自由。与此对应的，我们看到赵本山等小品的结构特征：其核心为源于二人转的丑角功能。人必须先成为丑角，才有谈说他人的权力。在赵本山，丑角是节制的，大都以落后乡村的真实可能做背景。到了小沈阳，二人转的粗俗底牌差不多就都抖出来了，以求一种玩闹的效应。何为玩闹？人的个别价值表达都找不到出口，世间的价值何在呢，除了高居于所有有灵之物的货币这个无形怪物之外？人是在这种先毁自我再毁他人的玩闹中，达到心理消解的。反过来，人们可交流的对赵本山等的膜拜，也更多的在于这些演员本身与货币这个怪物的合一。
李琦在诗中所持守的情感方式现在看是传统的。但回溯到当年的意识形态背景中，却是生动的，甚至于是刺激的。我们且分析一首李琦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我最喜欢的这只花瓶》： 我最喜欢的这只花瓶
永远只装着
半瓶清水
有人奇怪 它是花瓶
为什么不只装着花
我说，它装着花的灵魂
我经常出神的望着它
花就在我的眼睛里长了出来
动人而尊贵的花
就像童话里最美的公主
一经露面
就闪烁着震慑人心的光芒
有一天，我用它装满了雪
这是最没力气
在尘世开放的花朵
雪在我的花瓶中化成了水
那伤心的凉
带着一种从天而降的纯洁
我的花瓶
它来历特殊
就像滚滚红尘里
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我的花瓶
举着我心中之花
在缺少美丽的现实中
隐姓埋名地
开放
这首诗与舒婷的《致橡树》并置，就会看到两者的承续关系。即都是通过一种持守甚至于牺牲而达于一种净化和崇高感。不同的是舒婷的献祭感更壮烈，带有一种普遍性的呼吁；而李琦的完全回缩到了幽闭的个人。舒婷当年所揭示的反抗情感是无疑义的，而李琦的则显然是处在内心和现实的矛盾性中的，即李琦只在个人的独语里才如此述说，因而其语调也是独语沉吟的。两首诗的纯洁性分别对应了各自的时代背景，一个是封闭的泯灭人性的时代，一个是商品化带来的道德感沦落的时代。
然而，这两首诗今天读来依然还有味道，更多在于诗自身的感性。即从另一个层面上，我们还读到了某种有关女性身体的暗示，这就是所谓的不变的人性吧。舒婷的暗示：“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李琦的暗示：“ 这是最没力气/在尘世开放的花朵/雪在我的花瓶中化成了水/那伤心的凉/带着一种从天而降的纯洁”。上述语言的生动性突破了诗作者的意识形态背景。
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能完全将诗性扼杀，诗性之美往往就根植于甚至是意识形态的盐碱地里。比如古人最优美的形象“莲步凌波”，就根植于缠裹的女性小脚。美，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属性的。
李琦的另一首《白菊》，应该说是《我最喜欢的这只花瓶》的续写。它突出了纯洁的矛盾性：
从绽开之初我就担心
它打开自己的愿望那么热烈
单纯而热情 一尘不染
它是否知道 牺牲已经开始
关于“纯洁”的观念，如果放到女性本位的视角下，其强调的重心就转移到了人性或说个性自由的持守和维护，她们的纯洁正就是前者纯洁的反面。因而，在占统治地位的伦理观视之，便成了忤逆的，甚至于是放荡的。比如本文前述感官功能一极的女诗人。相对应的，这一极的女诗人，很可能会指责舒婷、李琦等这类男性意识主导下的女性道德感不本真。
笔者以为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能决定诗的真实与否，但被单一的意识形态所同化，却是诗之自毁。诗的本意或魅力正就是对社会普遍被接受的观念的凌驾和逾越，它让不能喘息的喘息，让不可能的可能，它更像是现代的卜筮和咒语，言说着所有还在囚禁中的自由。
诗之感染力或说情感的张力，不在于其所持的立场，而在于通过这个立场揭示出的事件或过程内部的矛盾抗力。所谓立场无非是某种聚焦方式。广义上说，诗人是没有确定的立场的，因而有“凌驾”、“逾越”的形容。
记得笔者在写作《萨达姆之死》一诗之前，曾与对时事政治有一定研究的朋友聊起因这首诗所形成的某些对萨达姆的观点和立场。所谓观点和立场其实只是后话，它们都源于当初观看有关萨达姆事件的电视跟踪报道而引发的个人感触。交谈的时候，朋友对我的想法深感怪异，因为它似乎越出了人们对这一事件所形成的域场。但是，还原萨达姆这个活生生的人所引起的震动，却必然是诗的。那么，它是否获得了逾越现实的诗意呢？诗文如下：
阳台上光线刺眼
卸落重物者
变成发黑的人形
野鹿的头
从袋口躺出
遗弃在重力里
移近的脸
进入它的瞳孔
它们曾像钻石在旷野浮动
全然肉体的自由
英雄或暴君
会瞑目吗?
引领种族
趋向崇高的
是栅栏里的灵魂
巴格达并无圣战
但整个文明
都激荡野性的血
身体瑟缩
钻出地窖
一幕伟大的悲喜剧
殉道，如一个哈欠
他依然
拖着他的身体
同样的恐怖
在间离中
卑微者体验卑微的狂欢
蒙面人架着
他反扣在背后的胳膊
步上梯级
嘈杂静下来
他应合这仪式
喉管吐出腔音
粗硬的绳结
像吊车的钢钩
套住他的脖颈
踏板张开
重力的黑暗
闪光追下去
死没有尊严
蒙上的白布有
他爬在地上
脸倾向一侧
颈部，一朵血玫瑰
他们继续剥手里的桔子
这首诗写出来之后，理路似乎是清晰了，但依然在时论的域场之外。我把它附在了这首诗之后：
“萨达姆事件前后，曾像奥运会一样，聚焦了文明世界的所有看客。巴格达陷落之时，电视中的专家惊讶，巷战怎么没有发生，号称的精锐部队哪里去了。
一方：古老神圣的血肉(包裹在宗教里）；一方：现代非人化的绞肉机。
萨达姆是一个符号，他标志人神时代的终结。人，做为个体，不再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神圣，所有人都同样卑微。正是因了这个前提，卑微者沉浸于卑微的狂欢。
人神隐去，取而代之的是物神。货币，一个中介物，取人神而代之。人无非一盛货币的空匣。这时代，不再有人的政治，不再有人的个别性，只有经济的政治，只有货币多少的个别性。整个世界是一个超人的经济搅拌机。
多少年前，北岛有一首诗《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是对人神时代理想主义破灭的宣告。《萨达姆之死》一诗则是通过一幕悲剧反照物神时代卑微者狂欢于自身的卑微。
诗的伦理立场，总是投向天秤上弱势的一方，它要把阳光和气息通向被紧锢和窒息的所在。因此，它区别于现实政治的立场。”
附：
《致橡树》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也不止像泉源，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籍；
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日光。
甚至春雨。
不，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过，
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的言语。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
像刀，像剑，
也像戟，
我有我的红硕花朵，
像沉重的叹息，
又像英勇的火炬，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坚贞就在这里：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
（舒婷）
《白菊》
1996年
岁月从一束白菊开始
每天，用清水与目光为它洗浴
贞洁的花朵
像一只静卧的鸟
它不飞走是因为它作为花
只能在枝头飞翔
从绽开之初我就担心
它打开自己的愿望那么热烈
单纯而热情一尘不染
它是否知道牺牲已经开始
我知道花朵也有骨骼
它柔弱却倔强地抒情
让人想起目光单纯的诗人
开放
这是谁也不能制止的愿望
从荣到枯
一生一句圣洁的遗言
一生一场精神的大雪
今夜我的白菊
像个睡着的孩子
自然松弛地垂下手臂
窗外大雪纷飞
那是白菊另外的样子
(李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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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6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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