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出真知 历史胜雄辩 （诗论八章）

菊岭耕夫

实践出真知   历史胜雄辩 （诗论八章）




青海 · 李万修





冯雪峰对新诗的假定
    1951年2月19日，诗人、理论家冯雪峰写了一篇《我对于新诗的意见》，虽时过半个世纪，却还有一定的价值。
    这篇文中，冯雪峰认为未来的新诗，可假定为三类——
    第一类：是“自由诗”，即散文诗，不论分行还是不分行。从后来的演变看，那些自由诗确确实实越来越散文化了。可见，冯雪峰把那些“自由诗”归到“散文诗”，是很有见地的。
    第二类：是从民歌蜕化出来的，但仍保持有规律可寻的格律，并举例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这也就是说，具有民歌形式和民族风味的诗，可称之为格律诗，而且群众喜闻乐见。
    第三类：是用人民口语创造的完全新的各种格律诗。这里就是指的各种各样的现代格律诗，也包括从外国传进来的一些格律体诗。
    历史事实证明，冯雪峰对新诗发展的假定，很有正确的方面，值得我们深思！
                        2002.5.5
萧三发出诗宣言
    萧三是我国极有盛名的诗人，五·四时期，就在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上发表诗作。1918年与毛泽东、蔡和森共同创建新民学会。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到苏联，1924年回国，1928年又去苏联任教于莫斯科东方学院。
    1939年春，萧三从苏联回到延安，先后任鲁迅艺术学院编辑部主任，并主编《大众文艺》、《中国导报》、《新诗歌》等刊物。在他主编的《新诗歌》油印小报上，发表了不少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诗作，对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萧三在1941年，曾以诗来阐明自己对新诗形式的主张。在短诗《我的宣言》中写道：
只希望，读下去，顺口顺眼；
不敢说大众化和通俗化；
但求真，写出来，象人说话 ……
    从这几句诗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顺口”，即是节奏和谐，押韵上口。“顺眼”，即是喜欢的形式。“不敢说大众化和通俗化”，这既是诗人的自谦，也是表明要向这方面努力。“象人说话”，也就是口语化，易读易懂不晦涩。
    萧三一直坚持他的这些作诗原则，而且表示坚定的信念：“宁肯被开除诗人之列，也将继续这样唱和这样写。”
    解放以后，他对新诗的状况很有意见。1950年，他有些气愤地说：“我觉得，我们的新诗和中国千年以来的诗的形式（或者说习惯）太脱节了！所谓‘自由诗’也太‘自由’到完全不象诗了！”
    当今大量的诗，要比五十年代的诗更为“自由”得不象诗了。假如萧三在世，又会怎样看待呢？
                      2002.3.28
艾青走回到中国诗
    艾青不仅是一位中国有声望的诗人，而且也是一位世界有名望的诗人。
    艾青三十年代初开始写诗。那时的诗，形式有些散，而且不注重押韵。但他却逐步地在改变着这种诗风，由散乱到整饬，由无韵到有韵。
    艾青三十年代说过：“它却常是首先就离弃了韵的羁绊的。”而到五十年代，他又说：“我同意鲁迅的主张，‘押大致相同的韵’，废古韵，以现代语言的发音，押现代的韵。”
    艾青讲过诗的“散文美”，但“散文美”并不是“散文化”。所以他还说：“我不喜欢散文化的诗。”当诗走向西化时，艾青提出严厉的批评：“有些人写的诗，没有中国的情调，在那些诗里，看不见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即使他们写的是中国的事情，也好象是一个外国人在写中国的事情，因此读了觉得不亲切。那种诗，假如在作者名字下面加上一个‘译’字，我们就会以为是外国人写的，因为它们没有中国的气味。我自己就写过不少这类的诗。”
    在这里，特别应注意：“没有中国的情调”，“看不见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没有中国的气味”，也就缺少了中华的“气派”、“风格”、“韵味”。
    “假如在作者名字下面加上一个‘译’字，我们就会以为是外国人写的”，这就是说，那是外国诗，不是中华诗。
    “我自己就写过不少这类诗”，当指他三四十年代写的那些形式散漫无韵的自由诗。这也就是他对他自己那些诗的否定。
    这里引用骆寒超对艾青诗说的一段话：“解放以来，由于生活内容感受深度等种种原因，以及对民族化、大众化的探索，使他在语言艺术上有显著的发展。语言上趋向于单纯、明丽，形式上趋向于有韵、有格律倾向，这是艺术上成熟的表现。”
    所以我们说，艾青是从西洋诗起步，而逐步走回到中国诗的。
                       2002.4.14
田间也提倡格律
    著名诗人田间，一九三二年始写诗。在抗战时期，是一位擂鼓诗人。正如闻一多称他为“时代的鼓手”，说他的诗是“一声声的鼓点”，“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同时象一颗奇光异彩的慧星，形式纵横自由”。也如胡风说的是一个“勇猛地打破了形式主义的作者”，以致“成了一首诗充满着一个字一行，两个字一行的形式。”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这首诗不押韵，不整齐，可说完全是散文化的。
    四十年代，田间开始转变自己的诗风，形式上向着民族化、大众化演变。所以说，就是这位形式放荡的诗人，后来也写各行匀齐，各节匀称的民歌体的诗，如：
    毛泽东
  咱们领袖毛泽东，
  他们名字满天红。
  他虽住在延安府，
  千山万水在家中。
    田间在五十年代出版的《马头琴歌集》，可以看出完全不象三十年代的《给战斗者》那样任意自由了。集中的大部分诗，每段四行，每行字数基本相当。章法匀称，节奏响亮，韵律和谐，而且不少一韵到底的。可称得上是完美的民族化的诗。
    解放以后，田间大胆地提出了：“我们写诗的人，也应注意格律。”这当然指的就是写诗不能太自由，过散乱，无韵律。
                     2002.5.16
纪弦回归传统
    台湾诗人纪弦，一九二八年就开始写诗。
    1953年，纪弦在台湾创办《现代诗》季刊，同主张格律诗的诗人开展了论战。
    1956年，纪弦倡导的“现代派”成立于台北。他们的口号是：“创导新诗的再革命，推行新诗的现代化。”主张新诗创作的“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
    纪弦注重移植，轻视继承，得到一些人的拥护，也受到不少人的反对。
    1962年春，纪弦解散了“现代派”。1964年2月，停办了《现代诗》杂志。
    后来，纪弦抛弃了现代派诗歌的种种主张。去掉了艰涩古怪的风格，回归传统，贴近现实。
    1987年5月31日，台湾诗人在台北中山堂举行了一次庞大、团结的历史性大会，认为中国诗歌必须植根于民族的土壤，高呼“回归传统，拥抱现实！”要建立中国古典主义的诗论。
    台湾诗人余光中说得十分贴切：“依我之见，对于西方现代派只能取点儿经，而不能西化不回家。”聪明的纪弦，在诗路上跋涉了几十年，终归回了家！
                       2002.6.4
陶行知提倡口语写诗
    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提倡用口语写诗。他强调：“根据大众语，来写大众诗。”请看他一九二二年写的《炸弹》：
  沉默，沉默，
  沉默是你的性格。
  你平生只说一句话，
  从不顾粉身碎骨，
  在惊天动地的爆炸中，
  诞生了幸福的新国。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陶行知的诗短小、通俗、质朴、押韵、口语化的风格。也正如郭沫若称他的：“独开风气之先”。
    陶行知运用口语写诗，也是他的一种艺术追求。
    口语自然纯朴，正如李白诗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口语鲜活亲切，好读易记，亦似艾青说的：“语言在我们的脑际萦绕最久的，也还是那些朴素的口语。”
    事实证明，用口语写诗，确实是条好路子。
                      2002.4.22
王老九是位好诗人
    王老九，是我国有名的农民诗人。他在“手捉犁把编快板”的生涯里，一生编诗千首之多，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称赞。
    王老九出身十分穷苦。旧社会受尽了地主恶霸的毒打欺凌。三十年代时，就编快板给以讽刺，进行反抗。
    解放以后，他的创作火红了起来。曾两次见过毛主席，毛主席还和他握过手。
    一九五六年，全国开展了农业合作运动。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村，有三户贫农不怕困难，坚持办社。毛主席称赞这三户贫农走的道路，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王老九就写了下面这首诗：
    歌唱三户贫农
  这个社好比灵芝草，
  出土露面苗苗小；
  毛主席担水及时浇，
  一夜长得比天高。
    这首诗构思巧妙，寓意深邃，比喻新奇，语言朴实，节奏明快，韵律和谐，可说是难得的佳作。一个人一生能写出这样的一首诗来，就可称之为象样的诗人了。
    然而，奇怪的是，当今有些人却认为王老九算不上诗人。难道在他们的眼中，写那些洋诗的人才算得上诗人吗？
    我们说：王老九是位好诗人！
                       2002.3.19
冯玉祥创建新诗体
  有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1928年起，就举兵反蒋。“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这位过惯戎马生活的军人，同时还是一位诗人，而且创建了一种新诗体，这就是被人们称为“丘八体诗”的。
    1938年3月27日，文协在汉口成立，周恩来邀请冯玉祥以“丘八诗人”的资格参加文协，并推选为文协理事。
    1941年，周恩来在《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一文中写道：“丘八体诗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
    什么是“丘八”？就是“兵”的拆字，也即战士的别称。
    “丘八体诗”也有如战士枪杆诗，它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民间歌谣和古典诗词的传统。如他创作的《早饭歌》，规定在军中开饭前士兵们列队唱一遍：
    下了操场，先吃早饭。
    盘中粒粒，同胞血汗。
    保护同胞，要打日本。
    勇敢忠义，努力苦干！
    冯玉祥创造的这种新诗体，在抗战文艺园地里独树一帜，在中国新诗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2002.2.8

新韵使者

实践出真知   历史胜雄辩 （诗论八章）




青海 · 李万修





冯雪峰对新诗的假定
    1951年2月19日，诗人、理论家冯雪峰写了一篇《我对于新诗的意见》，虽时过半个世纪，却还有一定的价值。
    这篇文中，冯雪峰认为未来的新诗，可假定为三类——
    第一类：是“自由诗”，即散文诗，不论分行还是不分行。从后来的演变看，那些自由诗确确实实越来越散文化了。可见，冯雪峰把那些“自由诗”归到“散文诗”，是很有见地的。
    第二类：是从民歌蜕化出来的，但仍保持有规律可寻的格律，并举例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这也就是说，具有民歌形式和民族风味的诗，可称之为格律诗，而且群众喜闻乐见。
    第三类：是用人民口语创造的完全新的各种格律诗。这里就是指的各种各样的现代格律诗，也包括从外国传进来的一些格律体诗。
    历史事实证明，冯雪峰对新诗发展的假定，很有正确的方面，值得我们深思！
                        2002.5.5
萧三发出诗宣言
    萧三是我国极有盛名的诗人，五·四时期，就在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上发表诗作。1918年与毛泽东、蔡和森共同创建新民学会。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到苏联，1924年回国，1928年又去苏联任教于莫斯科东方学院。
    1939年春，萧三从苏联回到延安，先后任鲁迅艺术学院编辑部主任，并主编《大众文艺》、《中国导报》、《新诗歌》等刊物。在他主编的《新诗歌》油印小报上，发表了不少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诗作，对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萧三在1941年，曾以诗来阐明自己对新诗形式的主张。在短诗《我的宣言》中写道：
只希望，读下去，顺口顺眼；
不敢说大众化和通俗化；
但求真，写出来，象人说话 ……
    从这几句诗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顺口”，即是节奏和谐，押韵上口。“顺眼”，即是喜欢的形式。“不敢说大众化和通俗化”，这既是诗人的自谦，也是表明要向这方面努力。“象人说话”，也就是口语化，易读易懂不晦涩。
    萧三一直坚持他的这些作诗原则，而且表示坚定的信念：“宁肯被开除诗人之列，也将继续这样唱和这样写。”
    解放以后，他对新诗的状况很有意见。1950年，他有些气愤地说：“我觉得，我们的新诗和中国千年以来的诗的形式（或者说习惯）太脱节了！所谓‘自由诗’也太‘自由’到完全不象诗了！”
    当今大量的诗，要比五十年代的诗更为“自由”得不象诗了。假如萧三在世，又会怎样看待呢？
                      2002.3.28
艾青走回到中国诗
    艾青不仅是一位中国有声望的诗人，而且也是一位世界有名望的诗人。
    艾青三十年代初开始写诗。那时的诗，形式有些散，而且不注重押韵。但他却逐步地在改变着这种诗风，由散乱到整饬，由无韵到有韵。
    艾青三十年代说过：“它却常是首先就离弃了韵的羁绊的。”而到五十年代，他又说：“我同意鲁迅的主张，‘押大致相同的韵’，废古韵，以现代语言的发音，押现代的韵。”
    艾青讲过诗的“散文美”，但“散文美”并不是“散文化”。所以他还说：“我不喜欢散文化的诗。”当诗走向西化时，艾青提出严厉的批评：“有些人写的诗，没有中国的情调，在那些诗里，看不见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即使他们写的是中国的事情，也好象是一个外国人在写中国的事情，因此读了觉得不亲切。那种诗，假如在作者名字下面加上一个‘译’字，我们就会以为是外国人写的，因为它们没有中国的气味。我自己就写过不少这类的诗。”
    在这里，特别应注意：“没有中国的情调”，“看不见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没有中国的气味”，也就缺少了中华的“气派”、“风格”、“韵味”。
    “假如在作者名字下面加上一个‘译’字，我们就会以为是外国人写的”，这就是说，那是外国诗，不是中华诗。
    “我自己就写过不少这类诗”，当指他三四十年代写的那些形式散漫无韵的自由诗。这也就是他对他自己那些诗的否定。
    这里引用骆寒超对艾青诗说的一段话：“解放以来，由于生活内容感受深度等种种原因，以及对民族化、大众化的探索，使他在语言艺术上有显著的发展。语言上趋向于单纯、明丽，形式上趋向于有韵、有格律倾向，这是艺术上成熟的表现。”
    所以我们说，艾青是从西洋诗起步，而逐步走回到中国诗的。
                       2002.4.14
田间也提倡格律
    著名诗人田间，一九三二年始写诗。在抗战时期，是一位擂鼓诗人。正如闻一多称他为“时代的鼓手”，说他的诗是“一声声的鼓点”，“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同时象一颗奇光异彩的慧星，形式纵横自由”。也如胡风说的是一个“勇猛地打破了形式主义的作者”，以致“成了一首诗充满着一个字一行，两个字一行的形式。”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这首诗不押韵，不整齐，可说完全是散文化的。
    四十年代，田间开始转变自己的诗风，形式上向着民族化、大众化演变。所以说，就是这位形式放荡的诗人，后来也写各行匀齐，各节匀称的民歌体的诗，如：
    毛泽东
  咱们领袖毛泽东，
  他们名字满天红。
  他虽住在延安府，
  千山万水在家中。
    田间在五十年代出版的《马头琴歌集》，可以看出完全不象三十年代的《给战斗者》那样任意自由了。集中的大部分诗，每段四行，每行字数基本相当。章法匀称，节奏响亮，韵律和谐，而且不少一韵到底的。可称得上是完美的民族化的诗。
    解放以后，田间大胆地提出了：“我们写诗的人，也应注意格律。”这当然指的就是写诗不能太自由，过散乱，无韵律。
                     2002.5.16
纪弦回归传统
    台湾诗人纪弦，一九二八年就开始写诗。
    1953年，纪弦在台湾创办《现代诗》季刊，同主张格律诗的诗人开展了论战。
    1956年，纪弦倡导的“现代派”成立于台北。他们的口号是：“创导新诗的再革命，推行新诗的现代化。”主张新诗创作的“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
    纪弦注重移植，轻视继承，得到一些人的拥护，也受到不少人的反对。
    1962年春，纪弦解散了“现代派”。1964年2月，停办了《现代诗》杂志。
    后来，纪弦抛弃了现代派诗歌的种种主张。去掉了艰涩古怪的风格，回归传统，贴近现实。
    1987年5月31日，台湾诗人在台北中山堂举行了一次庞大、团结的历史性大会，认为中国诗歌必须植根于民族的土壤，高呼“回归传统，拥抱现实！”要建立中国古典主义的诗论。
    台湾诗人余光中说得十分贴切：“依我之见，对于西方现代派只能取点儿经，而不能西化不回家。”聪明的纪弦，在诗路上跋涉了几十年，终归回了家！
                       2002.6.4
陶行知提倡口语写诗
    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提倡用口语写诗。他强调：“根据大众语，来写大众诗。”请看他一九二二年写的《炸弹》：
  沉默，沉默，
  沉默是你的性格。
  你平生只说一句话，
  从不顾粉身碎骨，
  在惊天动地的爆炸中，
  诞生了幸福的新国。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陶行知的诗短小、通俗、质朴、押韵、口语化的风格。也正如郭沫若称他的：“独开风气之先”。
    陶行知运用口语写诗，也是他的一种艺术追求。
    口语自然纯朴，正如李白诗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口语鲜活亲切，好读易记，亦似艾青说的：“语言在我们的脑际萦绕最久的，也还是那些朴素的口语。”
    事实证明，用口语写诗，确实是条好路子。
                      2002.4.22
王老九是位好诗人
    王老九，是我国有名的农民诗人。他在“手捉犁把编快板”的生涯里，一生编诗千首之多，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称赞。
    王老九出身十分穷苦。旧社会受尽了地主恶霸的毒打欺凌。三十年代时，就编快板给以讽刺，进行反抗。
    解放以后，他的创作火红了起来。曾两次见过毛主席，毛主席还和他握过手。
    一九五六年，全国开展了农业合作运动。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村，有三户贫农不怕困难，坚持办社。毛主席称赞这三户贫农走的道路，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王老九就写了下面这首诗：
    歌唱三户贫农
  这个社好比灵芝草，
  出土露面苗苗小；
  毛主席担水及时浇，
  一夜长得比天高。
    这首诗构思巧妙，寓意深邃，比喻新奇，语言朴实，节奏明快，韵律和谐，可说是难得的佳作。一个人一生能写出这样的一首诗来，就可称之为象样的诗人了。
    然而，奇怪的是，当今有些人却认为王老九算不上诗人。难道在他们的眼中，写那些洋诗的人才算得上诗人吗？
    我们说：王老九是位好诗人！
                       2002.3.19
冯玉祥创建新诗体
  有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1928年起，就举兵反蒋。“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这位过惯戎马生活的军人，同时还是一位诗人，而且创建了一种新诗体，这就是被人们称为“丘八体诗”的。
    1938年3月27日，文协在汉口成立，周恩来邀请冯玉祥以“丘八诗人”的资格参加文协，并推选为文协理事。
    1941年，周恩来在《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一文中写道：“丘八体诗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
    什么是“丘八”？就是“兵”的拆字，也即战士的别称。
    “丘八体诗”也有如战士枪杆诗，它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民间歌谣和古典诗词的传统。如他创作的《早饭歌》，规定在军中开饭前士兵们列队唱一遍：
    下了操场，先吃早饭。
    盘中粒粒，同胞血汗。
    保护同胞，要打日本。
    勇敢忠义，努力苦干！
    冯玉祥创造的这种新诗体，在抗战文艺园地里独树一帜，在中国新诗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20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