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写什么”与“怎么写”？

肖振中

书人茶座

花城出版社《多多诗选》的最后一首诗《四合院》写于1999年，其中有这样的诗行：越过一片平房屋脊，四合院的／逻辑，纵横的街巷，是／从谁的掌纹上预言了一个广场……把晚年的父亲轻轻抱上膝头／朝向先人早晨洗面的方向／胡同里磨刀人的吆喝声传来／／张望，又一次提高了围墙……之所以选择最后一首为例，是想证明多多诗歌创作中的某种追求几十年如一日。多多诗歌是朦胧诗的典范，然而又承担了深刻的社会责任。

多多，原名栗世征，1951年生于北京，著有诗集《行礼：诗38首》、《阿姆斯特丹的河流》等。1972年起，多多疯了似地开始诗歌创作。诗人芒克在随笔集《瞧！这些人》里说：“我想没有比多多写诗更投入和玩命的人了。他硬是把自己从一个胖子写成了一个瘦子。当然他的诗无疑也是一流的，我认为在当今中国能与他匹敌的诗人真没几个。”多多在诗歌创作中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他曾热衷政治、哲学是分不开的，而且，他曾在《农民日报》干过新闻行当。在《环球》杂志做过新闻编辑的西川在诗文集《水渍》里说：“一个优秀的诗人，需要14年的记者生涯。”想必，他的“14”并非实数，据我理解，西川所要表明的意思是：“诗歌需要具有现实感、时代感。”

多多诗歌中的现实感、时代感，只看诗作标题或许就能觉察些什么，如《回忆与思考》、《1986年6月30日》、《锁住的方向》、《锁不住的方向》、《解放被春天流放的消息》等。文学犹如大海，也有类同于潮汐的规律，在“怎么写”思潮渐退后，“写什么”又得以显露。如今，多多诗歌倡导的社会责任与良知，正在蔓延、扩张，文学与大众的相互呼应的时代就要来临。

诗人梁平说：“我们的诗歌深陷‘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误区，忽略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社会责任和作为诗人的社会担当，忽略了我们究竟该写什么的深度思考”，“面对现实的痛处、生活的无奈，很多人无比悠闲地陶醉在自娱自乐当中。这个事实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诗歌身处边缘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诗人疏远自己的家园，诗人忽视国计民生，诗人忽略百姓疾苦。这样一种状态的写作，怎么不可能走到边缘？”梁平呼吁：让我们的诗歌重新回到土地上来，感动这片土地，感动和我们同在一片天空下的每一个生命。张同吾在《诗的审美期待》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代诗歌总体显得平庸和细琐，缺乏表现时代精神的大气磅礴激人奋发的诗篇，缺乏传达人民心声感人肺腑引人共鸣的诗篇。”

当然，倡导诗歌的社会责任，宣扬“写什么”，并不意味着放弃“怎么写”。西川在诗文集《深浅》里不无忧心地说：“现代汉语已经是很西化的语言了。”言下之意，汉语不可再西化下去了。而诗歌的“怎么写”就是张扬汉语个性的一种途径。

是的，“写什么”与“怎么写”是架在诗歌肩头的一副担子，缺了任何一头，诗歌都难以完成行程。

(本文来源：宁波网-宁波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