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种风都有他的方向——21世纪的青海诗歌风景

肖振中

                            每种风都有他的方向——21世纪的青海诗歌风景     
                                                
                                                                  2013年08月30日 来源： 青海日报

编者的话：

        为庆祝第四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成功举办，本报“江河源”副刊特约请我省著名文学评论家刘晓林先生撰写文章，对我省近年来的诗歌创作情况作了梳理和评论。现将此文刊发，以飨读者。

        阅读、检视21世纪以来的青海诗歌写作，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仿佛一片连绵的走势平缓的山峦，因没有高峰突起，缺少了参差错落的韵致，又仿佛一条水阔流平的河流，因没有湍急浪涌，缺少了起伏变化的生动，因此，依据标志性作家的序列结构以及通过对作品文本的经典化判别建立关于一个时段文学现象叙述框架的方法，用以描述21世纪青海诗歌写作因缺乏针对性而无法产生实际的效力。同时，毋庸讳言的是大多数青海诗人存在着一种难以化解的、根深蒂固的边地心态，使青海诗人在有意无意之间疏离于中国诗歌的当下场域，因此这也使得在中国诗歌的整体格局中指认青海诗人的创作谱系、文化脉象和风格类型显得颇为棘手。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现象也正好说明青海诗人对独立性品质和个人化写作的推重，借用青海80后诗人曹谁的一句诗，“每一种风都有他的方向”，正好可以用来形容21世纪青海诗人的写作态度和存身诗坛的姿态。

        当把目光聚焦在青海诗歌在跨入21世纪的那个时刻，会觉察到其中的寂寥，甚至是悲怆的况味，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世纪末，青海诗歌经历了由波峰到波谷的曲线变化，那时正值谷底。纵观青海现代汉诗写作的历程，80年代中后期应当是发展的黄金时段。那时，中国社会结束了思想禁锢的梦魇，开始重新确立人性的尊严和人格独立、自由的权利，在尊重人类普遍生存经验的基础上重返理性实践的道路，中国文学因适时地张扬人的主体性地位，参与社会文化建构成为影响国人精神世界的最重要领域。青海诗坛正是在这一的文化语境中迎来了一个短暂却又充满了荣耀的时刻。此前，相比起文化中心地带起步较晚、长期亦步亦趋追随主流话语的青海现代汉诗并未建立起丰厚的本土经验，虽然不断有诗人将时代主题与民间风情、歌谣的元素进行拼接以显示诗歌的地域属性，然而却因无力摆脱既定写作模式的限制凸显独有的诗歌品质，80年代，在日益崇尚多元化和文化自觉的文学写作氛围的濡染之下，特别是“西部诗歌”的倡导为青海诗歌营造属于自己的意象系统和话语方式提供了可能性与契机。青海诗人之所以集体性地响应“西部诗歌”的主张，不仅在于一种地缘文化的认同，而且是对建立创作的文化根基的渴求，于是，青海诗人自觉的勘探西部高地的岩层，从自然地理风貌和人文历史中去捕捉西部的文化精魂，从而为自己的诗篇注入一种元气充沛的力量，建立一种与西部悠远的历史和岑寂、旷远的自然景观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深沉、雄浑的诗歌风格。

        为青海诗歌的本土经验增加了更为深刻、丰富质素的是80年代在中国诗坛异军突起的昌耀。这位出生在湖南桃源某个空旷城堡中的羞涩少年，这位钟情缪斯的前志愿军战士，冥冥中被一种的神秘力量所牵引与青海结缘，让他戛戛独造的诗篇与占据了他生命中最漫长时光的青海岁月产生血肉联系，命定般地领受勾描高大陆的自然形体和精神骨骼，创造将主体人格与土地山川、地域风情和沧桑历史神形契合的博大恢弘诗歌气质的使命。结束了长达20年的如飘蓬般辗转荒原的生涯，昌耀回归诗坛，他将苦难、困厄年代充斥着痛感的生存体验，置身孤独境地直面生命真实而获得的体悟，以及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思索熔铸在为他赢得广泛声誉的《大山的囚徒》、《慈航》、《山旅》、《雪。吐伯特女人和他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等诗作中，这些作品自然不乏通过真理与谬误冲突的书写实现某种批判意图而呼应当时呈主流之势的反思文学话语的考虑，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源于私人经验对于历史和自然的个人化的审视，那作为落难者却要努力成为“北国天骄赘婿”的对于人民、土地的诚挚情谊，那遥远村落土屋中那童声歌谣弥漫的俗世欢乐，还有在宗教的维度上展开的关于“爱与死”、“苦难与救赎”等命题的探究继而对彼岸、信仰意义的肯定，这一切所显现的多层次的心灵构架无不出于炼狱般生活的赋予，以及对于个人创伤记忆的反刍淬炼而成的迥异于他人的抵达事物本质内核的感知力和刺激力，同时，奇异组合的繁复意象呈示西部场景所形成的陌生化效果，精确的、富有质感的细节刻画与大写意式的画面勾勒的疏密有致的结合，时时引入古语、方言而显扭结生涩却达意传神的语言，使得昌耀的青海书写极大地提升了青海诗歌的内在品质。而且昌耀受人瞩目之时，恰逢“西部诗歌”强势推进，于是他的诗歌因着意西部高地风物和文化精神的表现，以及对西部生存境遇的真切体味而适时地成为印证西部诗歌主张和实绩的典范，昌耀本人也逐渐成为西部诗歌的重镇。

        这一时期，因为昌耀的存在，因为青海诗人聚拢在“西部诗歌”的旗帜下所表现出的集体力量，使青海诗歌呈现出富有创造力，颇为活跃的样貌。但这一局面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进入90年代，中国的文化语境和诗歌的生态环境发生了诸多变化，青海诗坛随之热潮退却，复归平静。其中原因，首先是“西部诗歌”在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之间存在裂隙，力图在地域广袤、文化观念与生活形态有着巨大差异的西部整合出自洽性的总体特征非常困难，这使得诗歌西部属性的认证成为难题，在无法得到理论资源更有力的支持时，作为诗学主张引领而形成潮流的“西部诗歌”偃旗息鼓，诗人们沉潜下来，开始了深层次的关于地域文化与诗歌写作关系的摸索。其次是整个社会的物质至上、消解深度的平面化倾向，致使坚守人类精神纯粹性的诗歌与整个文学领域一起退居社会生活的边缘。在这一背景下，青海在“西部诗歌”浪潮中聚集的一支阵容整齐、年龄呈梯次延续的诗歌写作队伍解体了，有的诗人似乎经过一段时间岩浆喷射般的写作之后呈现出某种衰退的迹象，有的投身商海，有的调离了青海，同时也就告别了诗歌，在80年代后期繁盛一时的青海诗歌活动就此风流云散。

        上世纪90年代依然是昌耀勉力维持着青海诗歌的光荣。1989年，他完成了煌煌巨篇《哈拉库图》，最后一次在反观自我的荒原经历中发出了对悲剧性的又是令人血脉贲张的沧桑历史和原生态生活图景的咏叹，而后转向了隐喻性的抒情，远离激情开始了静默的内心省思，用执拗的态度抗拒着物欲纵横的现实对精神的侵扰。这一时期，现实生活中的昌耀窘迫得无可措手，而在诗艺上的纵深探索却赢得了更多同道的认同和理解。他的诗作经常出现在中国重要的文学刊物中，频频出席国内的诗歌活动，更有一些年轻的诗人，朝圣般来到青海，他们旅行的最重要目的就是拜访昌耀，他们想认真探究青海这个遥远的地方与诗人，与一位有独立品相的大诗人生成的内在关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90年代的昌耀代表的就是青海诗歌的形象。

        2000年3月23日，诗人昌耀向着清晨的曙色奋身一跃，终结了自己颠踬、曲折的生命旅程。这一事件是青海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不仅是一个茕茕独行的天才用决绝的姿态完成的一曲“向死而生”的绝唱，同时也是青海诗歌一段充满荣耀和梦想路程的休止符。昌耀的背影渐行渐远，远去的还有他为青海诗歌赢得的敬意。青海诗坛在巨星陨落的阵痛、黯淡之中步入了21世纪。

        昌耀的离世，为青海诗坛留下了难以承受之痛，也留下了难以承受之重。昌耀用自己一生的才情、抱负、心血堆垒了中国西部巨大的诗歌塬体，这是这位被称作高原的奴隶与圣者给予青海——这块让他领受精神和肉体的苦役，同时又培植、磨砺了他的诗情的土地最丰厚的馈赠与回报，是留给青海诗歌丰饶遗产，但任何作为遗产的财富都有两面性，既可以成为后来者赖以发展的资源，又可能成为后来者前行的负累。事实上，在青海为数不少的年轻的习诗者的写作中，或隐或现存在着昌耀诗歌辐射的色泽，从介入西部高地景观的角度，意象的选择和语言的运用，可以发现带有昌耀徽记的元素。无疑，昌耀诗歌是青海诗坛最可珍视的、受用不尽的本土经验，然而，这也是一种极具个人性的经验，先天的禀赋，教养、时代、环境、阅历化合而成的一个诗人独有的感知世界和抒情言志的方式，实际上很难转换为一种公共经验，也是难以移植与复制的，忽视创作主体之间的诸多差异将大师的经验演绎为普适性的审美标准，结果只能是对独创性的限制和个性的遮蔽。因此，如何克服影响的焦虑，创造性地继承昌耀的诗歌遗产成为新世纪青海诗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21世纪初诗学主张层出不穷，各路诗人为获取更大的话语份额而争执不休的诗坛，青海诗人几乎喑哑无声。这一方面是因为青海诗人一贯坚持的不盲目跟风的行为方式，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久居偏远之地形成的某种边地心态所致。边缘化生存，与中国现实诗歌场域的深刻隔膜使得青海诗歌难以进入诗坛主流的视野，这使得昌耀身后的青海诗歌在中国诗歌版图中的身份显得晦暗不明。因此，如何重塑青海诗歌的形象，又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

        任何事物极盛之时必含危机，极衰之时必现转机，所谓否极泰来，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智慧地解释了“道”的运行法则。的确，在受到重创，充满了焦虑、困惑的21世纪初的青海诗坛，同时也孕育着新的生机。上世纪90年代“西部诗歌”落潮之后，一批60、70年代生人的习诗者却怀着一份对诗歌的虔敬，默默地研磨着诗艺，良好的教育背景，绝不褊狭的审美趣味，以及只为诗歌本身负责的专注、诚实的态度，让他们逐渐羽翼丰满，进入新世纪，正值他们创造力最为蓬勃旺盛阶段，因此成为青海诗坛的主力。得力于这批诗人韧性的坚守，青海诗歌的生态逐步恢复与改善。同时，一些前辈诗人依然以新作彰显着创作活力，更年轻的80后诗人跃跃欲试，因而，曾经被削弱的青海诗歌力量重新悄然聚集。有必要罗列一下活跃于21世纪青海诗坛诗人们的名字，宝刀不老的前辈诗人秋夫、白渔、格桑多杰，80年代成名的马丁、肖黛、风马、杨廷成，90年代涌现而今趋于成熟的班果、梅卓、马均、马海轶、师延智、周存云、韩文德、翼人、葛建中、宋长玥、马非、原上草、孔占伟、胡永刚、郭建强、曹有云、主人、江洋才让、张正等，还有“文革”后出生的新锐诗人如衣郎、曹谁、西原、刘大伟等，这是一份并不完备的名单，但已经不能不让人对地处边远、入口稀少的一个省份诗人出现的高比例表示惊异。上述诗人特别是支撑着青海诗歌基本格局的60、70年代诗人，虽然尚未奉献出具有广泛、持久影响力的作品，但也佳作频频，出现在国内重要诗歌刊物和年选的几率较之以往大大提升，并且大多在此间出版了个人诗集。他们在“青海诗人”这一名号下并不在意于同声相求的集体力量的展示，而是和而不同，各自营造着专属自己的艺术品质，杂花生树，使得青海诗歌生态的更趋多样性。

        继昌耀之后，青海再次受人瞩目是“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和“青海国际土著诗人帐篷圆桌会议”等诗歌活动的举办，同时这些活动提升了青海公众对于诗歌的关注度，对于青海诗人建立写作自信大有助益。在首届诗歌节上，各国诗人在圣洁的青海湖畔签署宣言，承诺“让诗歌重返人类的生活”，并且盛赞青海是诗歌的摇篮，是一个可以激发无穷想像力的地方。不同地域的诗人不吝词语肯定着青海大地山川的高远宁静之于维护诗歌纯洁性的意义，这无疑让青海本土诗人更清晰地认识到脚下这块土地的诗性特征。历次诗歌活动确立的主题，或多或少都与青海的历史际遇与现实处境以及自然地理所呈现的文化特质有某种契合之处，对青海诗人自我位置和身份的确认具有更为直接的启示，比如第二届诗歌节“现实和物质的超越——诗歌与人类精神的重构”的主题，其中包含的对于日益物化和精神碎片化现实的忧患，以及诗人修复人类心灵的终极责任与使命的重申，就是青海诗人非常愿意认同并付诸实践的写作姿态。而历次诗歌活动中出于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目的对诗歌的民族性和本土性价值的推崇，更是对青海诗人边地心态的纠正，让他们明确认识到被“文明”的偏见所遮蔽的地域都是人类生存图景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些被边缘化的地域同样体现着人类生活的共有质素，对于地方性生存的深度关注同样可以抵达人类精神的根部，相反放弃原乡体验，削足适履去适应中心话语，只能使写作处于游走无根的状态。这一认识的重要性在于，青海诗人在更为宽广的视界中，确认了个人化写作的意义，确信不为风潮所动，拒绝时尚标准、趣味的侵扰，拒绝流行诗学标签规训的写作不是自甘落伍，而是尊重自己内心真实的表现。可以说，一系列国际性诗歌活动举办，对于青海本土诗人重新认知青海以及发现孤独中坚持的意义，继而优化诗歌生态环境，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经过长时间心智的磨砺，沉默中力量的积蓄，青海诗歌结束了在低谷的徘徊，逐渐显现风生水起的迹象，开始呈现繁花绽放、嘉木青翠的景致，这是接受了山宗水源之地滋养的几代青海诗人共同创造的风景。前辈诗人秋夫、白渔是值得尊敬的，他们以勤奋和从来不曾衰退的创造力增加着青海诗歌的厚度，见证和参与着青海诗歌的历史。秋夫作为撒拉族文学的拓荒者，50年代曾以一首《二月的庄子羞了》成名于诗坛，那是一首热烈欢快，展示民间风情的速写小品，此后，在磨难中用极其私密的方式写下了谴责邪恶期盼光明的诗篇。80年代经过短暂的呼应时代的写作，转向奇崛、险峻的探索之路，组诗《走向迷宫》意象繁复，中外文化信息的密集交织使文本意义饱满丰富，呈现出一种诡异幽深的气息，而进入新世纪，所写的追古抚今之作有退却铅华之后的洗练与从容，秋夫诗风几经变化，而这一过程贯穿了青海现代新诗发展的历史。白渔在上世纪60年代初，登上诗坛，当时作为地质队员的他很自然地将笔触集中在拓荒者身上，他不刻意追求与大规模的开发活动相适应雄浑大气，而是着意于建设者心灵之美的挖掘，形成了清新、自然、蕴藉的风格，80年代，白渔自觉地从青海大地的山川湖泊中汲取智慧和灵感，在满怀敬畏之情的咏唱中成就了“江河源诗人”的博大开阔胸襟。21世纪的白渔，写了大量的咏史诗，在穷理尽性的探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思，在凝练的诗句浸透了关于兴亡、盛衰的诸多感慨，同时也体现着岁月、阅历打磨而成的苍劲、智性与通透。

        由于青海诗人对个人化写作的坚持，诗人之间的分野非常明显，人人都在营造自己的诗歌品质，其中不乏特立独行者。马非是一个坚定的口语诗人，是以伊沙为核心的“民间写作”诗歌阵营的重要成员，能在“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对立潮流中确立自己的身份，但在青海却少有同路人，他在普遍强调诗歌的语言典雅和风格的庄重的青海诗坛颇显异端色彩。马非的诗歌直接介入现实场景，将日常生活的琐屑凡庸的事物纳入笔端，以调侃、戏谑的方式和直白无忌的语言揭示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中的乖谬、荒诞，在他拒绝崇高和平民化的符合物理人情的书写中，实际上是有曲意用世情怀的。赵贵邦是一位不懈地进行文本实验的诗人，他的没有标点不分行的诗体极具辨识度，他的诗句是冲破堤坝，泥沙俱下的语言狂欢，在滔滔不绝的倾诉中表达的是一个感觉敏锐的诗人置身现实的愤怒或无奈的情绪，不能确认他的诗作是否受到金斯伯格《嚎叫》的影响，但两者确有相似之处。诗人主人是一位狂狷之士，时时语出惊人但却坦荡率真，在他近乎苛刻地对于诗艺的探索中流露的对诗歌宗教般情感，早期的诗歌追求一种恢弘的气势，即便是篇幅有限的诗作，也试图营造多重音响混合、变奏的曲式，另外中外古今文化典故的自然拼接，使之意蕴丰富，而近年来，却注重生活场景的复原和细节的精描，不时出现的让人解颐一乐的奇思妙语，使其诗作充满智慧又不乏顽皮、游戏的味道。上述几位诗人的写作，因其鲜明的个人性而显出了别样的风致。

        从题材的角度而言，青海诗歌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对河湟风情的展示，这也成为青海诗歌的一种地域标识。明代初年，青海河湟地区兴学之风渐起，中原文化逐步渗透，接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直接催生了本土文人写作的出现。明清两代河湟文人用传统诗体、怀着深切的家园情怀，描摹河湟的山川形胜和风俗民情的“河湟诗”成为了青海传统文学的重要现象。时至21世纪，河湟地区的河流、塬地、村落以及人文历史依然给青海诗人提供着灵感与激情，一批生长于斯的诗人怀着对故土的永久感念，始终执拗地守望着生命根须所系的土地，矢志不渝地书写乡土，接续了河湟诗的历史传统。杨廷成称得上是一位典型的“河湟诗人”，写诗30年，他的笔须臾没有离开过河湟的田地与村庄，始终坚持为故园胼手胝足的农人塑形，挖掘故土种种人事物象蕴含的伦理意义和人性的力量。他质朴、本色，富有情趣的如《瓦蓝青稞》《酒家巷》等诗作的意义，在于保留了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消失乡村的记忆。师延智、周存云则将河湟谷地升华为精神家园与灵魂的栖息之所，赋予乡土纯粹与高贵的品质，这种对故乡诚挚的情义与感念同样是更年轻的诗人邢永贵、刘大伟抒情的基调，河湟谷地是他们永远走不出，也不愿走出的背景。

        青海作为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各个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习俗和精神气质，书写民族历史和心灵世界是青海诗歌的重要领域，其中藏族诗人和撒拉族诗人运用现代汉语为自我族群代言及其存在证言的诗歌写作尤为突出。少年成名的藏族诗人班果的诗作永远洋溢着对自然的敬仰和对生命由来之所的感念，追溯生命的本源成为他抒情的原初动力，而对雪域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负面因素，也保持了敏锐的警觉，在《乌鸦》、《诗人》等诗作中，在理性认同现代文明价值的同时，也对本民族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可能产生的变异和本质的丧失的表示忧患与焦虑。梅卓的诗歌惯常通过都市与草原景观的参照，去展演一个眷念祖先荣光历史的敏感女性对时下目迷五色生活心存疑惑的复杂情愫。江洋才让以细节的铺陈，高密度的词语连接，借助草原上翱翔的兀鹫、烈烈风动的经幡、飞奔的骏马等物象去勾描藏域天人合一，富有神性意味的生活方式。洛嘉才让则以悲情的音调叹惋着父亲般草原的苦难与陷落，展示一个民族在斗转星移的演变中所形成的孤傲气质。上述藏族诗人大多有接受完整的现代教育的背景，纯熟的现代汉语运用与鲜明的民族气息的水乳交融，显示了他们成熟的文化心态和包容性的诗艺追求。而作为从中亚撒马尔罕长途跋涉来到青海东部的黄河岸边寻找到再生之所的撒拉尔的传人，马丁、翼人、韩文德则不懈地追寻着自己诗歌的气质与撒拉族传统的契合，他们一方面在当下时间的维度中展示着骆驼泉、清真寺、俯身的虔诚祷告、在田野里吟唱歌谣的艳姑以及用羊皮筏渡河的父兄所连接的现实的撒拉人的家园；另一方面，他们冥冥之中似乎领受了祖先的托付，用诗歌来回望和书写自己民族悲壮的历史，力图传达出民族艰难的历史和复杂的精神体验。作为对民族历史、文化追寻的自然延伸，他们的诗篇中有着由信仰支配下的朴素而圣洁的宗教情怀，渗透着鲜明的伊斯兰文明的色彩。

        活跃于21世纪青海诗坛的诗人，大多无法用题材、地域、族裔的标准进行划分归类的，但如果一定对这些诗风迥异的诗人进行笼而统之概括的话，那么注重生命体验，关注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考量人性的实质、测度生命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则是大体一致的取向。马海轶曾经是略带忧郁，祛避现实纷扰的追求纯粹、温润精神生活的浪漫抒情者，进入新世纪诗歌中的内倾性审视减少了，代之以对外部世界矛盾、荒谬俗世面相不动声色的反讽，偏爱的形制精悍的诗歌，语言删繁就简，避免使用修饰语，并有口语化的倾向，但变化之中也有坚持不变的品质，那就是把诗歌视作生命存在的证词，是对生命真实的探究，调侃和冷嘲不过是对现实秩序的解构，暗含着对幸福、纯净、富有尊严感的诗意栖息之所的向往。郭建强的诗歌有一种尖锐冷峻的气质，充满了穿透文化的成规撕开生活的假面道出真实的智慧和勇气，他在经过“心化”的物象中注入复杂的生命感受，继而淡化现实场景，将个体生存境遇和生命本相的体认引入生命哲学界域，繁复的意象，冷峭的语言，致密的思辨，构成了紧张对峙又极具张力的诗歌世界。曹有云的诗歌凝重、苦涩、苍凉，他在缺乏同道声援的遥远边城，以一种少有的耐力磨砺着诗情，在精神饥饿的城堡中试图用诗歌找寻救赎和突围的可能。他面对现实的粗粝、荒凉，面对自我的困惑与彷徨，细心测度着时间的重量和生命的质量，他将内心的挣扎、撕裂化为了奇诡的意象与峭拔的诗句。上述诗人的创作大体是在关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维度展开的，正视现代社会中人的分裂和人性的欠缺，直面生存困境，对生命本相的冷静揭示显示了思想的深度。

        在祛除了使命的律令和拒绝公共话语的写作中，青海诗人非常注重自我经验的传达。可能是女性更珍惜于内心生活的体察，因此肖黛、赵秋玲两位女诗人用诗歌小心翼翼地护卫着在生活中获得的种种感触，她们时时沉湎于“一个人的生活”。肖黛的诗歌有一种优雅细腻的书卷气息，她以温婉的态度面对琐屑的日常生活，去捕捉庸常日子中的奇异，超越逼仄的现实规则的限制去寻求心灵体验的丰富与自由。赵秋玲诗作常涉及旅行和阅读内容，她迷恋与自己的心灵的历史相关那些地点、细节和人物，并与之进行一种隐秘的交流，在互相的致意中安绥自己的精神。而男性诗人似乎更注重外在经历与精神世界的结合，原上草是一位移居青海高地的诗人，早年农耕环境下养成的敦厚笃实的性格与他后来生活的草原游牧人所呈现的旷达豪爽气质颇有差异，所以他最初涉笔草原风貌不可避免带有观光客的眼光，多年后现实生活中的他已与草原密不可分，他的诗歌由此完成了主体精神与高地景物的神形契合。胡永刚是一位长期寄居异地的青海诗人，他的笔名为青海湖，无疑暗示着他对于故土和精神原乡的深情瞩望，他的有关青海大地诗篇，开阔俊朗，质地饱满，可以确认烙印在他精神骨骼中青海徽记是他诗歌特有气质和胸襟生成的原因。70后诗人张正的作品不断书写着童年的经验，里面经常闪现着一双儿童的怯生生的忧伤的眼睛，那眼睛注视的是苍白冷漠的世界，让人不由得联想，这种书写是否源于某种孤独或恐惧的创伤记忆？他写作于不同年代的大量诗篇总题都是暗藏玄机的《它多么小》，世界被无穷尽地缩小，小到童年的一支铅笔、一件新衣，里面弥漫着忧郁与清冷的感觉。

        在21世纪青海注重生命体验的诗歌创作中，还有一种将生命意识推演到广阔地理空间的写作，并且因对本土生活场景切入肌理的刻画正在成为青海诗歌的显特色。“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青海诗歌历来关注的题旨，每个时期的诗人都在力图对此命题做出符合他所存身时代要求的阐释，近期涉及这一题旨的诗作，褪去了主流价值观的色彩，更强调了主体与客体，自我与自然物我无间的融合。葛建中是一位行吟诗人，多年来在辽阔的青藏高原不停地行走，将步履所及的一处处地方堆垒为一个完整的青海高地形象，将雪域戈壁、山川河流内化为自我精神的构成元素。宋长玥则在青海高地辽阔广袤的背景中展示雄性的力量，“一个男人的青海”已经成为他诗歌鲜明标记记，“青海”这一地理空间是他诗歌中集拙朴浑然的原始气息、超凡劲拔的生命意志、温厚包容的扩大胸襟为一体的精神场域，由此展开关于爱、期待、真理的思索，而且，青海方言和“花儿”曲式等土著文化元素的适度借用，使其诗歌的地域性风格愈加鲜明。

        文化大革命后出生的青海青年诗人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群体，其中代表性的诗人是曹谁、西原和衣郎。他们以迥异于前辈诗人的方式进入诗坛，他们成立诗歌沙龙，提出诗学主张，举办诗歌朗诵会，编印内部交流的诗歌资料集，曾经在他们身边聚集了一批省内外的校园诗人，他们的活动成为青海诗坛颇具影响力的民间诗歌现象。曹谁力主“大诗主义”，核心理念是“融化古今、合璧中西、和合天人”，力求诗歌揭示纵贯于世界的宇宙本质的精神，寻找与这种内在精神相匹配的“大意象”。他的诗歌中勾勒了一个以中国西部的帕米尔高原为中心的亚欧大陆地理背景，“亚欧大陆”与自然地理中的真实地域无涉，这是借助冥想构建的一个世界模型，具有自在自为的文化秩序，他力图描述这一虚拟世界与宇宙形态的同构关系，诗中对混沌世界的外在品相勾勒和内在精神的挖掘，由此而生的神性、广袤气象或许就是曹谁所心仪的“大诗”境界。西原则在诗歌中渲染着一种阴冷、幽暗、绝望的末世氛围，他似乎特别迷恋那种浸透骨髓的悲剧感，诗中经常出现诸如“黑夜”、“遗书”、“晚钟”、“刑场”等意象，无不指向失重、凝滞的末世，他是用冷峻、残酷的词语见证在时间的最后时刻，世界轰然坼裂、塌陷的诗人。衣郎的诗歌不似曹谁、西原那般凌空蹈虚，他不是用繁复的意象掩盖贫弱体验的诗人，而是一个立足大地对普遍的人生意义进行勘探的诗人，因此他的写作是一种“有根的写作”。他的“黑夜”意象暗喻生命静谧、安详的状态，然而他并不回避矛盾，经常展开个体生命与层层累积的历史、鲜活的现实之间的对话，其中既有对苦难的诘问，也有对命运无奈的叹息，渗透着怆痛和依恋相互交织的生命意识。这批诗人正在成长，预示青海诗歌未来的无限可能性。

        必须重申的是，用诗评界惯用的题材、流派、族裔、代际、性别等分类标准归纳21世纪的青海诗歌写作，继而进行综合分析几近无效，在中国诗坛的整体格局中对青海诗人进行身份指认同样是困难的，青海诗歌少有在喧嚣不止的诗坛弄潮的愿望与冲动。当然可以指出青海诗人精神特质的某些相似，比如以谦卑的姿态和虔诚之心面对诗歌，比如对诗歌维护人类精神纯粹性意义的坚守，比如涉笔青海本土场景时所表现的文化、地域的亲缘性，然而他们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上又是各不相同的。由此，我想到了“共名”与“无名”这一组对立的概念，这是文学史家陈思和先生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历史所创设的一组术语，前者指群体性地追逐某些时代主题而产生的趋同性的文学现象，后者则是指秉承自我的文学修为坚拒流行风潮的侵袭与同化的个人化写作现象。以上述两个概念规定的视角观察21世纪的青海诗坛，会发现青海诗人拒绝“被命名”，也不屑于自我命名，而是自觉地规避着时尚的趣味与标准，似乎更愿意不事声张，默默地在“自己的园地”深耕精作，所选择的恰是一种拒绝共名，自在自为的写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