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篇崔国发先生评吟啸徐行散文诗的文（潘志远），节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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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远的散文诗，也是这样地体现出语言的感性化与知性化。知性是与感性相对应的一个范畴，“知性不能直观，感性不能思维，只有通过它们的联合，才能产生认识。”（王元化《知性的分析方法》及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第115页），感性与知性的双重纠缠与携手联合，造就了潘志远的散文诗以动态的“心物同形关系”。与程洪飞一样，潘志远的散文诗文本，总是力图摆脱惯常形态与既往的那些约定俗成话语的骚扰，逐渐地与自我的前置状态颠覆性地扯断血缘上的“遗传”关系，他在创作的时候还试图与他人的文本彻底避开，进而在难度写作上做出自己的价值选择，对独特性的偏爱，使他的书写与差异触及一种深刻的存在。感性与知性、感性与情感、感性与理性、理性与非理性，均体现出审美的个性优先性。“一直以来，我的影子，只热衷于做两件事。/要么抢在我前面，为我默默引路；要么躲到我背后，拼命拖我后退。/也不排除在我左右，旁敲侧击；那是偶尔，少之又少，慎之又慎。/但我不与它计较，不生它的气，不怪罪于它，不对它大发雷霆。只对它温谦恭礼让，对它和颜悦色。/仿佛怕它弃我而去，让我沦为孤家寡人，说难听点，像个连影子也背叛的暴君。”（《像个连影子也背叛的暴君》），影子在这里，作为一种感性表象，它与“我”的身体不可分割地渗透着知性的因素，形影不离，形影相吊，如影随形，“身”与“影”之间构成了这种亦步亦趋的关系，如果连“影子”也背叛“我”、“拼命拖我后腿”而不是在“我”前面“为我默默引路”的话，那这个世界真的病得不轻，真的很恐怖，真的像“暴君”一样的寡情薄义；如果连“身”与“影”之间也是尔虞我诈、阴险乃至于互相倾扎的话，又岂能令人“和颜悦色”而领悟现实的美好与道德的完善呢？潘志远在这短短的散文诗章中，从“影子”的感性生发下去，恰恰也正是由于这“感性”即“影子”的催化作用，才使得诗人审美的“想象力摆脱了概念的纠缠，与知性做着一种自由的游戏”（徐亮等：《文论的现代性与文学理性》，第161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这是一种“思想的游戏”，诗人将这“自由的游戏”通过感性形象升华为知性思考与深沉的思想力。这种“思想力”所透出的知性，是以感性的抒发为基础的。像“夜变得越来越世俗”，“一场雨带来的醉”，“我用灯光照亮树的影子”，“雨不打一声招呼”，“母亲花”，还有写泡桐、老瓦的精短篇章，无不通过他的感性化语言昭示着他对人生的拷问与领悟，诗人在创作活动中“那种天然的、直觉的、个性化的密切介入”，使散文（诗）的语言成为“既具艺术的理性，又充满着生命的激情的温暖可感的语言。”（陈剑晖：《诗性散文》，第209页，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即便是很抽象的东西，潘志远也有化抽象为形象、化知性为感性、感性与知性互联互通的本领，如他的《计较》，乍看此题不少人不知从何处下手，潘志远却想到了“风中斜飞的燕子、池中初露的小荷、篱下彻夜难眠的秋虫、雪地上疾驰如飞的雪橇”等这季节性的代表物象，然后表达“宁可天下物负我，我不负天下物”的思想，只要我不与这些物计较，也便不畏它们与“我”计较，人生在世，岂能尽如人意，但愿无愧我心。诗人深谙“理性的自由”与“感性的幸福”，在艺术的感性特征与理性内涵之间达成了一种高度的默契。面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新潮，著名作家、学者刘再复先生语重心长地说：“‘新’的不一定都是好的，但新的未必都不好。我们最好先别忙于作价值判断，而先尊重它的存在，尊重这种存在与实验所包裹的创造性心灵和探索精神。”“新潮作品都在某个方面反叛传统，反叛习惯。倘若要论及丛书中的新文化精神，这便是勇于尝试、勇于更新、勇于求索的精神。他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凡是’派，即‘凡是前人所设置的窠臼，我不重蹈”，‘凡是人们已经用滥的陈言，我必务去’。读读他们的作品，有时会不习惯，有时会难以接受他们的观念，但是，却不能不承认这里有智慧的活力、新鲜的文风，有不拘一格的追求。于是，我们会感悟到生机，感悟到文学的青春气息。”（刘再复：《新潮:一个值得尊重和研究的文学存在》，《八方序跋》第69、70页，三联书店2013年版…… |
发表于 2013-9-24 16:03
楼主
在我的估计中，这些红尘烟雨中的题材完成八九十篇后，可能思索着怎样改变散文诗文本新的构建的手法了。比如：物象解构、搬迁重筑，完成吟啸徐行式的新景观。当然，新的景观一定在这八九十篇完成一个集子之后。再次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