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之：中国诗人面面观

肖振中

弄潮者贡献几何？
　　——中国诗人面面观
　　
　　鹰之
　　
　　在这个“肉呼呼的”和平年代，我是反对用两种阶级对应物对“官方”与“民间”来做硬性分野的，因为把一群吃了饭挣钱的砖家和另一群挣了钱吃饭的叫兽分别弄个“阶级斗争脸”的标签贴上实在有些滑稽。在我看来，对于诗歌而言，把天下人分成“懂诗的和不懂诗的”两种就足够了，顶多再加上第三种“不太懂的”；因为在体制不靠诗歌刊物当吹鼓手、民众对诗歌漠然视之的前提下，官方、民间最后都是一回事，诗歌写不好贴再多金都是阿斗，蹦跶五分钟还得下去。我甚至不愿意用道德问题来谴责任何一个话语权人士，对于评委和编辑而言，我宁肯他们是个聪明的秦桧，而不希望他们是个愚蠢的岳飞，如果他们是前者，我们的诗歌还是有希望的，群众的谴责和疾呼有可能重新唤醒他们对诗歌的敬畏，如果是后者，即便神仙拿他们也没办法，人家都做到 “上床可以，发稿不行” 了，但就是闯王霸王分不清，你还要咋地？
　　
　　因时下又看到很多造奖贩子又搞什么诗歌、理论贡献奖，那索性把官方的名家和民间的大师弄到一杆秤上秤秤他们的斤两，看看哪个人敢拍拍胸脯说，“我对中国诗歌是有贡献的！”
　　
　　一， 诗歌贡献
　　
　　如果写得好也算是一种贡献，目前谁的贡献更大？ 　　1，从立言造境能力来说，目前中国写的最好的中国诗人是，杨炼、多多、陈先发
　　
　　杨炼
　　
　　如果没有格律诗和白话新诗之间的断裂，中国诗歌的平均水准该是啥水平？当然就是杨炼的水平，老杨基本保留着老祖宗传下来的“用意象说话”“节制”“跳跃”“含蓄”等传统美德，除了着力过大导致的语言稍稍僵硬、拗口，他的诗大多建立在高度和深度兼备的唯美上，算是在立言造境方面最出色的中国诗人之一。
　　
　　多多
　　
　　如果中国没有那么多“歌德体”诗人呼风唤雨混淆视听，让诗人沿着“西天取经”的路线安静潜行，该是个啥样子？当然就是多多的样子！多多从写作伊始就没拿中国的名诗人当回事，他的第一任老师就是波德莱尔，后又直接深入西方诗歌圈腹地深造，直到最近把艾德伍德、村上春树踩在脚下，获得美国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他的诗刚柔相济内蕴丰厚，已稳居世界二流诗人之列，能否座二望一更进一步，我们且观望。
　　
　　陈先发
　　
　　在我看来诗歌的立言造境和做菜一样，是在火候足、调料够、翻炒到位前提下，菜与菜互相萃聚压榨化合辉映诞生出的味道就是“诗味”，朦胧诗一代虽然具备了立言能力和造境能力，但立言状态还是不自觉的偶然性的，在完成那段特定历史的命题作文式命名之后，好句便出不来了。陈先发立足于自己的“存在”（他的工作性质类似时代肚子里的蛔虫），通过对日常事件的魔幻变形性处理为批判现实主义诗歌重新找回了语言发射的本体，不但延续发展了北岛门的批判现实主义一脉，在技术实践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终令诗歌语言的可识别性可随时随处发生，更可贵之处在于，他的诗歌目前是不完熟的，在对自己很多个人化偏狭命名一番清理后，尚有很大的上行空间。
　　
　　2，从为时代代言的能力来说，北岛和于坚都曾准确代言一个时代。
　　
　　北岛
　　
　　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准确命名了一个时代，也让白话新诗终于人前显贵鳌里夺尊一把，至于那段历史后人怎么评说，那就是未知数了。只要那段历史不翻案，北岛这杆大旗始终就会在那竖着。只不过从他目前创作看，他的立言能力正在丧失，的确让人产生“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疑问。
　　
　　于坚
　　
　　如果这过去的100年，还能够有一首批判现实主义长诗存活下来流传后世，那非于坚的《零档案》莫属。长诗写作类似于一种宗教写作，没有清晰的思想指引高度写了也白写，而且长诗的标题也很关键，如果不能和内文形成直观的“引爆效应”也是事倍功半，这两点《零档案》都具备了。遗憾的是它还属于一首“另类”的长诗，一方面作者必须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把个“物象集中营”布局的密不透风严丝合缝，另一方面它又是不需要读者去耐心读的一种诗，因为看看几个小标题便已了然于胸，到目前为止除了作者大概也就几个喜欢吃蜡的砖家叫兽读完了（听说还硬着头皮读了两遍），很显然阅读《零档案》对于对诗歌认识还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国读者来说，一定是件很恼火的事，但这与于坚无关，充其量是一种“无妄之灾”，丝毫影响不了它存活下去的理由。
　　
　　3，如果“先锋”也是一种贡献，柏桦和余怒都曾很前卫。
　　
　　这些年自称先锋的诗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但都立不住，五分钟便没了。柏桦和余怒应该算其中的佼佼者。严格意义上讲，柏桦和余怒都属于批判现实主义诗人，作品中都布满着含沙射影的“暗刺”，而且作品的构思与呈现手段都极具另类的可识别性，都曾在某个时期令中国人忽然眼前一亮。柏桦立言的基本功似乎更扎实一些，弄出一句回音便袅袅不绝（如“有人呕吐掉青春”等等），而余怒的思想触角似乎更活跃些，口语诗的戏剧化发挥的淋漓尽致，总体各有千秋。遗憾的是，他们后期作品中也都或多或少出现了妥协迹象，前者开始迷恋讲故事，后者热衷“玩游戏”，我从他们身上总结出一句话“中国诗人死于中年无志”，一旦“诗言气”逐渐被“活着没意思”的词语游戏所取代，他的创造生涯便离结束不远了。
　　
　　4，青春期写作阶段，舒婷贡献最大。
　　
　　中国自始以来便是一个感性的国度，在群众一片“出名趁早”的千呼万唤中，过把瘾就死的“凤毛麟角”层出不穷，但舒婷是个例外！如果单就青春期写作阶段搞个排名，把舒婷定格为青春期写作段中国最杰出女诗人，恐一点也不为过。即便到目前为止，在三十岁前就自觉摆脱个人化的小情绪小感觉的女诗人，还是只有她一个。也许有人会说，用今天的眼光看，她的诗还是显得有些直观粗糙，现在的女诗人作品多“丰满多汁”呀，多丰富蕴藉呀，但你忘了一点，“高度”才是诗歌的难度，把高度拿掉谁都可以弄得复杂花哨，当你站在舒婷面向整个世界发言的高度上去思考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古华山一条路”，最终的写作从来就是不自由的，“元诗”是非大志大才不可为的。
　　
　　5，天才诗人贡献几何？
　　
　　“感性国度”的最大标志就是喜欢搞造神运动，几分钟就能炮制一个出来。其实对于艺术而言人民总是后知后觉的，话语权人士随便引导一下便可以遮蔽他们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顾城、海子、汪国真都属于某个人群造出来的“神”,都曾在某个时期呼风唤雨被称作天才，那么他们真是天才吗？真为中国诗歌做过贡献吗？

　顾城
　　
　　客观评价顾城的确属于才子型诗人，只不过格局体量都不大，充其量只能说是个“天才小诗人”罢了，即便最有名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也很难经得起推敲。因为黑夜和眼睛构不成有机关系，是作者以伪叙述的形式硬结合到一起的，“黑夜”取得是引申义，眼睛却是眼睛基本义本身。比如，这句诗要是孙权来写是不是就得说成“绿夜晚给了我绿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换成奥巴马是不是就得“蓝夜晚给了我蓝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即便侥幸说通，也是“爱莲说”中“出污泥而不染”一句的重写，所以，一个学艺期的小诗人对时代贡献值不大。
　　
　　海子
　　
　　海子的才气比顾城差一些，写作还是依仗被动的青春期小感觉，缺少理性思维的统驭，几乎没有值得细度的作品，贡献就谈不上了，即便代表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不例外：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喂马，劈柴”是谁干的活呀？当然是杨白劳、穷光荣干的，“周游世界”是谁干的事呀？当然是黄世仁是比尔盖茨，那么从明天起，你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人呢？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小孩子作品根本拿不成块，还有很多少男少女整天疯狂模仿磕头烧香，简直奇哉怪也，谈起贡献，只能说负贡献不小呀。
　　
　　汪国真
　　
　　在某个时期，汪国真也被称作天才诗人，但他比海子又差了一截，实在不值得一评，“贡献”一词，对他而言实在太奢侈了。
　　
　　6，如果立意能力也是一种抛砖引玉式贡献，雷平阳和朵渔是嗅觉最灵敏的诗人
　　
　　按理说立意能力是考察诗人潜质的最关键部分，甚至可以说立意能力是区分大诗人和小诗人的根据所在，如果是格律诗立意能力甚至几乎是诗歌的全部，因为严谨格律的规约在束缚诗人创造力的同时也为诗人布局谋篇开创了一条捷径，在某种程度讲，诗人写出第一个好句时，“格律”便为你准备好了下一句。但新诗则面临更大的写作难度和不确定性，立言造境能力的成熟将耗去诗人几十年的心血，因此，格律诗可以催生若干个天才少年诗人，白话新诗根本不可能，类似“鹅鹅鹅”这样的小诗，在格律诗可能算一首不错的诗歌，但换成现代白话诗来写可能被写成儿歌。即便如此，立意能力仍然是诗人的第一天赋，从立意能力来说，雷平阳和朵渔应该是嗅觉最灵敏的当代诗人。
　　
　　雷平阳
　　
　　无论从《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之类咏物题材的另类出击还是从《杀狗的过程》等情节诗的出奇制胜，还是从《亲人》类型的民间疙瘩话俏皮话入诗，我们都可轻易看出雷平阳是个嗅觉灵敏的诗人，单就捕捉题材的能力而论，“化腐朽为神奇”“平地起风雷”等这些溢美之词用到他身上恐一点也不为过。但遗憾的是从他的整体创作来看，诗歌架构大都是粗放的、一蹴而就式的叙事体，立言、造境能力的瘸腿，令他的诗歌“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终不能从文字本身引领读者抵达一个未知的神秘的意境世界里，这也决定了，他很难冲破“草根型诗人”这个藩篱。
　　
　　朵渔
　　
　　触发事件的命题类诗歌历来都是诗人头疼的题材，它直接考验诗人急中生智自备灵感的能力，如果是格律诗，没准逼出个“煮豆燃豆萁”的五言绝句来，但白话新诗难度要大得多，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无疑属于临阵磨枪类作品的出彩之作，能在千篇一律的围困中瞬间脱颖而出，没有点白马银枪的闪电思维做不来的。朵渔目前的缺陷就是立言的性灵有余朴拙不足，且时常出现“月亮一党独大”这类急功近利没有句根的句子，这似乎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七零后的问题，相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诗人，从七十年代开始一种“地气”的传承正在一点点弱化，不知道这是不是李少君先生所言“草根性”缺失。我想这该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时代理想主义教育的弱化或缺失，其二，朦胧诗立言造境能力异军突起带来的物极必反效应的延续。
　　
　　二，理论贡献
　　
　　（1）理论家的贡献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白话新诗相对成熟的诗歌理论家还未诞生，因为从诗歌艺术这一行当自身发展规律而言，在时间发展周期上还远未达到成熟期。我虽然没去具体考证中国格律诗的发展史，无法确定最早的诗歌距离最早的诗论（孔子的“诗论”？）多少年，更未去考证西方诗歌发展史，但从目前中国现代诗的发展状况来看，过去的100年应该是诗歌理论家的沉默时间，如果不是因为网络的高速信息通道诞生，恐怕接下来这100年还得继续沉默。这是因为，在诗人的创作不成熟、相对统一的审美认知还未形成的前提下，自然不能给理论家提供相对成型的论据，那些官方一厢情愿捧出来的若干歌德体诗人根本不能作为理论研究的依据，试问在论据无效的前提下，又如何谈得上论点的创见性呢？这和王国维站在当下去研究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经过岁月淘洗沉淀下来的东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其次，所谓诗歌理论家其实就是喝诗人奶水长大的这么个族类，他们的鉴赏力不是天生的，而是每个时期的优秀诗人熏陶培养出来的，因为每个时期能把当代诗歌问题说清楚说明白的，也就走在最前面的区区三五人而已，他们自身是不具备独立鉴别能力的。而目前中国诗人的诗学随笔心德还未形成规模气候，点点滴滴的积累工作尚在起步阶段，于坚的诗学随笔虽然是最实用的，但也未系统化梳理，西川的虽然旁征博引雄辩滔滔，但华而不实实用价值不大，陈先发的墨池笔记介乎于诗学与哲学玄学之间，估计他们吸收不了，这就把他们限定在了营养不良的襁褓时期，他们啰嗦半天拿不出一句有价值的原创观点出来就不奇怪了，甚至，估计连意象、意境、伪叙述等基础问题的认识恐怕也是似是而非。所以他们虽然以诗歌理论家的身份存在，但实际上只是一种游离于诗人之外的象征性存在而已，只能搞些煽风点火的形象工程，根本没能力与诗人构成确切的矛盾统一体，与诗歌发展史没半点关系。那就用高倍放大镜来找寻一下他们的身影吧：
　　
　　谢冕
　　
　　可算对当代诗歌有确定性贡献的功臣之一，一篇“在新的崛起面前”把地火明夷的朦胧诗一下子推到了时代的波峰浪尖，对朦胧诗的历史存在立下汗马功劳。尽管有人说，他只是借助了时代的政治需要顺水推舟，对此我不以为然，在那个政治局面异常混沌朦胧时期，敢写此文更是尤其需要魄力和勇气的。只不过除了这一篇“赶点”文章外，其他的所谓理论大都未冲破人云亦云的误区，前不久又见到他一篇文章，大意是从官刊发表作品来批评当代诗人缺少使命感与担当精神，老先生难道忘了现在是官与民矛盾日趋白热化时期，诗人写出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能在官刊发表吗？再者说，古人云“文字有狱，取像避之”，就凭现在这些官刊编辑的水准，他们有能力进入“像”中吗？恐怕一旦离开具体现实稍远一点他就认为离开领导指示的“生活气息”了，不给你弄成黑压压一大片讽刺诗就不错了。其次，老先生也批判了网络诗歌的无难度泥沙俱下问题，这就好比拿原始森林的优点来对比公园的缺点一样，老先生难道忘了，“泥沙俱下”正是大自然的魅力所在呀！都成了官刊的不痛不痒不好不坏谁还上网呀？！
　　马永波
　　
　　中国的知名诗歌理论家常见，但真正会写诗的却罕见，在目前阶段，对于一个不会写诗专写理论的著名理论家，我实在想像不出来他著名的根据，因为他批评别人的底气靠什么维系呢？如何让别人相信他懂诗呢？马永波无疑属于罕见之中的一个，甚至某种程度上讲，他填补了“会写诗的理论家”这项空白。只不过，我看好的是他中后期作品，对于前期的成名作我倒不以为然，那种介乎于哲学、玄学半成品之间靠伪叙述组织起来的学院体，离文章近离诗歌远，因为诗歌的“身体”是个“有机体”而非“意思组合体”。至于贡献，我只能说老马是知名理论家中最具备为诗歌做出理论贡献可能的，我们且期待。
　　
　　梦亦非
　　
　　如果敢于说实话也算是一种贡献，梦亦非至少算一个敢说实话的理论家。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篇“中国诗歌的问题”，其中关于造奖贩子的那段论述可谓点到节骨眼上了，诸如“明天诗歌奖”专评“昨天的好诗”，“柔刚诗歌奖”只“柔”不“刚”，“华语传媒诗歌奖”鱼目混珠等等，实际上民间的造奖贩子和官方的造奖贩子都是一回事，都是同一帮对诗歌一知半解的乌合之众当评委，对诗歌的认知落后了时代至少20年，除了给几个哥们镀镀金，根本谈不上一丝对诗歌的敬畏之心。
　　
　　（2）流派贡献
　　
　　应该说诗坛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推动诗歌发展良性发展的动力所在，因为事物进化的速度就是它运动变化的速度，那么流派的兴起、撞击、互动、摩擦无疑都是“行业助推器”，他们把死水变成了活水，即可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关注诗歌，又可让些被埋没遮蔽的精英，获得被重新认可的机遇，更重要的它可让很多写了几十年没发表一字的写作者，最起码感觉到写作的一丝乐趣，这当然是件好事。只不过我们不能“给个棒槌当针使”，把那些曾经呼风唤雨的所谓弄潮儿都真的全部当成精英，尤其那些给诗歌脸上抹黑的所谓行为艺术家，是应当坚决鞭挞的。那么，我们就摆摆他们的贡献吧：
　　
　　朦胧诗群
　　
　　不知道若干年后，我们的话语权人士会把这段历史涂饰成何种样式，因为他们闲的没事干随时随地都会把自己新学到的知识涂抹到历史身上，似乎那段历史是他们亲自督导发生的，相比照前期他们研究出来的“人本主义”“神本主义”“象征术的非原创”“象牙塔”等等提法，新近给朦胧诗又套上了诸如“生命哲学”“存在主义与客观主义哲学”等等新的光环，难怪有人说，这个时代的评论家正逐渐坠落成诗歌圈的小丑，我看也是。
　　
　　如果非要把“朦胧诗”定义为一个诗歌流派，在我看来，他们就是对当代诗歌贡献最大的一个流派。
　　
　　A 代言能力
　　
　　从为时代代言的角度来说，只有朦胧诗群相对客观、真实、有效、集中地代言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一代人发自肺腑地痛定思痛着实感染了同时代的读者，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流派效应的唯一。
　　
　　B 反哺工程
　　
　　相对于前期评论家们强加给他们的“象征手法的拿来主义”，我更倾向于把他们看作是向格律诗时代的一次回溯或反哺，在精神指向上他们延续的是儒家一脉承传的诗言志基础上的批判现实主义，在技法上也承传发展了唐诗宋词留下来的最大“草根性”——意境，是当代诗不折不扣的一座高峰。
　　
　　我曾把诗歌定义为“诗人个性化世界观、人生观的形象化命名”，在言“世界观”中崛起，在言“人生观”中衰微，朦胧诗群就是一次言世界观与言人生观的完美契合，若民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提法有效，估计现代诗第二个高峰崛起时间不远了，我虽然不知道那将被什么事件引发，但可以断言也必将与第二个“反哺行动”有关。
　　
　　非非主义诗群
　　
　　不管是前期评论家们安排给他们的德里达解构主义，还是近期又与“英伽登现象学美学”“不确定领域”“逻各斯中心主义”“萨特存在主义”“介入文学马尔库塞法兰克福学派”等等莫名其妙发生关系，我都视作是评论家们闲的蛋疼的扯淡联系，可能周伦佑成立“非非”时未必知道这些人，或者说成立“非非”后才开始关注这些人，因为周的理论主张与这些人实在风马牛不相及，周的“还原法”和“解构”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什么是“解构”？简而言之就是消解、拆解、消除掉词语的衍生意义积淀，也就是说是让这些词语在特殊语境状态下发生“变异”（变回原来或产生第三种），并不是要强制性把这些词语清理出去，比如当“枯藤老树昏鸦”和“断肠人在天涯”结合一处时，前者承载的是“悲秋”之情的烘托，但当把“断肠人在天涯”换成“一棵金菊怒放天涯”时，它就变成“金菊”这个抗寒英雄的反衬了，原有“顺”的烘托被“逆”的反衬解构了。而周的“还原法”采取的是“米中挑沙子”的办法，把诸如，“真”、“善”、“美 ” 、“圣”、“爱”元价值词，导师、勇士、智者、首长、荡妇、老师、哲人等价值名词，发展、美化、鼓励、进化、进步鼓励等价值动词，伟大、恢宏、崇高、渺小、高贵、卑贱正直、善良等价值形容词当做沙子全部清理出去，这样诗歌的“米”便纯洁了，这与达达主义的“解构”其实关系不大。
　　
　　客观评价“非非主义”对诗坛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对诗歌的促进作用仅次于朦胧诗，我宁肯把其视作是对体制人为炮制出的“歌德体”的一次矫枉过正式否定，其倡导的“反暴力修辞”我看作是向诗歌语言准确化、精确化的一次夸张性靠拢，总体和古人倡导的炼字炼句是一脉承传的。至于流于形式主义的极端化的文本实验倒可忽略不计，而且“后非非”（红色写作）也对这种“中产阶级饱嗝”实验做出了自我否定。
　　
　　他们诗群
　　
　　尽管评论家们又为他们找到了类似非理性主义、自然主义、俄国形式主义、索绪尔结构主义、格式塔科学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等一大堆所谓“主义对应物”，但除了新生代整体的“反传统、反文化、反英雄”等口号沾边外，实在看不出来他们的文本实践与这些主义啥关系。而且从其代表人物韩东、于坚的文本中实难找到二者的共性所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二者的创作风格创作思想都是相反的，更是找不出二者“主义”到一起去的根据。于坚的诗文字表面所指过于强大，诗歌的厚度被过度抢占，而韩东的诗则把文字所指解构掉了，文本的“身体”宽度根本没展开，只剩下文字“厚度”，缺少“指出”的力量，那就分别谈谈他们的个人主张吧：
　　
　　诗到语言为止
　　
　　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是“让语言有效是诗人这个概念存在的前提”或“诗人的创新必须在语言自身规定性的缰绳约束下”，那它对诗歌发展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但遗憾的是，从韩东个人的文本实践看却体现的是另一番意思，他的诗充其量还是靠掩藏在小事件小噱头中的小逻辑、小诡异来暗示一点小玄机，总体看格局体量都不大，并未脱出语言游戏的窠臼，即便代表作《有关大雁塔》也是个“反英雄”观念写作的命题作文而已。
　　
　　公正评价韩东肯定是个很有才气的家伙，只不过他的才气并不在诗歌，也许更应体现在哲学、玄学、或者小说方面，如果不是一个《有关大雁塔》一炮打红，也许他会成为更出色的哲学家、小说家也说不定，但糟糕的是，他就靠那么一首诗一下子红了，紧接着“观念口语”模仿者遍地开花，结结实实误导了一茬人，这类作品在伊沙编辑的那本《后浪》中仍可发现不少，因此，与其说贡献，只能说负贡献大于正贡献。
　　
　　拒绝隐喻
　　
　　首先承认隐喻是诗歌无法拒绝掉的一种修辞手段，于坚提出这点也是建立在诗歌本身就是隐喻的前提下，如果说贡献，跟周伦佑抵制假大空的形容词的形式一样，我宁肯把其视作是某个时期隐喻泛滥成灾的一种矫枉过正，或者仅限于对那种没来由的A是B偷懒式隐喻的否定，如果于坚当真反对隐喻，也不会对“纯隐喻式”诗人特兰斯特罗姆那么推崇备至了。
　　
　　莽汉诗群
　　
　　不管是与美国“垮掉派” 究竟是暗合还是模仿，文本高度上都无法与《嚎叫》构成可以“互文”的可比性，因为亚伟还没能力把《中文系》锻造成一个诗歌“有机体”，即便其后期作品大多也是粗糙的漏洞百出的，构不成可以“研讨”的范本，所谓“贡献”，也许只是那种莽汉的派头吧。
　知识分子立场与民间立场
　　
　　我实在懒得把评论家与之附加的诸如维特根斯坦、福科、詹姆斯、海德格尔等等一长串拗口的哲学家、主义名单打完，因为自始至终这两个流派的对垒都是建立在口语书面语争夺话语权上，至于各执一词的写作立场其实都是一回事，假定“知识分子写作”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自由写作精神、担当意识，那“民间”的“直面现实，针砭时弊”又是什么呢？因此，谈到贡献最终还是体现在双方的文本建构上，他们这些所谓的理论主张反倒可忽略不计了。
　　
　　知识分子诗群（或学院派）
　　
　　其实，仅仅用个“书面语”把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圈成一派未免牵强，民间派攻击他们的“晦涩不说人话”“知识化概念化”顶多跟欧阳江河有关系，跟西川、王家新反而关系不大，西川口语书面语样样精通，很像这场鸟兽战中的“蝙蝠侠”，王家新的诗朴素好懂很少见到意象，若伊沙是用日记、随笔体写的“口语诗”，王家新比较类似用散文写的“口语诗”，至于拿那几句“互文”做文章，未免小题大做了。
　　
　　西川
　　
　　跟舒婷一样，西川在青春期写作中就提早出现了大家气象，前期作品以“意象诗”为主打，作品开阔大气饱含哲理，但他并未把这种“大家气”保持到最后，因为西川太聪明了，口语书面语都能游刃有余。在盘峰论战之后，他大概产生了某种错觉，认为口语时代到来了，于是，他便逐渐抛弃掉了诗歌的形象化呈现，这样导致说理诗不见理趣和意味，抒情诗的情志又被过渡调侃冲淡。最近在一本《读诗》杂志中竟然读到了他这样枯燥直硬的句子：“真理越辩越糊涂。这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真理”，这不是“难得糊涂”的“糊涂”。那么我们说的“真理”是“真相”吗？还是对“真相”的无限切近？真理是嗜血的吗？——300个人死出的真理是否等同于3000个人死出的真理？……”让人不禁惊诧，这种四不像产品是“西川牌”吗？
　　
　　西川给诗坛的贡献是，历史从来都是一条道跑到黑的笨人创作的，不是见异思迁的聪明人创造的，苏轼虽然豪放婉约俱都拿手，但他百分之九十九的作品都是豪放型的，因为那是最适合他的一种分泌方式！
　　
　　王家新
　　
　　王家新的诗倒真的做到了“去个性化”，除了“分行散文”这一突出特征，王家新的诗没什么突出特点，他牺牲掉了赋比兴中的比兴保留了赋，牺牲掉了诗力场的场化呈现功能保留了“说”，牺牲掉了节奏保留了“慢”，牺牲掉了命名功能而发展了“互文”，是一名名副其实的“中性诗人”，不过喜欢他的博士、教授远比诗人多。
　　
　　他的主要贡献是培训了一大批官刊编辑、大奖评委，这些人都继承了他“中庸”的衣钵，如果你的理想是成为中国官刊的编辑、鲁奖评委或作协主席，那么，请继续学习王家新体吧。
　　
　　欧阳江河
　　
　　最近凭借一首没写完的诗（意识流的诗是无头无尾的）获了个什么“诗探索”奖，据说因之“被国际诗歌界称作是中国第一诗人”，不知道这个叫“国际诗歌界”的家伙究竟是何方神圣的马甲，他大概把14亿中国人民都当成不懂诗的傻博士、傻教授、傻编辑、傻评委了。那就不妨多说几句，看他是否具备了这个高度：
　　
　　客观评价，欧阳江河应该具备了哲人的思考力、孩子的想象力和诗人的神经质，但却不具备诗人的表达力，他的所有技术手段就是四个字 “一蹴而就”，他用的语言是集哲学思辨的抽象体、无来由的感觉体、信马由缰的意识流体混合一处的大杂烩体，他的文本结构是感觉的、思辨的、想象的、现实的情节硬性粘合的伪叙述体，这就破坏了诗歌抒情的整体语境，破坏了与读者建立起来的共时性关系，要想完整地阅读他一首诗，除非不停地交换查阅他个人不同状态下的“欧式词典”。
　　
　　如果用艾略特的“要消隐个性而不是展示个性”来评价，他的诗并未把主观化思维转化为客观化呈现，诗意依然被禁锢在个人化的小象牙塔内。
　　
　　如果用希门内斯“把诗歌献给无限少数人”来评价他，语境破碎所产生的逻辑悖离把它的读者限定在了“有限的个别人”之内。
　　
　　如果用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可感受哲学可认识”来评价他，他还无法把感觉的想象的思辨的浇筑成一个可感受的“有机体”，与其把他的诗当做诗倒不如当做诗与“思”的半成品拼凑更合适。
　　
　　如果用古人的“用意象说话”来评价他，只能说他写的是“非诗”，因为语境的破碎导致了“意象杀死意象”，意象间无法对话。
　　
　　如果用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来评判他，大量逻辑失效的病句组合让他的诗人身份“死”在了语言之前。
　　
　　即便用伊沙徐江们对他的“不说人话”的评价来衡量他，恐怕也未必冤枉他。
　　
　　至于以上说法到底是主观还是客观，还是把他的所谓获奖作品拿来试试刀吧：
　　
　　泰姬陵之泪（节选）
　　
　　欧阳江河
　　
　　没有被神流过的泪水不值得流。
　　
　　虽然字面逻辑不通，这一句换喻相对还不错，若翻译成“人话”大概意思是，神的眼泪比人的更值钱，只有神的感动才是真感动，仅感动了人不算地。只不过这句话被后文杀死过N次。
　　
　　但值得流的并非全是泪水。
　　
　　这一句是惯性的屁话、废话，因为比流泪更珍贵的“流血”或其它珍贵之物。这里不存在。
　　
　　在印度，恒河是用眼睛来流的，它拒绝灌溉，
　　
　　前一句转喻或换喻也算勉强，但“它拒绝灌溉”除了字面逻辑失效外，把“用眼睛来流”的情感语境杀死了。“用眼睛流”属于想象场，“灌溉”属于现实场，这种硬性组合造成伪叙述。
　　
　　这句话若翻译成“人话”大致意思是，恒河有着神的眼泪般珍贵，当做寻常河水浪费就是犯罪了。
　　
　　正如神的泪水拒绝水泵，仿佛干旱是鹰的事务。
　　
　　前一句调侃再次把开篇“没有被神流过的泪水不值得流”语境抒情效果杀死一次，由“感动之泪”莫名奇妙调侃成“灌溉之泪”（如此处是指的下雨，那开篇呢？），这令人联想起皮笑肉不笑的岳不群语重心长教导令狐冲。这倒不是说古老的“神”和“水泵”这个现代科技词不能发生关系，而是“神泪”已经把“神”这个意象再次意象化一次，由一个“真情神”转化为“调侃神”中间缺少过渡，同一语境中一个东西不能即姓矛又姓盾。后一句之中“鹰”这个意象的选取也是过分随机，别忘了后面还有一句“泪水能流在一起”，这个“流到一起”的主体是谁呢？若不是鹰，那说明“干旱”是另一伙流泪的东西的事务才对（而且，从后文看这“东西”流泪时，鹰还在发呆孤独呢）。
　　
　　在干旱的土地上，泪水能流在一起就够了。
　　
　　尽管这个“就够了”系没来由的A是B，还算比较接近于“人话”的一句。
　　
　　泪水飞翔起来，惊动了鹰的头脑和孤独。
　　
　　又是一句伪叙述，上句的“泪水”是想象中的泪水，是抒情的夸张，在这莫名其妙地强制地转化成了现实的泪水，后半句更是再次破坏语境逻辑不通，“头脑和孤独”是怎么并列到一起的？若“头脑”系指脑袋，脑袋这个现实之物自然不能和“孤独”这个虚拟之物并列，若“头脑”系指能思维的大脑，自然包括情感活动，和孤独也不能并列。

　若翻译成“人话”， 直接用“泪水飞翔起来，惊动了鹰”就够了。
　　
　　鹰的独语起了波浪，
　　
　　没必要的鸡毛蒜皮复杂化修辞，且无下句的情节承载，“波浪”的修辞还是白白浪费掉。
　　
　　鹰身上的逝者会形成古代吗？
　　
　　逻辑不通，胡说八道。
　　
　　恒河之水，在天上流。
　　
　　尽管想象尚可，但用在这没有上文有效地承继而直接过渡，仍然是没来由的A是B
　　
　　根，枝，叶，三种无明对位而流。
　　日心, 地心，人心，三种无言因泪滴
　　而缩小，小到寸心那么小，比自我
　　委身于忘我和无我还要小。
　　
　　如果是配画诗，那么应该附图，如果用典当注明出处，否则仍然属于“无根”的意识流。
　　
　　一个琥珀般的夜空安放在泪滴里，
　　这句不错，有可感受的画面感，是“人话”。
　　泪滴：这颗寸心的天下心。
　　这句拗口令意思不错，只不过也只能出现在他的个人词典里。
　　翻译成“人话”的大致意思是，眼泪虽小，可撼动着天下人的心。
　　
　　综上所述，欧阳江河式“中国第一诗人”系中国特色的产物，属于一帮子懂文化、懂知识但不懂诗歌的砖家叫兽掌握话语权前提下造出来的过渡性产品，他的诗看似复杂多变，实则晦涩有余深刻不足，还属于不经消化酿造的意识流半成品，如同含着满嘴词语的沙子还没嚼碎化合就吐了出来，只不过沙粒上留了些模糊的齿痕和口水罢了，一旦转化成“人话”，便肤浅枯燥没滋没味，他获大奖的贡献是，当前不管官方的还是民间的诗歌活动家，都是些叶公好龙的造奖贩子而已，最终都会成为中国现代诗发展的绊脚石，真诗人当绕道行之。
　　
　　民间诗群
　　
　　除了用口语写批判现实主义诗歌这一条外，实在无需给当年的“民间诗群”再增加任何添油加醋的堂皇理由。还是说说代表人物伊沙的功过吧：
　　
　　伊沙
　　
　　伊沙历来都是一个争议性人物，他给世人的印象大概位乎于正邪之间，比较接近于金庸小说里的桃花岛主黄药师这么个角色，始终都有人骂他贬低他，也有人不遗余力力挺他。更有趣的是若论起贡献值也是颇具戏剧化色彩的，在正负贡献值中都有他的份，比如，他的《饿死诗人》堪称解构主义力作，在当时“麦子风”吹遍大江南北的情势下，他是以一个反时者的先锋形象出场的，可以说把一个已经出现玄幻效应的千篇一律的麦意象子硬生生解构掉了，让麦子回到了现实的作为一棵庄稼的普通麦子，自然是功不可没；但他的《车过黄河》却继续沿着韩东的观念口语代表作《有关大雁塔》一路向下，把中国现代诗逐渐带向无难度的调侃化小品文时代，直到繁殖出不能再往下的下半身、垃圾派，才想起来要清理垃圾派这个不肖子孙，从这点来说他又是个口水帮、梨花体、羊羔体的启蒙者，负贡献值也不小。总体而言，他是一个三流诗人中的集大成者，兢兢业业的写作态度是值得尊重的，论成就值自然远在比之更聪明的杨黎、侯马、沈浩波等人之上。
　　
　　下半身
　　
　　这个所谓流派没出现成气候的文本，负贡献远大于正贡献。虽然代表人物沈浩波后期又写出了《人民文学》获奖长诗《蝴蝶》，其实与这个下半身流派关系不大，即便这个“蝴蝶”也是个变不成毛毛虫的幼稚作品，充其量也就迷惑《人民文学》的编辑水平，相对于其师兄的《蓝灯》自然逊色不少。若把一堆情节相近形而下的小感想小段子弄到一块加一条形而上的意识流尾巴就是长诗，那么把伊沙的全部作品堆到一起再加条尾巴也是一首更长的长诗，因为伊沙也是个忠实的“存在写作者”，他的诗也是他的亲身经历即时感想。终究那个意识流的尾巴并不是那首长诗的尾巴，它是两个语境场中的东西，若结尾有效前面的实写自然无效，若前面的实写有效，后面的意识流上天入地自然就无效，别忘了你并不是行将就木盖棺定论之人，你还很年轻你诗中的亲人也还不老，他们并不是你的“子民”与“附属物”，你莫名奇妙成了“象征的你”，又怎么安置他们呢？这首所谓长诗还是未脱离伪叙述统御下的狗尾续貂罢了。
　　
　　打工诗群
　　
　　首先我是不同意按照职业划分来圈定什么流派的，倒不如弄成xxx沙龙更合适，不过因其中出了一个优秀的长诗写作诗人郑小琼，从一个打工者的视角为批判现实主义类题材领域开疆破土功不可没，那就说说郑小琼吧。
　　
　　在青春期即敢尝试大部头的长诗写作，而且一浪高过一浪绵延不绝，郑小琼无疑属于八零后之中的佼佼者，她的长诗既充斥着尖锐、锋利的理性揭式又兼有起伏跌宕的感性澎湃交相辉映，这二者的成功兼容成就了她刚柔相济的浑厚生命气场，应该算极具发展潜质的批判现实主义诗人。不过，我更看好她的是永不止息地自我否定精神，客观说她前期被砖家叫兽过分渲染的成名作我并不看好，我说过长诗写作最终都升华为一种“宗教写作”，前期诗歌虽然也极具批判精神和担当意识，但所谓担当与批判也仅建立在一种不由自主的牢骚上，它是无主题的无方向的无结局的无效写作而已，后期受陈先发的长诗影响主题逐渐清晰，从对传统文化流逝的缅怀、社会风气糜烂败坏地愤怒、真善美缺席地担忧等方面重新找到了感情抒发的宣泄口，踏踏实实再上一个台阶！至于接下来她如何升华完善自我，我们且拭目以待。
　　
　　垃圾派
　　
　　和下半身流派一样，这个所谓流派也未出现像样的诗歌文本，除了给诗坛带来了脏乱差的负面效应，实在看不出贡献在哪里，具体人物略。

深海之蓝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