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囚肉 于 2013-11-14 11:16 编辑
导读：在我看来，《雅歌：乌鸦》更像余怒的一个宣言，不仅宣告自己的“独立”，也是对“既定的美学原则”的颠覆而不管不顾，宁愿做一只“聒噪”诗坛的乌鸦。自此之后，余怒在无“意思”的诗写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致被那些恼羞成怒的读者抛弃。同时，余怒真正的读者被“制造”出来。一首诗可以说是一种过滤器，读者越滤越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件好事。即使做个人人讨厌的乌鸦又如何！“我”就要高唱乌鸦的雅歌，为真正的诗歌“殉情”，让他们去“咒骂”吧。（供诗日历选用）
解读余怒的诗是难的！
他认为：“通常的阅读，意义总是作为一种知识性积累被先设和准备着，总是表现为群体和个体之间的文化契约。此意义上的阅读仅仅成了检验阅读者教育程度的自我测验，是一种非文学阅读。因为，在那样的阅读中，审美不是其目的，至少不是第一位的目的。”（余怒《感觉多向义性语义负载》）当写诗成为一种惯性的时候，诗人其实已有愧于“诗”人了。诗人的功能之一，我认为是为读者的“到此一游”设置一种“障碍”。正如余怒近期发表在“不解诗歌论坛”上的《诗学》系列，他在回复诗人雨人的跟贴“每次写的不一样，这很难。”时说：“这样有意思些。永远让读者无所适从。”我喜欢这种对于读者的“冒犯”甚至“激怒”，因为即使是现在，那种在诗中寻找惟一“答案”甚至饭来张口的懒惰者们依然大面积存在。我也深深地厌恶把诗歌作为某种“道理”的证明或在现象的修辞性铺排之后得出一点点可怜的哲理之类的东西，诗歌由此沦落为可怜兮兮的类似小品文的玩意。
余怒在一次访谈中说：“真正可称之为写作是从1992年开始的，从那时起，我铁了心要做‘少数中的一分子’，不理会既定的美学原则，不惜担上乱涂之名。这种心态和写作状态一直延续至今，同时，我对语言与世界、语言与我们的认知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也逐渐明晰。”而这首《雅歌：乌鸦》，从其标注的时间“1992.2.29”看，正是余怒诗写生涯的转捩点，是他“真正可称之为写作”的开始。在我看来，这首诗更像余怒的一个宣言，不仅宣告自己的“独立”，也是对“既定的美学原则”的颠覆而不管不顾，宁愿做一只“聒噪”诗坛的乌鸦，“以强大的乌黑/平衡各种鸟”，甚至“它用一声尖叫/使一堆废墟/再昏眩一次”。而这种“聒噪”是“建筑在我的寂静上”的，颇有众声喧哗我独静，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如此看来，乌鸦在彼时的余怒手中，并没有像诗人于贵峰所说的作为颠覆整个隐喻系统的一个“突破口”，他反而更强调了乌鸦的那种不祥的喻意，只不过彼时的乌鸦是作为一个诗坛革命者的“正面角色”茕茕孑立。这种“顽劣”的脾性一直惯穿于余怒的诗写实践中，这也是余怒之所以成为余怒的根性所在。但是，做这样一只乌鸦是难的。其结果是：“天空已经离去/只剩下乌鸦的表象和我”，形影相吊。而“我”依然倔强，誓将乌鸦的“黑”进行到底，在乌鸦“大的乌黑”中，我心中仅剩的小的“洁白”成了“我”耿耿于怀的“瑕疵”。（此处，有人颇感兴奋，读出哲理来了，读出世事沧桑来了——黑白颠倒——我就不五十步笑一百步了。）天空你要走就走吧！天要下雨娘要嫁。而曾经“我对傍晚的天空/有着一夜那么深的成见”，是多么可笑，而且“它被我用一只弹弓/转嫁到了乌鸦的身上”，“我”内心充满了自责。现在“我”幡然醒悟：虽然“客观的尸首/一片殉情的羽毛被咒骂引用”，但作为“我”个人特立独行精神的象征——乌鸦——在“我”心中升华，得到强化。
解读余怒是难的。不仅仅是作为他诗歌文本本身的“难度”，而且他从根本上是排拆、拒绝这种疱丁解牛式的解读的。因为“当意思作为构成或解读一首诗的主要因素出现在作者或读者的思维中时，这首诗便失去了其“诗性”（尽管在后一种情形之下，这种“失去”是暂时的，与文本本身的质地可能无关）（余怒《体会与呈现：阅读与写作的方法论》）
如果说《雅歌：乌鸦》作为他“个人抒情时代的终结”到余怒《守夜人》之间的过渡作品还能被我以以上方式粗暴解读的话，那么从《守夜人》之后，余怒在无“意思”的诗写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致被那些恼羞成怒的读者抛弃。同时，余怒真正的读者被“制造”出来。（余怒在《答今天论坛诗友问》时提出“制造读者”这个概念。）我在读了余怒近期发表在“不解诗歌论坛”上的诗歌《诗学》之后，发了一段小评，与其《诗学》（74）一并附录如下，供大家对照参阅：
诗学（74）
余怒
走在沙石路上我想起阿牛，
他的诗正在被人们遗忘，平常走在
柏油路上我不会这么想。鞋子里
进了沙子，倒出来，闻闻它，
想起更多的人，发出哀叹。
那时我们探讨的问题包括：一个
忘了主语的句子是不是更吸引人一个
摇滚歌手跳到台上能增加多少现场感一个
爱打扮的高个女人对晦涩的现代诗有没有免疫力一个
被自行车抛出的人和一个被公交车抛出的人呢？
他们应该知道语言与现实的距离。
就在今天，上了公交车我还在想，
用我的诗去折磨别人。车厢里
你挤我我挤你，只能笔直地站着，
这里你无暇珍惜你的新衣服和
乳房，所以这里格外需要诗。
余怒的诗有很强的逻辑性！换句话说，是余怒用作者的身份强制安排了这种逻辑性，也就是说这种逻辑性是一种风马牛不相及的逻辑性。强制性迫使诗歌的语言作出激烈的“反抗”而最终导致作者权力的失控，而使语言获得了充分的自由而相互碰撞、交结，从而获得一种高潮的极乐。文本中的“我”与他者是一种“民胞物与”的关系，是一种主体间性。
从读者角度而言，我们太懒惰了，我们被先入为主的——主流的和普泛的审美观念和方法侵占，以此希望一劳永逸地去“解读”所有的诗歌文本，为我们先在的理论轻松寻找一个个例证，获得一种自慰式的满足。那么当我们撞到余怒的诗歌文本的时候，我们就真的“余怒”了，或者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地盲目崇拜！这都不是余怒诗歌的真正读者。可以说余怒的诗歌文本是在创造读者，它迫使我们清空头脑中业已僵化的的审美理念、方法，进行还原，重新打开我们的有机体去与它耳鬓厮磨，肌肤相亲，用“体”去“会”。
一首诗可以说是一种过滤器，读者越滤越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件好事。即使做个人人讨厌的乌鸦又如何！我就要高唱乌鸦的雅歌，为真正的诗歌“殉情”，让他们去“咒骂”吧。
附：雅歌：乌鸦
余怒
乌鸦的聒噪建筑在我的寂静上
它离开形式的巢
以强大的乌黑
平衡各种鸟
它用一声尖叫
使一堆废墟
再昏眩一次
天空已经离去
只剩下乌鸦的表象和我
乌鸦大 我小 我洁白
在大的乌黑中
白成了瑕疵
我对傍晚的天空
有着一夜那么深的成见
它被我用一只弹弓
转嫁到了乌鸦的身上
乌鸦：我留在天堂的影子
客观的尸首
一片殉情的羽毛被咒骂引用
1992.2.29
2013、11、12 |
发表于 2013-11-12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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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12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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