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和《人民文学》的年轻编辑和诗人们曾经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挤到老韩家蹭好烟吃、蹭好酒喝、听他聊天。老韩韩作荣和人聊天谈诗歌时，烟不停手，谁也不知道他一天要抽几根。有人说，正是烟带走了他的生命。2013年11月12日凌晨，诗人、《人民文学》原主编、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韩作荣先生因病在京逝世，年仅66岁。
作为一名对诗歌充满抱负的诗人和编辑，韩作荣走得太早、也太过突然。诗人桑克听闻消息后痛哭了一整个早上，“他正在筹备新的刊物《诗志》，30万字的《李白传》刚刚完成手稿，还有很多打算，正准备退休后发挥自己全身的能量做一些事情，没想到这么快，太可惜了。”
韩作荣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贡献，或许难以用一首诗、一篇诗论来衡量；他在主编和编辑岗位上对诗人与作者的提拔，或许难以列出更多震耳的名字。然而，作为老一辈的军人与诗人，他与年轻诗人分享同样的诗歌理想，追求共同的诗歌自由。纵然所接受的诗歌教育与秉持的美学理念有所差异，他却将眼光和胸怀放宽到更开阔的地方，在那里寻找到年轻而高傲的诗人们，将他们纳入“官方”的视野。
无论诗人们是否需要“官方”来为自己正名，是否承认那些素不相识的选编者的趣味，却终究难以泯灭一位诗歌前辈和老编辑孜孜不倦的工作。韩作荣连续十三年编选《年度中国诗歌精选》，为当代诗歌撰写评论，他令老迈的《人民文学》保持不可多得的活力。如果不是韩作荣，或许将难以想象一份官方文学刊物发表名不见经传90后诗人的作品；而他的真诚、宽容、直率，也令与他文学趣味迥异的诗人们走到了他的身边，与他开怀地谈天。
一
所有人对韩作荣都有一个印象，“他抽烟特别凶”。另一个印象是，“他朋友特别多”。韩作荣是典型的东北人，1947年12月16日出生在黑龙江海伦市，1966年毕业于黑龙江农业机械化学校，后参军入伍，转业后担任《诗刊》编辑，1981年转入《人民文学》任编辑，2004-2008年任主编。今年6月，韩作荣当选中国诗歌学会会长。
诗人桑克记得第一次认识韩作荣是因为“海伦”，“我以前写诗写到海伦，总有人嘲笑我没去过希腊还用希腊名，后来发现我们原来还有个黑龙江的海伦老乡也写诗。”韩作荣每次从北京回到哈尔滨，总会和桑克见上一面。“事实上我看他的诗和文章很少，我喜欢听他聊天。”桑克告诉记者。
韩作荣与人聊天，讲话十分直接，却并不令人心生反感，而是充满善意与真诚。“照理说他所处的位置和环境比较高，但他说话并不是靠圆滑和隐晦来博得好感，完全是善良和宽厚，理解所有人的难处、好和不好，有老知识分子文质彬彬的那种东西。”桑克说。
《诗刊》副主编商震与韩作荣共事了二十几年，他告诉早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我在北京新诗讲习所工作，韩作荣是《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来给我们讲课。他原本是我的老师、兄长，却在后来几年彼此交往中成为非常亲近的挚友。他信任我的眼光，把我调到《人民文学》做编辑，而他成为主编后，仍没有任何架子，没有让自己的工作捆绑自己，而是活在一种自在、自我的状态中。”
尽管广泛地结交各类朋友，韩作荣对于稿件的选择却始终按照自己的原则和标准进行。桑克记得，韩作荣第一次向他约稿是在2003年，“当时我比较被动，之前投稿失败过多次，所以后来很少投稿，他问我要作品我就给他了。”第一次有作品刊登在《人民文学》这样的刊物，多少令桑克感到惊讶，而更令他惊讶的是，不久他便得了人民文学诗歌奖。“我去问他，他说不是他评的。每次发稿子，他也从来不提起，说‘都是因为你写得好，你写得不好我根本就不发’。”即使十分熟悉以后，韩作荣仍然会拒绝桑克的诗稿，这时韩作荣就会说，“你能不能换一批作品我看看。”
“他工作很有原则性，不管是成名的还是青年诗人，不管是多大领导推荐的，他一律按照诗歌和美学的标准来选取，不看地位和身价。”商震说。
二
1977年到1981年，韩作荣在《诗刊》工作时正值新时期诗歌发轫阶段。在“朦胧诗”的提法尚未诞生之时，他便加入了对诗艺的探索道路。韩作荣在那时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理论，诗论集《感觉·智慧与诗》，诗集《裸体》、《雪季·梦与情歌》便是当时的作品。而作为编辑，他亦以锐利的眼光和严谨的态度编发了大量具有创新和前卫意识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转入《人民文学》担任编辑后，韩作荣曾一次性刊发诗人昌耀3年的投稿作品，证明了自己的胆识和眼光。
在面对他人对韩作荣的质疑时，桑克为他辩护道，“他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写的作品，发的作品，提携的年轻人。他在这个体制中做出了一个真正的人做出的真正的工作。”韩作荣通过大量的阅读和与诗人的交往来保持对当代诗歌最新动向的关注，即使诗人与他并不相识，他也能客观地评价并将之选编进诗选，编选完后也并不在意年轻诗人是否“对他表示感激”。“诗歌界倘若没有这样一位编辑，绝对是极大的损失。”桑克曾经认为，“《人民文学》好像和我没多大关系，而他却拥有如此宽容度，将一本官刊办得这样具有诱惑力。”
韩作荣保持了当兵后对社会民生的关注。他曾写下多部报告文学作品，写作经常涉及“大兴安岭森林火灾”或“马加爵”这样的题材。他的眼光始终关切诗人刘立云所写的《切尔诺贝利》和诗人沈苇为乌鲁木齐惨案而写下的《安魂曲》之类的主题，他认为诗歌的使命中必然包含对现实和人性的关注与反思。或许正是因为这些特点令他的《年度中国诗歌精选》带上了“官方、朴素、易于理解”这样的口味，也令更加活跃的当代诗坛将他推开，推到了边缘。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韩作荣在所谓“官方”和“民间”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在他任职于《人民文学》的这些年中，不仅扶持了诗歌，也一样给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开拓了天地。而韩作荣本人亦始终坚持写作，他说自己“感性的时候写诗，理性的时候写随笔”。他的写作与编辑工作至少让更多远离诗歌的人获得了解的机会与可能。审美趣味可以不同，但对当代诗歌的贡献应当得到承认。
作者：郑依菁 来源：东方早报 |
发表于 2013-11-13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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