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何泽勋 于 2013-11-19 21:13 编辑
何泽勋
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
——梁小斌
2013年，对中国诗歌界来说，充满了哀伤。年初雷抒雁先生故去，刚又收到韩作荣先生因病辞世的噩耗。就在惋惜之余，却在网上看到了梁小斌先生因病无钱医治、双目近失明的消息。
还记得九十年代初，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一位从鄂西大学分配回家的族兄送我一本《朦胧诗选》。在这本书里，我第一次读到梁小斌，读到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
后来也在相关诗刊上读到了梁小斌的诗作，也陆续看到一些他的随笔。那时在我的心中，梁小斌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应坐在高楼大厦里。洁白的玻璃窗，高档的办公桌，或者是编辑，或者是文协的领导，不愁银子和生计。
至少，我觉得穷困潦倒应该是遥远的杜甫、曹雪芹，又或属于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落魄在偏远山区、蛰伏在县城角落的诗歌爱好者。对于一个可以走进历史、在中国诗坛闪耀光芒的诗人来说，根本无法想象他也窘困如此。
前些年，诗人昌耀因病痛折磨自杀，桌子上只有一瓶老陈醋，还有广东某位诗人因生活压力也以身殉道。除却他们对诗歌的信仰，或许现实成了一首绝唱，无法超越。
我想，这个时代属于诗人，又不属于诗人。单纯的吟唱已经唤不起堕落的灵魂，除了固守自我的心灵，我们还得争取别人的腰包。在夜晚我们可以把思想张贴在墙上自慰，但在白天我们还得戴上面具，世故的活着。
这个时代没有诗歌，也没有诗人。诗歌都被张贴标签，或者掺杂暧昧和颜色。诗人都被穿上道具服装，在别的领域换取生活。诗歌无法纯粹的表达，是诗人的悲哀。当然诗人在诗歌表达里失去了生活的根本，也是诗人的悲哀。
我反对把诗人归于弱势群体。哪怕在今天，思想和情感被人们熟视无睹，文化廉价到分文不值，当所有的指标定格在GDP上的时候，我也觉得诗人必须谋求其他价值所在。否则，当诗人靠低保和基金生活的时候，很难想象诗歌文本的价值能否被人接受。
如果在两者选择，我宁愿诗歌死亡，宁愿没有诗人。
我从来不认为现实和诗歌有任何相悖。思想和情感来源于现实体验，当我们在现实中遭遇任何困境，我认为都是个人对于现实的态度和理解出了差错，都是生活技能的缺失和对时代陌路的迷失。
无疑，我是尊重和理解诗人梁小斌的，因为我们是同类人。我也在偏远的小城，背负债务和情感，蜗牛般的爬行。正如他所说，“思想，我的确有思想，但我没有雨伞和布鞋。失去这两件深入生活的工具，再深刻，再具有感召力的思想也如同扔在草丛中的婴儿。思想的全部属性就是手脚乱蹬……”
在很多个夜晚，我都在想着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的处境这么困难？为什么我要背负这么沉重的生活？为什么我没有别人的金钱和地位？不管有多少答案，但我心里至少知道，这与诗歌无关。
诗人也是人，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如梁小斌一般没有医保、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我们在反思制度缺失和诗歌价值体现的同时，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反思自己，我们为什么失去了生活的基本能力。
从作家洪峰到诗人梁小斌，我们在感叹世态炎凉、文人悲哀的同时，我们是否更应该看到属于文人的弱点。在强烈的思想和文本表达同时，缺失了生活的技能和态度。我们可以是思想的旁观者，但我们无法成为生活的旁观者。
不然，诗歌对于我们来说只能是穷途陌路，我这里不用“末路”是因为我们没有必要这么悲观，没有诗歌，我们还有生活。
当然，在日趋成熟的社会保障体制下，赋予梁小斌作为公民合法的社会保障是必须被要求和实现的。作为诗歌群体，积极给予呼吁和帮助也是应该的。
我想说的是，作为我或者更多生活在体制外或者文学边缘的作家、诗人，能否自省，在当下这个时代，如何求得生存的资本和良好的生活状态。对于梁小斌先生和我自己，我也只能引用作家方方一部小说里的话：这只是我们的个人悲伤。
苦难的心灵还在流浪，诗人还在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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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19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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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25 18: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