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诗人随时要警惕复制自我
连云港日报记者 王成章 王艳
“长诗《汶川故事》以文化纵深视野,展现大地震灾后重建的现实与历史,在人性、生命、祖国、民族多重维度中,灵感喷涌丰沛,情感浓重细腻,叙述张弛自如,寓哲思于隽永;在自然灾害面前,在大地震的废墟上,呈现了社会群体的精神气度与民族之魂的璀然绽放。”这是《汶川故事》的授奖词。
日前,第三届《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奖颁奖晚会在我市举行,著名诗人、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梁平凭借抒情长诗《汶川故事》摘得惟一一等奖。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在颁奖晚会上称赞《汶川故事》:“悲痛与温情交替,宏大与微末纵横,让这部抒情民族家国长诗生成别一种情调。有生命的体验在流动,有痛彻心扉的感动在流转,更有一种大国气象在汹涌彭澎。”获奖后,梁平第一时间接受了本报专访,讲述了《汶川故事》的创作背景以及对当代诗歌创作的思考和感悟。
“闭关”3月完成3千行长诗
问:诗评家谢有顺曾说,“好的诗歌,正是一种灵魂的叙事,是饱满的情感获得了一种语言形式之后的自然流露,它需要有真切的体验,也要有和这种体验相契合的语言方式。”是什么促使你创作了长诗《汶川故事》?能介绍一下创作过程吗?
梁平:应该说,这首诗从酝酿构思到不间断写作与修改,前后用了三年半时间。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就在成都。那些天每几分钟就有救护车尖锐的呼叫在耳边掠过,那是从各个灾区向成都医院转运伤员。成都摇晃得厉害,不能回家,不能擅自奔往前线。通讯断了,就整夜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第二天实在按耐不住了,返回15层高楼的家中,在接连不断强烈的余震下,摇晃着身体写下了第一首诗《默哀:为汶川大地震罹难的生命》,关乎生命、关乎人性,呼吁国家为罹难者下半旗致哀。这首诗地震第三天在《华西都市报》头版要闻位置显赫发出,后被《人民日报》等数十家媒体相继转载。从地震开始的自救、驰援、救灾到三年波澜壮阔的援建,我都亲历了、参与了。作为一个诗人,我知道我最应该做的是,用我的诗歌留下关于汶川地震的文学记忆。于是有了三年积累三年寻找“契合方式”,终于在家“闭关”三个多月,完成三千行长诗《汶川故事》。随后,《中国作家》刊发全诗,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而且在今年一月又重新再版。
问:文艺作品要传递正能量,你如何看待诗人的文学担当?
梁平:中国诗歌发展到今天,有很多问题要正视,比如担当。任何时候一个优秀的诗人都需要艺术的担当和社会责任的担当。现在好像这两个担当在一些诗人那里被割裂了,以一种担当取代另一种担当,两个方向的误区都存在。其实,两个担当在一个诗人那里,并没有冲突并没有矛盾,有的只是你有没有能力把两者融为一体,理直气壮地承担起来。诗人的艺术担当一定要有社会责任的良知,那样才会有血有肉有生命的重量。诗人的社会责任的担当也一定要有艺术的良知,而不是概念的、标语口号似的罗列,它需要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能够把握这两个担当,我们的诗歌才会有真正的正能量。我一直认为,诗歌就是诗歌,诗歌是可以介入中国社会或者见证社会变化的一种方式。一个优秀的诗人一定要和你自己所生存的这个社会有瓜葛,即要具备理解、分析、把握这个社会的能力。写《汶川故事》时,我更注重诗意情怀的表达,这是为那场灾难中消逝的生命提供一场证词,也是亲历那场浩劫的人们的一首心灵赞歌。
优秀诗人要精通“十八般武艺”
问:有人认为中国当下诗歌创作很繁荣,但也有人说当下中国真正的诗人并不多,你怎样看待国内诗坛的现状?
梁平:总体来说,国内诗坛呈现一年比一年回暖的态势,关注社会、民生、生命和人性的作品越来越多,诗歌技巧更加成熟。这是中国新诗的成长和进步,也是令人欣喜的一面。
不过遗憾的是,现在在大学校园、在诗歌批评的权力话语里,似乎有些滞后。诗歌的前沿性和先锋性决定了它是在和时间赛跑,然而迄今为止,在诗歌批评里的诗歌的“榜样”,依然还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事实上,“榜样们”已经以他们有目共睹的成就完成了他们的使命。现在60后、70后、甚至年龄更小的诗人们共同打造的当下诗歌,艺术的创新和成熟都正在走向了一个高地。这尤其需要我们的批评家给这样的一个现场予以真正意义的总体把握和理论支撑,这对于中国新诗建设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问:博客写作等新兴网络形式的出现,给诗歌带来哪些影响?
梁平:毫无疑问,网络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写诗的人多了,诗人写作没有了门槛,也让热闹的网络呈现的诗歌良莠不齐,泥沙俱下。
诗歌是文学艺术的最高形式。真正立志写诗,希望在诗歌创作上有所建树的人,也应该警惕网络给自己带来的幻觉。在这样一个平台上,朋友、哥们、粉丝们的盲目叫好,很容易让自己飘飘然,甚至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真正的诗人应该毕生为自己的诗歌制造陌生感、离间感而不是沉于自足与迷恋。自足与迷恋自己,最后就是在不断复制自己。对优秀的诗人来说,每一首诗都是开始,即使功成名就,也要不断给自己的创作设置难度。
一个优秀的诗人要身怀绝技,也要掌握十八般武艺。要偏激也要接纳与包容和接纳。你说到《人民文学》近期发表的我20几首超短组诗《江山小令》,我把它看作是我的“绝句”,三五行成诗。与洋洋洒洒3000行的《汶川故事》不同。当让,这也许就是我的另一种手艺。
诗歌不会受场域或命名的影响
问:有人说,中国从事诗歌创作的人比其他文体都多,尤其是诗歌笔会活动频繁,对此,你有何看法?
梁平:从事诗歌创作的人多,诗歌活动多,这些对诗歌传播都十分有利,例如这次的《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颁奖晚会,精彩的诗歌情景朗诵节目,让观众感受从纸质阅读到全方位的视听享受。在古代,诗歌以歌吟唱。诗歌在全世界范围都很热闹,这是诗歌本身决定了的,活跃,多动。我以为很正常。
问:近年来,“梨花体”、“羔羊体”、“废话体”等在诗歌界流行一时,你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梁平:好像没有流行吧?其实这样的命名本身毫无意义。就整体而言,一个诗人在某个阶段写过好的作品,也会写过不太好甚至不好的作品,这都正常。而对于这样的一些命名,作者也罢,读者也罢,自己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说的去说,读的去读,写的去写,那都是自己的事。
问: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出现像智利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勃鲁˙聂鲁达那样讴歌土地、人民、国家、民族为主题的雄浑大气、情感真挚、意象优美,影响整个国际诗坛的伟大诗人?你认为一个优秀诗人应该备哪些素质?采取怎样的创作态度?
梁平:我本人也非常喜欢聂鲁达。喜欢其他我所喜欢的外国诗人、中国诗人。诗歌写作不要去事先想到我要去影响中国、影响世界,你的胸襟、你的情怀、你的格局会决定你诗歌的成就。至于中国诗人应该怎样去和外国优秀诗人比较,怎样对待国外很多的诗歌奖项,恐怕人各有志。我倒是赞成诗人越少关心那些奖项,越是可以安安静静写出好的诗歌。你写诗你就在这个世界上了,这就是你自己给你的坐标和方向,一切取决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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