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开年的冷雨中,我们开始准备,接触、探访浙江文化名人。两个月后,当繁花盛放,我们推出这组报道——它的名字是“文脉”。
我们曾带着忐忑叩开他们的家门。用一束鲜花掩盖陌生,用目光表达敬意。我们问:身处文脉深厚的文化之省,昔日的文化故事,过往的文化转折,会给今天的人们捎来什么?
老人,前辈,他们引我们入室,指我们坐下,开始给我们讲述。
文,以载道。这些以文化为终身事业的老人,他们的人生故事,往往和他们的作品交织,载着更为立体丰富的“道”。
冀汸, 95岁,诗人。“七月派诗人”中硕果仅存的三位之一(其他两位是牛汉和林希)。坐了25年牢的他告诉我们:“愤怒出诗人”,什么是“愤怒”呢?他用颤抖的手,在我们的笔记本上写下“谷寿夫”三个字——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在我们的采访中,很多问题他都答:“我记不起来了。”但这个名字,他记得很清楚。
95岁高龄的冀汸,不仅在浙江作家中最年长,而且写作时间最长——77年,直到现在,每天还敲下键盘写日记。
这位“七月诗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因为受“胡风案”牵连,1955年,37岁的冀汸背负罪名成了一只“囚鸟”,整整25年,才得以平反。他在劳改农场劳动时,什么活都干过:木工、水泥工、农民、营业员……但他仍然写下“我不怨恨,写诗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接受它带来的一切。”
岁月风霜,“七月派”诗人如今仅存冀汸、牛汉和林希三位,我们很庆幸能拜访这位蛰居在浙江医院,却依然思路敏捷的老诗人。(由于老人身体孱弱,我们不忍多打扰他,本文一些资料,摘自冀老文集——编者)
冀汸祖籍湖北天门。1918年出生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小镇。原名陈性忠,先以“启汸”为笔名,后定为“冀汸”笔名在诗刊上发表作品。冀汸6岁那年,跟随祖父回到湖北老家,1931年到武汉,并开始尝试创作。
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曾任职杭州安徽中学,浙江省文联《浙江文艺》编辑、创作组组长,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专业作家、副主席,《江南》杂志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名誉委员,浙江省作家协会顾问。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诗集《跃动的夜》、《我赞美》、《没有休止符的情歌》、《长歌不息》,小说《走夜路的人们》、《这里没有冬天》、《故园风雨》,散文集《望山居偶语》,回忆录《血色流年》等。2010年,四卷本《冀汸全集》出版。
第一部分:“月季花,朵朵红”
记不清六岁还是七岁的时候,我从荷兰殖民地爪哇岛的首府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回到了唐山(当地华人都习惯地这样称呼中国)。
我入的是私塾,正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农村经历过一场农民协会运动、蒋介石叛变、许多人头落地之后,案头也有几本新书,和一大摞《康熙字典》并排摆着。这表明他还有一点“新”思想。
问:您出生在爪哇,那段异国他乡的生活,还有印象吗?是什么时候回到国内的?
冀:爪哇没什么印象了。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故乡度过的。
记不清六岁还是七岁的时候,祖父、祖母刚过六十大寿,就怀着“落叶归根”的游子心情,带着我从荷兰殖民地爪哇岛的首府巴达维亚(Batavia,即占领爪哇的荷兰殖民头子的名字,今雅加达)回到了唐山。
哪一年呢?我无法确切指出,因为当时就没有记住,现在也无人可供咨询。
至于乡下的“老家”,在爪哇的时候,祖父、祖母就千百遍地告诉过我,所以至今还牢牢记得它的全称:湖北省天门县东乡七十二垸二十一都河湾垸莲池寺村。
问:您写的是新诗,小时候受的是私塾教育还是西洋教育?
冀:我入的是私塾,塾师虽然是孔孟之徒,但并不冬烘。他除了教我念《三字经》,也教我读北洋政府教育部审定的《国文》课本,有几篇极富诗意的课文,至今还能背诵:“月季花,朵朵红;姊呼弟弟,快来看花。”
第二部分:“昨夜的长街”
所谓“愤怒出诗人”,那个国难当头的时代,全民皆诗人,因为对日本人愤恨极了。那时诗歌投稿主要是给《七月》,《七月》编辑部就两个人,胡风和他的妻子。我写的第一首诗,叫做《昨夜的长街》,后来寄到《武汉日报》的副刊《鹦鹉洲》发表。
我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稿费,一共6毛钱。拿来买东西吃了。
问:您是在什么背景下开始写诗的?
冀:我当时写了很多抗战的诗。所谓“愤怒出诗人”,那个国难当头的时代,全民皆诗人,因为对日本人愤恨极了。
有张照片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一个中国人跪在地上,一个日本人挥起刀,往下砍。
这张照片给我一个呼之欲出的念头:“反正我就要死,我回头也要狠咬你一口。”
这个攻陷南京,进行六个星期大屠杀的指挥官叫谷寿夫。胜利后,他在南京被处决,看见这场面南京人无不拍手称快。
当时发表诗的刊物很多,除了《七月》,还有《桂林》、《诗创作》、《星星》等。而且都很好卖,因为大家不仅写诗,也都爱读诗。
问:“七月派”诗人来自于《七月》杂志,《七月》当时的情况怎样?
冀:那时诗歌投稿主要是给《七月》,这个杂志是个周刊,在上海出版,后来上海沦陷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都移到了武汉。《七月》这个杂志也移到了武汉,后来武汉也沦陷了就移到重庆,在重庆编辑出版。完全不像现在的杂志编辑部这样庞大,当时《七月》编辑部就两个人,胡风和他的妻子。
问:跟我们说说您的第一首诗歌。
冀:我写的第一首诗,叫做《昨夜的长街》,是1936年在武汉写的,当时我在武昌的大公中学念初二。
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武昌的学生们要过长江到汉口,和汉口的学生联合起来,一起游行,反对日本侵略者。武昌的学生以武汉大学为首,夜里也不睡觉,就在政府门口请愿。
这次运动结束之后,我写了一首诗,题为《昨夜的长街》,署名“启汸”,在《武汉日报》的副刊《鹦鹉洲》发表出来,却印成了“启汶”,诗的内容现在一行也不记得了。
这是我头一次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发表作品,算是“处女作”吧。我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稿费,一共6毛钱。拿来买东西吃了。
第三部分:“如醉如痴”
杭州解放,与我们预先估计的完全两样:没有发生战斗。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坦克、卡车跑在前面,大批步兵仓皇跟在后面,毫无斗志,只顾逃命。这就是自古以来流传的“兵败如山倒”。
问:您什么时候到了杭州?为什么会在一所叫“安徽中学”的地方?
冀:1947年,我一个朋友的姑父,叫刘尚智,拉我去杭州任教,还要我介绍一位高中数学教员,我觉得义不容辞,答应了,还拉在上海工作的杨荣廷去当数学教员。杭州也就新添了一所名叫“安徽中学”的学校。
问:那杭州解放时,您亲历了吗?
冀:杭州解放,与我们预先估计的完全两样:没有发生战斗。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坦克、卡车跑在前面,大批步兵仓皇跟在后面,毫无斗志,只顾逃命。自古以来流传的“兵败如山倒”,我站在学校附近的大街旁方正大茶庄门口与众多的杭州市民看见了这场景。
相隔不到三小时吧,人数不多的解放军先头部队就追上来了。“兵不血刃”,我们站在同一地方也亲身迎来了这一庄严的历史时刻。我们心里荡漾着喜悦感、幸福感,流着泪水相视而笑。此刻,我头一回体验到“如痴如醉”是什么滋味。
第四部分:“万马齐喑”
按照进行曲总谱规定的休止符,我中止了歌唱。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那个休止符所代表的时值在任何乐典中都找不出——竟长达25年之久,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因此,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半期、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我只能当一名“喑哑者”,混迹于“万马”之间。
问:您受胡风案的牵连,坐过25年的监狱,但您在监狱里还自己订报纸看?
冀:我订了一份《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常登新书、新杂志的出版信息。我的欲望又提高了,想看新书、新杂志,趁着每月一次登记购买生活用品的机会,我试着写了几本新出版的读物,居然被批准了。喜出望外。由于准许我订报、买书,开支增大,存折上的余额迅速减少。我感到难以为继,心里发急。我只能把放在省文联机关里的自行车卖掉。那是一辆英国的兰苓牌车子,锰钢制造,用笔杆敲敲车身,便发出清脆的声响,十分悦耳,属“世界名牌”。
问:释放以后,第一次见到家人是什么情形?
冀:我急于知道妻子和孩子们的状况,我妻子当然也急于想知道我的情形,却谁也不先开口。我怕一开口就痛哭,我不愿意那样。她也显得格外冷静,用冷漠把内心的痛哭包裹起来,不让它在此时此地爆炸!
问:对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牵连,让您这一叶诗舟在风浪里颠簸了几十年,现在回头去看,有什么感受?
冀:按照进行曲总谱规定的休止符,我中止了歌唱。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那个休止符所代表的时值在任何乐典中都找不出——竟长达25年之久,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因此,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半期、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我只能当一名“喑哑者”,混迹于“万马”之间。(注:诗人引用清代龚自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2012年4月13日 来源:钱江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