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白：《许宏泉：没有自由意识，文艺永远是个附庸品 》

宫白云

   对白：《许宏泉：没有自由意识，文艺永远是个附庸品 》

    许宏泉，字昉溪，号和州，室名留云草堂、听雪斋，分绿斋、一琴一研之斋。1963年生于安徽和县。现居北京。涉及文学写作、绘画、艺术批评。主编《边缘·艺术》《神州国光·金石书画》《艺观》等刊物。画家李世南评曰：“宏泉是一位学者型的艺术家，至少在我看来，在比比皆是的书画家里，如宏泉这般于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修养者，尚不多见，而尤为可贵者，作为一位艺术家所必须具备之思想与立场以及特立独行之人格，在此纷乱之艺坛，就更显其之难得了。”

　　沙白：光阴似箭，转眼又到了阳历年末，回首这一年，中华书局为你的《近三百年学人翰墨》举办过新书发布会及学人翰墨收藏展、吉林省美术馆 为你主办“墨许长春·许宏泉国画作品展”……在波谲云诡的2013年艺术市场中，你作为一个惯看秋月春风的江上渔者，怎么盘点你的2013？

　　许宏泉：是哇，一年就要这样地过去了。是该盘点一下吧！年一过，春天就来了。
　　3月份，中华书局为我五卷本的新书《近三百年学人翰墨》举办了一个发布会，来了很多文坛和学术界的老前辈和朋友。在发布会气氛的感染下，我又开始创作《近三百年学人翰墨》的续集，一口气写了10多篇。紧接着，琐事扑面，写作就搁置。想起几年前章诒和先生跟我讲：你每收到一幅书法的时候，趁着这股热乎劲儿，马上写，攒多了，就会有压力，让你无从下手。当然，写作并不能光靠一腔热情，还需静下来补充能量，所以我要去读大量相关的著作。在写作过程中，你会越来越发觉，当和古人进行对话时，你会越来越被他们所吸引，也会让你觉得笔越来越沉重。我在努力做到，不仅仅是在解读前人的书法作品，更重要的是与古人对话，试图通过这些零星纸片走近他的心灵世界。这是非常困难、也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项工作。所以，后面的写作我放慢了脚步，希望能更准确、更真实地来揭示前人的精神世界。
　　6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随笔集《听雪集》，我想，这应该是一本很“可读”的小书。这套丛书中还有杨之水、范笑我、沈胜衣……都是熟悉的读书人。
　　8月，由吉林省美术馆策划并主办的我的个展《墨许长春》在吉林省博物馆展出，展出的作品基本是我一年来所创作的山水、花鸟的作品。我很喜欢东北，对一个出生江南的人来说，长白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我还有幸见到一些他们的馆藏品，像董其昌的《昼锦堂图》、苏东坡的《洞庭春色赋》手卷，非常愉悦。这次我展览的作品全部被美术馆收藏，当然也是有偿的啦。所以回来我又要埋头苦干，为了可以去拍卖会买几件好作品，为了安心写作，用黄永玉先生的话来说，继续挥舞着大笔来养小笔。从中华书局的发布会到长春的展览，是公众视野里的话题，对于我个人来说，一年来经历了很多事情，都很重要，一言以蔽之，2013年，是让我觉得很充实的一年。
　　沙白：有人曾说你是国画界读书最多的人，你在画家中别人说你是作家，而在作家的眼里你却是画家，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你是收藏家杂志人，多重身份让你身份有些模糊，你个人怎么界定自己的身份？艺术家不是生活在空气中，无论你是什么身份，画家、鉴定家、批评家、作家、收藏 家……按照世俗的标准都离不开一个“钱”字。很多人看你是艺术、赚钱两不耽搁，你如何做到的？

　　许宏泉：当绘画功利化，变成技术活的当今，这种问题才存在。在黄宾虹那个年代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提问。黄宾虹不仅仅是个画家，他有《黄宾虹文集》，有大量的美术史研究的著作，中国的绘画史上没有一个真正的画家是不读书的。不读书的画家只能是画匠，比如画敦煌壁画的人。为什么今天的美术工作者会对民间美术感兴趣，他们厌倦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人绘画陈陈相因的表现，所以以寻求艺术活力的名义，刻意追求“原始性”，实际上是艺术品味的倒退。就像作家一样要深入生活，很荒谬，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是为了写作而去深入生活，只有新闻报道、实用文学、实用美术家才会干这样的事。
　　我不去思考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因为要生存，所以我必须要去赚钱，因为我爱好绘画，所以会去收藏，想要画得更好，所以要去读书。读书，读史，才有可能超拔时流，坚守正脉。绘画对我写作和收藏更有帮助。
　　我们不要一味的去倡导为艺术而献身的虚无主义，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学术界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他们会把凡高的贫困作为成就艺术必然的经历，而且总是在歌颂死去的穷人，好像艺术家最好是穷死了才是伟大的艺术家，因为大家都觉得钱是铜臭，所以一面在讨厌它，一面在心底渴求它。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都应该有他的底线。吴藕汀先生说，“你不让我坐着吃，我可以站着吃，但绝不跪着吃。”没有底线，只会迎合，放弃学术的独立品格。我觉得生存和创作并不矛盾。画画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是在用心画画，按照自己的性情在画画，很多人是在卖地位、头衔和名气，我就是一个快乐的画画人，所以我赚的钱就是我劳动所换来的报酬。
　  沙白：想当年，在你创办《边缘艺术》时，你曾磨刀霍霍砍大腕，然而随着你的名气增大，你已然失去或隐藏了这种锐气与锋芒，为什么？
　　许宏泉：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的经历，尤其对信仰的追求，也许会导致思维方式、思想的改变，而我的独立思考，我所倡导的批判的精神并没改变。《边缘·艺术》杂志走到今天，始终坚守着艺术的自由精神，它有一种担当，这种担当就是批判精神。经过这么多年，我发现，只要去坚守这种批评，大家都会去适应它。在美术界虽然大家都不愿意接受艺术批评，这种批评真的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前途，而这种前途当然是功利的，大家太在意这种功利：一面在意当下的功利性，一面又在意名垂千古的史名，这就是当下艺术家内心真实的写照。而正因为我们对批评精神的坚守，很多艺术家反而跟我们在情感上走的更近，这就是一种接纳和理解。我并没有放弃我的批评立场，只不过和年轻时候少年气盛的表述方式有所改变，去掉了很多刻薄的激进的语言，相对来说可能宽容了一些。
　　
　　沙白：多年来你一直坚持着边缘立场，在以卖画为王道的国画界，这等于找死。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你，让你走到了今天？“边缘视角”是你近年来做人、做学问的一个方向。我们知道，文化的边缘和主流永远是相对的概念，这是否意味着您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自己的主流价值观，如果 您用相对简洁的语言表达这种价值观，您会如何定义？
　　许宏泉：只有像狮子这样强大的动物，才不会跟随大流。而艺术家需要有狮子的精神。曾经有人调侃我，如果让你去当美协主席，你去不去？我想起伊沙说的一句话，不要问我这类问题，我是一个俗人。我更理解伊沙的潜台词，如果把主席的位置给我，我当然会去。我去是为了解散它。
　　《边缘·艺术》能够走到今天，与很多喜欢它的艺术家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大家总会跟我谈起边缘和主流的问题，如今的文化没有边缘和主流之分，就像黄宾虹说的，只有君学和民学之分。主流，就是我们理解的主旋律；那么边缘便是民间。当然，掌控社会，并且使得社会在发展的进程的生死大权肯定是主流，这是现实性的，放到宏大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推动人类精神、灵魂的进步，恰恰是民间的力量。现在很缺少边缘的民间的力量，当一个社会民间意识的淡化和漠视，这个社会肯定是不健全的，甚至于处于危机的状态。比如说文化艺术在十年浩劫时，所有中国的艺术家都在为政治服务，所有的艺术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帜，实际上彻底的沦为政治的附庸，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今天我们来看，当年文革期间所谓的艺术作品，实际上只是政治的宣传画，没有艺术价值可言，作为艺术必须要有担当，对人类对社会，对人的心灵的担当。当一个艺术家只会粉饰太平，用他的画笔表现虚假现象的时候，他不能把内心和眼睛看到的真实东西表现出来的时候，这样的艺术品不真，就没有善，那又有什么美可言呢？！这就是为什么《边缘·艺术》从创刊开始我就关注吴藕汀、刘知白、尤无曲这些在民间的被忽视的并被曲解的艺术家，我就要让人知道，在有李可染《万山红遍》、傅抱石《江山多娇》、黄胄《欢腾的草原》、陈丹青《泪水洒满幸福田》等等这些作品的背后，还有一些真正的，为自己的心灵，为自己真正的喜爱绘画在画画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边缘艺术家。
　　沙白：我发现你一直在发扬一种精神——黄宾虹的艺术精神，这在当下的国画界已经很少见了，请谈谈他最打动你的是什么？在当今国画界，很难 有人的画在笔墨上得到你的赏识或认同，请问在笔墨上，你最欣赏的当代国画家都有谁？
　　许宏泉：在近百年的中国美术史上，虽然有很多杰出的艺术家，但是为什么黄宾虹先生让我那么地着迷？因为黄宾虹就像他的老家黄山一样，太壮观，太丰富了。更重要的是黄宾虹先生有一种担当，他能够站在一个高度来审视、评判、选择绘画经典，在自己的心目中构建一个具有独立审美立场的绘画史。当时的现状，中华民族真的是“最危险的时候”，绘画从扬州八怪到海派一路暴衰，市井江湖泛滥，笔墨品格堕落。另一面是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彻底否定，全盘西化或中西合璧大行其道。只有黄宾虹先生敏锐地感觉到艺术品格的复兴与民族气节、爱国精神的张扬是一脉相承的，在黄宾虹先生的心中，对于这片土地和土地上多灾多难的人民以及数千年来所积淀的文化是充满信心的，一个画家不可能去扛枪打仗，不可能力挽狂澜改变时局，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艺术家，他以他独立的审美的理念和文化的良知，试图拯救笔墨，实际上是拯救一个民族的精神。他极力推崇宋、元绘画精神，正是一种对崇高美学的追求。从绘画可以看到世态衰落的现象，所以他为明代遗民画家立传，如渐江、程邃、戴本孝。渐江生活在明末清初，是战乱频仍，江山易祚，河山破碎之际，但他在绘画上坚守了一种气节，这种气节实际上是文化的品格。
　　看看今天的画坛，读黄宾虹先生针对当时画坛没末象所发出警醒，好像就在说今天，我们今天好像在重复着昨日的故事，但是今天却没有一个像黄宾虹这样的人，振臂一呼，用他的如椽之笔来塑造雄浑博大、浑厚华滋的绘画品格。如果说三十年前艺术家不得已成为政治宣传的牺牲品，或者是宣传工具的奴隶，那么今天的艺术家大多又成为了市场的奴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都沉浸在发家致富的狂热之中，艺术家在这个时候甚至连古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都没有，放纵地迎合市场，或依然热衷主题创作。我们的独立人格在哪里？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一种社会情景，都会保留着给人选择沉默的自由空间。哪怕像古人那样消极的“逃逸”也好。我想起当年在太湖的近水山庄和亚明先生的一段对话，在亚老晚年重病的时候，看着烟波浩渺的太湖，老人家对我说：如果再让我活三十年，哪怕五年，也许我能画出一张自己满意的画。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凄凉，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真切，像亚明先生这样晚年觉醒的人、有反思意识的人太少了。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时代的艺术家可以像今天的艺术家这样过上如此幸福的生活，他们和我们的人民一样曾经穷怕了的，对金钱和功利已毫无抵抗力。这就是我喜欢黄宾虹的原因。
　　当代画家不是我研究的范畴，但作为《边缘艺术》的编辑，也会关注当代艺术家。《边缘艺术》有一个专栏叫《关注》，介绍我们一直在关注的几十位老中青艺术家，有机会可以看看。也许从中可以读到我对当代艺术家的一些认识。我所关注的画家的每一点的变化，也许缺少点批评的发言，但是评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中肯的，也表达了我个人的审美倾向。

　　沙白：从《近三百年学人翰墨》中可以看出，你独独对明清以前的文人字画有兴趣，是什么情结在引诱着你？而在当今画坛，“文人字画”这词一 直被滥用，在你的眼里，什么样的字画才有资格称为文人字画？
　　许宏泉：“近三百年学人翰墨”这个课题做了近十年了，起初，我读了钱穆先生、梁启超先生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由对近三百年来中国文人的生存状态，对他们的思想和学术的兴趣，而萌发了去收藏学人翰墨想法。并不像田家英当年要重新取写一部《清史》，我只想通过他们的作品，去探寻“正史”之外的一代代文人的思想和情趣。我对“遗民”非常感兴趣，只要在朝代交替的时候，权力处于真空状态，“国家不幸诗人幸”，乱世最可能出现大家，尤其是晚清民国，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覆灭，王国维先生所说的“千年巨变”之时代，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建立，我们可以看看读书人、艺术家他们都在做什么，他们的生存状态，人生选择，笔下所表达的人文信息等等，这非常有意思的课题。
　　“文人字画”恐怕也是后来提出来的，宋代人肯定不会说苏东坡的字是文人的字，黄山谷的字是文人的字。文人字与职业书法家的字，有一种相对性，只有当文化品格缺失的时候，我们才关注文人们的审美价值，不以书法出名的文人书法的审美意趣。我以为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书画家，首要看他是否是具备自由精神的文人，是否有独立的思想与学术品格。 　　
　　沙白：这些年，你一直对现代诗和诗人持关注状态，你主编的《边缘·艺术》杂志也辟有相关专栏。如今很多诗人开始画画卖钱，比如赵丽华比如芒克，你如何评价当下的“诗人画派”？对于那些毫无美术功底的所谓诗人画家有何忠告？
　　许宏泉：《边缘·艺术》一直关注当代诗歌，一个没有诗歌生存环境的时代一定是可怕时代，当很多人已经失去对诗歌的热爱，实际上就是失去了浪漫的情怀，人们变得越来越现实。而我看到，在中国的文化艺术领域里，只有诗人，无功利可图只因热爱和内心需要而在坚守着纯粹的创造对语言的探索诗人们，无疑在捍卫着一块净土。这是我一直关注诗歌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也听说很多现代诗人在画画，说白了就是卖画，诗人是文艺界最穷的种族群，所以他们画画我是支持的，第一：能够改善生活；第二：能够让我们浮躁而浅薄的画坛感受到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介入。我也见过一些诗人的画，虽然从技法上可能还很不成熟，但是他们却有一种原始的、本能的对美的追求，画里真实性和浪漫的情怀是很多画家不具备的，我们没必要鼓励诗人都来画画，但是也没必要粗暴的干扰诗人绘画的愿望。
　　沙白：徽派既是一个文化名词，亦是一个社会名词，推衍至其他领域建筑、经济、文房四宝、名人效应等等。在北京，作为徽派人物之一，徽派老乡的聚合以及徽派人物与其他各地各色人等的交往中，会有哪些共性的东西作为徽派人物的标识？

　　许宏泉：作为安徽人，我在黄山生活、工作了很多年，对徽州的山山水水以及所谓的“徽学”非常感兴趣，而且我研究的视角一直与徽州这片土地是有关的。徽州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随着社会狂热的发展，徽派文化离我们越来越远，虽然黄山依在，虽然徽派的建筑和徽州的牌坊依然矗立在青山绿水之间，但是徽派文化所体现的精神和品格已经远去。很多年前，我就跟国家旅游局的一位官员争论，把徽州改成了黄山市，说有利于旅游宣传，实际上是对文化生态的无知。事实上，很多地方都在从经济区域去重新划分地域，不停地改变地域的名称，无疑是对文化的漠视和不尊重。消失的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地名，甚至是一段文化历史遗产的失去，随着徽州地名的消失，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地域文化遗产的流失。
    谈起徽州文化，我们会想到徽商，当年的徽商对文化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有一定的担当，徽商不是今天的土豪，他们尊重文化，尤其重视对家乡环境的合理开发，徽派建筑与山水完美的结合，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体现。当年盐商对新安画派和徽派的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今天研究徽派不仅仅是研究他们留下的作品，把徽州作为旅游景点去欣赏去回顾，更多的是要挖掘徽派文化的精神，“徽骆驼”精神，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们对社会的担当和文化的良知。作为一个徽州人（我的祖籍是歙县许村），来北京这么多年，虽然北京有很多的徽菜馆，有徽州同乡会，有徽文化的交流中心，但我几乎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在我看来，这些打着徽州文化牌子的人只把它当作一个舞台，仍然唱的是经济的戏。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在开发和振兴徽州文化，他们只不过是把祖宗的牌子拿来，作为道场，演他们的戏，赚他们的钱。所谓的“新徽派”“新新安画派”只是一种幻想，自欺欺人的说法，就像老虎就是老虎，与壁虎无关。
　　前段时间，成龙欲将自己收藏的徽派古建筑捐给新加坡，一度成为热点，关注的焦点在于他该捐给谁？大家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反讽。成龙做过一个公益广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向公众呼吁“请不要购买或使用任何虎制品，让我们一起呼吁永远停止虎制品交易”。如果像成龙这些人，没有土豪心态，不打着保护古建筑的幌子，去买这些建筑，就没有人拆除古建筑。强拆的人是很无耻的，但是买的人也一样值得我们质疑。十多年前，我在徽州时，眼睁睁看着这些徽商的子孙把祖宗留下来的文物卖掉，到最后没得卖，把房子上的一砖一瓦，每一片保持着古人文化信息的东西，能卖就卖。那些收藏家们，土豪们，以热爱文化的名义，正助长了破坏文物的风气。只是满足了土豪们附庸风雅所谓的文化品格而已。据我所知，近三十年来，大规模的拆除，远远的超过了太平天国、抗战时期、文革时期，如果说，文革只是局部的毁坏，今天则是成片的大规模的毁坏。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回避。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同样适用于文物生态。
　　沙白：就艺术而言，现代教育发轫之后，学院派和民间的对话一直是个相对对立的概念。你从事艺术创作的身份一直贴着“民间”的标签。您如何看待中国艺术，特别是美术方面的教育问题？


　　许宏泉：我没有经历过学院教育的体验，也许有人认为我没有资格去评判，但正因为我没有受过这种教育，我作为局外人也许看得更清楚。美院教育应该是把美作为美学，让学生们接受美和美育的教学，而不是机械的灌输，塑造一批一批美术工作者推向社会，而社会不给他们提供生存空间，所以吴冠中先生说不应该有这么多的美院这么多的学生，就像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一样，画家不是被培养出来的。有一位老师的学生画的画，跟他的画一模一样，他这种教学最大的障碍就是培养出来一批“小”的学生，你培养一批“小”的你。我曾经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本来明显的知道这个社会不给他们提供生存空间，而且也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杰出的艺术家，最起码他们出来还能够模仿老师换一点饭吃，你不要指责你的学生做你的假画，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某种层面上看，这不正是你的教学的后果吗？！更多的是老师要进行反思，当然我并不是在为做假画的人辩护。
    自古以来，文化艺术的发展始终都是有所谓的主流和民间两条线，比如院派的人会指责民间的群体，他们将民间和市井江湖划等号，这是很荒谬的说法。当年的四王是真正的主流艺术，石涛和八大是边缘艺术家，当我们回顾明末清初美术史的时候，真正能够感动我们的恰恰就是民间艺术。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边缘力量，所谓的民间意识，是自由意识的张扬，没有自由的意识，文化艺术永远是附庸的产物，没有生命力。民间群众所彰显的艺术精神是绝不能小觑的。
　　沙白：从安徽的山村少年到如今的种种文艺头衔，你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是哪一段，怎么走过来的？你的乡愁情结在你的书里画里解不开，你会背着故乡走完一生吗？某一天会放下吗？

　　许宏泉：一个人对过去的回忆，我希望它只是一种反思，不能落入忆苦思甜的俗套。当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会经历各种的苦难，这是上帝的安排，更是上帝爱的一种体现，上帝的爱不一定是让你一帆风顺，春风得意。把苦难当作上帝赐给你最珍贵的爱的祝福，无论什么样的苦难都比不上人对未来对死亡的恐惧，这就需要信仰的引领和支撑。信仰失缺，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地位、名誉、爱情、家庭、金钱都填补不了人内心的空洞。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只有心灵充满才是真的充满，所以我觉得我没有最黑暗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可能是我在苦苦的寻求一种什么东西，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意识到原来寻找的就是赐给你祝福的上帝，很多所谓的黑暗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经历，经历的东西太多了就觉得都是正常的。
　　董桥先生曾经说过，“没有文化乡愁的心井注定是一口枯井”。对今天的很多人来说就是精神家园的失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故乡在什么地方，今天“故乡”已变成了一种概念，如果有一天连我们的方言都要失去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没有故乡了。所以这么多年来我的大量的文字都与生我养我的故乡有关，就是一片河滩，一个山岗，几棵老树，甚至已经倒塌的老牛屋、废弃不用的石碾，都是曾经与我童年快乐有关，都成为我美好的记忆。当我拿着笔回忆它们的时候，文字会变得特别轻松，也会变得特别沉重。对故乡的回忆，我的绘画里面也经常画村边山头的花花草草，这些文字和笔墨的表达，不仅仅是对儿时岁月的回忆，更多的是表达了份情怀，就是一种真切的热恋。今天大规模的建设，大规模的强拆的不是一座村庄，不是一座古城，不是一所房屋，拆去的是我们精神的依托、文化的信念、我们的安全感。当形式上的故乡失去的时候，精神上的故乡离我们也会越来越远，当一个人的灵魂没有一个归宿的栖息地，我们都是一群狂热的动物，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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