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解：文本为王，其他的没用
提问：孟醒石
形式：电子邮件
时间：2013年8月
孟醒石：你是怎样走上诗歌创作之路的？哪些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对你产生过影响？
大解：我阅读诗歌开始于1972年，那时我正在读高中。我的故乡是一个偏僻的山村，识字的人有限，但我的邻居家居然有一本《千家诗》，我借来后反复阅读。因为没有别的书，就一直读。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诗集。后来我父亲单位里一个向彩林女士，听说我喜欢诗，就主动借给我一些书：《普希金文集》、《莎士比亚戏剧集》、《泰戈尔诗选》，歌德的《浮士德》，《海涅诗选》。在当时的山村，能读到这些书简直就是奇迹。上大学以后，我接触到《今天》杂志的创刊号和以后多期，对我影响也很大。1980年后，我接触到《美术》《世界美术》《江苏画刊》等美术类杂志，从中获益匪浅。
真正从事诗歌写作，应该是在80年代初，那时对惠特曼和江河的诗特别崇拜。后来，随着阅读和创作的深入，我喜欢的或对我产生影响的诗人很多，像屈原、李白、杜甫、荷马、但丁、西川、里尔克、米沃什、阿米亥、布罗茨基、雷平阳等等，我可以拉出一个很长的名单，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孟醒石：故乡情结和自然风貌在很多人的诗中都占有很大比例，而你的诗似乎已经跳出来，并保持一定距离，甚至还反作用于这些意象之上，显得更加超脱和醇厚。你的诗歌风格是怎么形成的？
大解：对于我，故乡有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地理含义。故乡的山川风物和人的生存史，是个无尽的宝藏，使我受益终生。如今，我离开故乡已经多年，故乡早已成了我的精神背景。如果深究故乡这个词，我以为，村庄和故土不过是我们的生存驿站，母亲的身体才是我们真正的故居。认识到这一层，才能理解生命的真意。我在挖掘生命的深度时，没有忘记生活的宽度。如果说我的诗扎实贴地并能从俗世中脱离出来，也不是我的性格超脱，而是我在穿越生死的语言历险中享受到了生命的浮力。
孟醒石：你的诗歌写作，脉络清晰，从最初的“怀乡”到“城市”到“身体”到“心灵”，一直在深入，仿佛经历了从“积雨云”到“河流”到“土壤”再到“地下水”直至“暗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坚持了哪些？又抛弃了哪些？你的写作目标是什么？
大解：实际上，一个人的内心就是一座深渊，其深浅决定于个人的精神源头。如果用水做比喻，我走的确实是下潜之路，但我却又时时不忘飘起来。我没有足够的能量把深渊化解成云海，但我知道从哪里找到支点，在精神的天空里竖起彩虹。诗歌的功能不是让我们抱紧水底的石头，而是获得飞翔的能力，捕获到彩虹后面的光和光的源头。如果我的诗是一条河流，我宁可放弃大海，而在半途蒸发掉。那时，语言已经汽化，只有心灵在弥漫，你会感到无边的自由。这是我的写作目标，但我可能永远也做不到。
孟醒石：有评论说：“大解是近20年来不能归入任何流派的诗人，或者说，大解自己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流派。”你对此怎么看？假如非要你给自己的写作贴一个标签的话，你打算用什么当作“标志”？
大解：用20年时间衡量诗歌和一个诗人，我觉得时间太短了，我愿意在新诗的百年历史中，考量一个人的价值。因此，我不在意一时的得失。这样说，不是我耐得住寂寞，而是把时间的尺度拉大以后，许多浮云都不值得为之惊呼。到现在为止，我的写作还在不断的探索中，诗歌、小说、随笔、寓言我都写，甚至还有雕塑，我的写作向度很多，也很宽阔，还真是没有一个确切的标签适合我。另外，对于一个作家和诗人，文本为王，其他的没用。我没有流派，也不愿意在一条道上走到黑。
孟醒石：你的长达一万六千行的叙事长诗巨制《悲歌》从初版到现在已经12年多了，得到了很多评论家和诗人的好评，但《悲歌》产生的影响与自身的价值相比，还是相差悬殊，像被石头包裹的和氏璧一样，很多人还不知道它的存在。在2000年12月出版之后，你又陆续写了10万字随笔《悲歌笔记》，没有停留在简单解读上，而是深入到艺术和哲学层面，丰富了巨制的思想内涵，并于再版时加了进去，使该书达到700多页，这种毅力也与卞和一样，令人惊叹。请问，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又是怎么深入进去的？
大解：好坏不说，《悲歌》从体量上说是一部巨著，它所容纳的东西让我也感到震撼和茫然。许多人写文章评论它，我也写了十万多字试图解读它，但都只是论述了其中的一个侧面，无法触及全部。因为我在诗中使用了结构，而结构具有生长性，会把每一个读者都带入到个性化的解读和再创作中，完成自己的精神之旅。一部书和一个人一样，有它自己的命运，它出生在一个缺少叙事诗歌传统的文化背景中，确实有些突兀和傲慢，但我深信它会走远。我写作《悲歌》用了四年时间，在这四年里，我不是熬过来的，而是处在持续的激情中，像是在高原上约见众神，其愉悦和旷达，非常人可以想象。
《悲歌》已经出了第一版和第二版，现在有出版机构要出第三版，如果能在书中放进一些插图，可能会更好些。
孟醒石：很多诗人也写小说，但多“入乡随俗”用小说惯常的手法写，而不能继续以诗的方式呈现。而你的小说《长歌》完全是诗化的语言，可以说是一首不分行的长诗，这在当代非常少见，令“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以西方文学为“密宗”的小说家都眼前一亮。尤其是汪曾祺去世以后，很难再读到这么轻灵这么美的语言。你在创作的过程中有什么体会和经验？
大解：《长歌》是我唯一的小说，是我献给农耕时代的一部挽歌。它得益于我对故乡生活的回忆。我想写出农耕时代的一小段乡村史。在我看来，我童年时期的故乡，是神的居所，人们生活在现实与梦幻之间，甚至分不清生死的界限。也许生活的原貌本就如此，只是我们排除了太多的东西，忽视了现实中还有虚幻的一面。我揭开这个层面并走了进去，努力呈现出事物的真相，人们所说的诗性便由此产生。对于小说，我没有什么经验可谈，我只是多了一个视角，或说穿过生活的表层，让你看看里面和背面的东西。至于小说的语言，我尽量淡化诗歌创作的惯性，但还是没有过滤干净，落下个诗性的韵味。
孟醒石：寓言的思维方式和你的诗同源，应该是你诗歌文本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诗人写作的外延。请问，你最初怎么想到要写一本寓言集？它对你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启示？你将来还打算继续写下去吗？你还想创作出什么样的诗歌衍生品出来，来拓宽诗艺的纬度？
大解：《傻子寓言》是我的小说的衍生品。写小说时，我发现自己有扯淡的能力。从荒谬到荒诞，再进一步就是扯淡。但这一步跨越带有本质性的变化，让我在多个空间里自由出入，混淆和延伸了事物的边界。传统的寓言大多是借物言志，寓理其中，传达深刻的含义。而我的现代寓言，几乎直面现实，让人直接出场，在不可能中展示生活的复杂性和荒诞性。在文法上，我的寓言打破了单一的叙述方式，是小说、散文、诗歌、论文的混合体，没有任何章法。这种越界所产生的陌生感，让我也感到意外。并不是我发明了一种新的文体，也许它本来就一直存在，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和使用它。我使用了，我感到很欣慰。现在，这类寓言我已经写了将近400篇，已经成为一个系列，今后还有可能向动漫和影像类作品延伸，呈现为光影艺术，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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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8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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