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作者:子干 最近读了几篇有关新诗问题的论述,颇受启发。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小诗在我国有口皆碑,经年流传不衰,不知激励鼓舞过多少仁人志士,为了争自由求解放,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放弃爱情。 然而,就是这首连同标点在内只占24个方格的“小诗”,其翻译过程却很有意思。许多人都知道,它的译者是殷夫。但据王秉钦先生的文章说,这首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作,中译本至少有8个。周作人和茅盾在先,殷夫“排行”第三。但所有译本,都无法与殷译相比。且举两例: “欢爱自由,为百物先,吾以爱故,不惜舍生。并乐蠲爱,为自由也。”(周作人译) “自由与爱情,我需要这两样。为了爱情,我牺牲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又牺牲了我的爱情。”(兴万生译) 从字面上看,这两个版本的译文,也许很忠于原诗,但还有多少诗情多少诗味呢?难怪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相反,平白如话、朗朗上口的殷夫译文,从字面上看,可能会被认为不那么忠实原诗。但正如王秉钦先生所述,是“更高意义上的忠实”,是“遗貌取神”的忠实。是殷夫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一个追求自由的不羁的灵魂”,“有着深刻的个体生命体验、个人情感和思想在内”。 这不由使我想到我们有些片面追求探索、创新的青年诗人,他们的诗,甚至连诗评家谢冕先生,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谢冕先生认为,当下“很多所谓的探索,都还没有走出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幼稚模仿中”。若此,问题就来了。你赖以模仿的翻译诗,是像殷夫那样高质量的译作呢,还是一些质量不那么高甚或是一些蹩脚的译本呢?如果是后者,那你模仿到的,除了“不押韵、不整齐的散文风格”,和一些似是而非不中不洋的朦胧呓语外,还会有什么呢! 谁都知道,翻译的作品,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很难原原本本地呈现。诗更是最难翻译的。我曾让一位美国人将柳宗元的《江雪》译成英文。一句“孤舟蓑笠翁”,就把他难住了:“一条孤零零的小船,一个披着蓑衣戴着草帽的老头儿”。这样的译文,如果在美国出版,能让美国青年从中“探索”出中国古典诗歌的奥妙吗?反之,英译中虽然比中译英要相对容易些,但也绝非没有一点障碍。故而,若真想攫取外国诗歌的真谛,也许只有读原著。 我想,只要对诗歌有所关注的人,大概不会不知道,上世纪80年代初,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横空出世,即所谓“三个崛起”。不用说,这都是在那个先锋文学异军突起的时段,为先锋诗人探索、创新鸣锣开道推波助澜的最强音。然而,30年过去了,抚今追昔,最近他们三位在一次关于“诗歌的现在与未来”的对话中,谈得最多的,却是如何继承中国诗歌传统,如何反映时代精神。他们认为,无论怎么探索,怎么创新,都不能游离中国古典诗歌这块肥壤沃土。孙绍振教授甚至说:“越是现代的,应该越是传统的。”他以台湾诗人特别是洛夫为例,说他们曾经走过全盘西化的路,行不通,回过头来,从传统汲取营养。 行文至此,我想我已经把我的想法说得很明白了。即当下有些贴着探索、创新标签的诗歌,之所以不受欢迎,问题就出在抛弃传统和缺乏时代精神上。其具体表现,就是诗人高平先生所指出的:“为什么人们对诗的散文化不满?关键不在散字上,而在于许多这类‘诗’里太缺乏诗的基因,多是未经选择、不加提炼的口语和毫无意境、不见意象的乱写。”而缺乏诗的基因,不就是缺乏中国诗歌所强调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艺术质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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