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世界
——辛波斯卡诺贝尔奖受奖演说
张振辉译
演说中的第一句话总是最难讲的，我算是已经讲过了……但是我觉得接下来的话也很难讲，第三句、第六句、第十句，一直到最后一句，因为我讲的是诗。这个题目我过去谈得很少，几乎从来没有谈过。我总觉得我谈不好，因此我的报告不会很长，任何不完善的东西只要给的分量小一点，就比较容易接受。
今天的诗人都是怀疑论者，甚至——也许首先——对自己就表示怀疑。他不愿当众说他是诗人，仿佛这么说有点害臊。在我们这个吵吵嚷嚷的时代，如果缺点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要承认它并不难，但要说出自己的优点就难多了，因为它们隐藏得很深，连自己都不很相信……一个诗人在填写各种表格或者和偶尔相识的人交谈时，他不得不说出他的职业，于是便笼统地说他是一个“文学家”，或者再加一个他附带完成的什么著作的名称。不论是公务员还是同乘一辆公共汽车的旅客，一听到要和诗人打交道，总觉得有点信不过，有点不安。我料定，哲学家也会遇到这样的麻烦，但他们的情况好些，因为他们常常可以给自己的职业装点一个科学的头衔。哲学教授——听起来神气得多。
可是没有诗的教授。因为这意味着，要求专业化的学习，通过正规的考试，撰写附有丰富的参考书目和注释的理论文章，最后还要正儿八经地取得毕业证书。这还意味着，成为一个诗人有一大叠写了诗的稿纸是不够的，即便上面写了最好的诗，而首先是要有盖了印鉴的文件。我们记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俄国诗歌的骄傲、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判处了流放。他因为没有一份官方许可他当诗人的证明书，被看成是“寄生虫”……
几年前，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地结识了他。我注意到，他在我认识的诗人中，是一个爱说自己是“诗人”的人。他这么说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抵触，而且还带有一种含有挑衅的自由自在。我想，这是因为他想起了年轻时遭受过的那些粗暴的侮辱。
在一些更为幸运的国家里，人的尊严不会轻易地被侵犯，诗人们当然希望自己的诗歌能够发表，能够拥有读者，能够被人理解，但他们并不极力或者不很极力要使自己每天都显得与众不同。在不远的过去，也就是在我们世纪最初的那几十年，诗人们爱身着奇装异服，做出一些古里古怪的样子，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在当时，对公众来说是有好处的。可是后来，诗人们关起门来呆在家里，去掉了身上所有的打扮，抛弃了那些美丽的姿态，也不要什么诗的道具，一个人静悄悄地等着自己在那张没有写字的纸上发挥。他们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有一件事最能说明问题，就是现在不断产生了许多反映大学者和大艺术家生平的影片。那些有雄心壮志的导演把真实介绍重大科学发现或者产生最著名的艺术作品的整个过程当成他们的任务。他们一般都能真实地反映出一些科学家的工作状况：实验室、各种不同的仪器、正在运行的机器，并在一定的时间内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此外，还可以表现一些非常富于戏剧性地失去信心的时刻，但是经过千百次的实验，只要每次实验都作一点小的改进，就一定会获得成功。一部关于画家的影片能够再现一幅画产生的全过程，从开始落笔到最后完成。反映音乐家的影片中则始终贯穿着音乐，从作曲家心中听到他最初的一些拍节直到谱上了各种乐器的一部成熟的作品。这些过程虽然显得幼稚，一点也没有反映出灵魂中一般称之为灵感的奇特状态，但这些影片至少是有东西可以看有东西可以听的。
诗人的情况最糟，他们的工作根本不能拿去拍摄。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或者睡在沙发床上，两眼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墙壁或者天花板，有时写上七行诗，过了一刻钟又划掉一行，接着一小时，他什么事也没有干，那个观众受得了这种场面？
我谈过灵感，灵感是什么？如果真的有灵感，当代诗人也作不出明确的回答。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从内心的冲动中从来没有得到过好处，而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懂，也就很难向别人讲清楚了。
我也一样，我有时遇到这样的问题，想回避它的实质。我的回答是这样：灵感并不是诗人或者广义地说艺术家们所特有的权利。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一些人有过灵感，将来也永远有一些人离不开灵感。这就是那些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了一项工作，并且以对这项工作的喜爱和想象完成了它的人，他们中有医生，有教师，有园艺师，还有千百个其他职业的人。他们如果在工作中不断地遇到了新的挑战，那么他们的工作就会永远成为一种冒险，在这种冒险中会遇到困难和失败，但是他们不会失去对它的兴趣。随着问题不断地得到解决，他们又会遇到一大堆新的问题。灵感，它究竟是什么？回答将是不断出现的“我不知道”。
像这样把工作看成是冒险的人并不很多。世界上大部分人工作都是为了谋生，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工作。他们的工作并不是他们高高兴兴自己选的，而是生活环境给他们选的。他们不喜欢它，对它很厌倦，他们之所以重视它是因为即使像这样的工作也是别的人得不到的。这是人类最沉重的不幸之一，而且这种不幸状况在最近几百年内不会改善。
因此我要说的是，我确实剥夺了诗人对灵感的垄断权，但我把他们列入了那群为数不多的自己选择命运的人。
可是这也许在听众中会引起一些疑问。形形色色的虐待狂、专制主义者、宗教狂热分子和蛊惑家为了争得权力，往往借助于几个极力宣扬的口号。他们都很喜爱他们的这项工作，并且以自己的机智和努力去完成它。他们“知道”，对他们来说，这些知道的东西只要知道一回就够他们永远使用了。除此之外，他们对别的都不敢兴趣，因为别的一切都会使他们的证据变得没有说服力。可是所有提不出新的问题的知识很快就会成为僵死的东西，对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在古代和当代的历史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知识能够使社会遭到毁灭。
正因为如此，我对“不知道”这两个小小的词才作出了这么高的评价。这两个词虽然小，但却长上了坚强有力的翅膀。它们扩大了我们内心中的生活范围，以及我们这个微不足道的地球悬于其中的天地。如果伊萨克·牛顿没有对自己说“我不知道”，一个苹果掉在他的果园里在他看来就象掉下一个冰雹一样，最多也只不过躬下身去把它拾起来，津津有味地吃下去。如果我的同胞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没有对自己说“我不知道”，她肯定只能当一个化学教师，教那些良家闺女，靠薪水吃饭，靠这项——从另一方面来说是诚实的——工作庸庸碌碌地度过她的一生。但她毕竟对自己说了“我不知道”，这两个词两次把她送到了斯德哥尔摩这个给那些永远怀着不安心请进行探索的人们授予诺贝尔奖的地方。
诗人也是一样，如果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她就应当不断地对自己说：“我不知道”。他在他的每一个作品中都想这么说，但是当他给作品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就犹豫了，因为他知道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说法，这么说是绝对不够的。因此他要再说一次，再说一次，然后提出一系列自己不满意的理由，文学史家于是给他的作品夹上一个大的夹子，称为“成果”。
我有时想到过一些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例如我会大胆地幻想我会有机会和《传道书》*的作者谈话，这也是一位哀叹人的一切行为都毫无价值的诗人，他是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至少我是这么看的——因此我要向他深深的行一个鞠躬礼。但我也要抓住他的手对他说：《传道书》！你说过，太阳下面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可你自己不就是在太阳下面诞生的一个新人么？你的那首长诗就是在太阳下面产生的一首新的长诗，因为在你之前谁都没有写过这样的长诗。你的读者也都是一些新的读者，因为他们在你之前没有可能读到这样的长诗。还有这株柏树，你坐在它的阴影下，但它并不是世界诞生的时候就生长在这里的，因为那时候这里还有一株柏树，它和你见到的那株柏树很相像，但它并不是你见到的那株柏树。我还要问你，《传道书》！在太阳下面，你还打算写些什么新的作品呢？你是不是在思想上还要充实你的作品或者要删改其中的一些章节呢？你在前一首长诗中也见到了欢乐，虽然这是一种昙花一现的欢乐，哪有什么关系呢？关于欢乐，你是不是还要写一首新的长诗呢？你是不是已经做了一些笔记，或者已经写了一些段落呢？你大概不会说：“我什么都写了，不用在补充了”吧！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诗人都不能这么说，更何况像你这样伟大的诗人呢！
我们一想起世界的巨大和我们自己的弱小就感到害怕。尤其是我们看到它是那么不关心人类、动物甚至植物的痛苦，更觉的它太残酷无情了。但怎么可以认定植物可以避免这种痛苦呢？也许我们还会想到星光布满的宇宙空间，在这些星星旁边还发现了一些行星，可为什么这些行星是死的呢？难道它们真的没有生命？我不知道。我们既然得到了进入这个无限广阔的剧场的入场券，关于这个剧场我们就可以说点什么了，只可惜我们的入场券的有效期太短了，它只限定在两个决定性的日期内。关于这个世界我们还要说些什么呢？那就是它令人惊奇。
“令人惊奇”这个定理隐藏着一个逻辑的圈套，因为只有那些脱离了众所周知和普遍承认的规范的东西，那些不符合我们的习惯、因此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东西才是令人惊奇的。这么说来，一个理所当然的世界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的惊奇是一个单独的存在，它并不是和什么比较而产生的。
是的，如果用一种通俗的语言，就不用仔细考虑每个词的用法，我们大家都用这么一个说法：“日常生活”、“普通世界”、“事物的一般顺序”……但是在诗的语言中，用每个词都要斟酌一下，这就不是普通和一般的了。任何一块石头和它上面的云彩，任何一天和任何一个晚上都不是普通和一般的。首先，这个世界的存在不属于任何人。
这么看来，诗人总是会有许多工作要做的。 |
发表于 2014-1-10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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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0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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