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无歌 于 2014-2-24 08:52 编辑
诗人与诗歌的流变与历史观照
诗人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产物,诗人也不例外。当然,诗人从古就有,而我所要论述的是现代性视阈的新诗人。如果将工业革命简单地看作是现代性的代名词的话,那么新诗必然是在现代性的影响下发端、发展和变异的。对现代诗人的社会背景的探讨,必然加深我们对诗人和诗歌的认识,从而反思诗歌的流变。
1.工业社会诗人作为职业的流变
工业革命以后,两种现代性深深地改变着社会和个体,当然也包括诗人。在众多哲学家的论述中,对诗人影响最深的在于两点:职业道德与具体叙事。在封建社会自然没有职业之说,但是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社会分工的推进,不同的人进入到不同的岗位之中。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克姆在其名著《社会分工论》中讲到了职业的分化与职业道德的产生,这一种道德比国家等组织和团体及其规范更具有强大的道德力量[1]。这一对职业道德的论断恰如其分地命中了现代性的脉门。
反观诗人,在工业革命初期,诗人多是纨绔子弟的玩物,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和广泛的书籍积累自然使得诗歌只在上流社会传播。那时候诗人还不是一个职业,诗集很少出版,也很少产生经济利益,诗歌被尊为思想者和富裕者的象征。工业革命中期,知识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和较为便捷的传媒工具,使得诗歌为大众所知晓。诗歌思想性的传播使得其产生了社会反响,经济利益随之而来,如此便出现了部分专职诗歌写作者,他们在报刊杂志发表诗歌作品,出版诗集,足够养活他们自己。这时候的诗人群体逐渐庞大,但诗歌仍然只是部分具有较高知识文化水平的人。工业革命后期,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和传媒工具,尤其是报纸的公开发行,使得诗歌越来越大众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诗歌写作,但是由于诗歌产品的数量剧增,使得诗歌产品价格下降,以致稿费不足养活诗人,自然诗人只好另谋出路,他们投入到自己的职业中去,而诗人很少成为一个职业,而是一个业余爱好。诗人由最初非职业,走向专职,最后成为兼职,正是第一现代性对诗歌和诗人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诗人走向与诗歌创作不一样的岗位,那么必然受到职业道德的规范,使得其诗歌产出也带有特定社会时空的特点。
2.工业社会诗歌的价值与价格
探讨诗歌的价值和价格问题是一件很俗气,但是很务实的事情。马克思认为价值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劳动,而社会劳动是任何时空通用共有的形式。但是其所意指的是“人的社会劳动”,区别于“社会人的劳动”,也就是说他褪去了人的社会属性,而把价值认为是人类的价值在,而不是人群的价值。在这里的讨论,依然沿用了马克思对价值的定义,因此在三个不同的阶段诗歌作品的价格和价值是等同的,符合价值规律的。工业革命前期,上流社会用诗歌写作来进行思想交流,或者在上层社会争取名誉,这时候的诗歌作品还不能成为产品,因为它们不具有价值(不用于传播,不对人类具有价值),自然也没有价格,它们只对上流社会的部分人有使用价值,而不具有价值。工业革命中期,诗歌作为中上层知识分子的主业。诗歌走向繁荣时期,诗人有较高的地位。诗歌的传播使得诗歌写作更多地面向传媒终端,思想性减弱,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知识。这时候的诗歌因为其传播范围的扩大,价格较高,很多诗人可以通过专职写作来生存。工业革命后期,越来越多地高教育程度的中上层人士参与诗歌写作,这种诗歌写作往往缺乏思想的深度,采用日常知识表达情绪,所以诗歌写作显得琐碎而微。这时候诗歌价值较低,其价格较低,因此诗人成为一种兼职。
这里对价值的定义是遵循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用普世的社会劳动来定义价值,这种定义较为客观,但是难免带有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烙印——以人为中心。他对价值的定义忽略了物对社会历史范畴内的“社会事实”的价值,并未真正地考虑价值中的时空性。诗歌价值纵然有高有低,但是它对文学界的价值却是不可估量。这种价值虽然是没有人付给价钱,但是我们仍然不应该忽略这一种价值。因此,在工业革命三个时期,诗歌作品的价值都有一个底价,但是显然诗歌的价格并没有把这一底价考虑进去。
3.第二现代性视阈的诗歌与诗人
在二战之后,整个世界逐渐融为一个整体,现代性席卷全球,第一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格局被打破,工业革命后期开始逐渐向现代社会过渡。而在这一时期,网络的出现和迅速扩张,使得诗歌传播范围越来越广,诗歌在日常生活屡见不鲜。随着大众对诗歌接触越多,而大众教育程度的飞速提高,使得前所未有的庞大人群投入到诗歌写作中,这些诗歌仍然承继了工业社会后期诗歌的琐碎微小,诗歌价格和价值仍然较低。这与工业革命后期的诗歌发展没有多大的异样,但是却逐渐走向深化。由于不同社会阶层中均有部分教育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使得诗歌写作开始出现阶层分化,各个阶层的人都开始介入诗歌写作,其写作内容各异,但仍然有较强的自我认同。农民、工人、教授、职业经理人等不同职业群体,或者是70后、80后、90后群体的不同同批人群体,这些属性把诗人分为不同的群体,其诗歌产出也必然存在着差异。阶层分化也使得诗人群体化,相同诗歌观念的人积聚在一起,诗坛形成很多不同志趣的派别和诗社。这些是诗歌与诗人向原有现代性基础上纵深式的发展,尚未脱离传统现代性的框架。
第二现代性视阈下的新诗也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反形式和解构[2],这是史蒂文·康纳总结的后现代社会各种文学表现形式共有的特征之一。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认为,结构是对西方传统文化基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或以在场为中心的形而上学——发起挑战[3]。第二现代性之下,诗歌开始走向“自反”。“自反性”(reflective)是乌尔里希·贝克对第二现代性的又一释义。它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我对抗(self-confrontation)。就诗歌而言,诗歌的词语开始走向解构,也就是说,当代诗歌正在破坏先前诗歌所形成的的秩序,而这种破坏本身就是一种目的,这种破坏同时也是加芬克尔“破坏性实验”的典型,通过破坏词语秩序来展现词语秩序的价值。显然这种破坏是对日常库存知识的挑战,大众难以接受这样的诗歌作品,这样的诗歌读者群逐渐收敛,其价值产生分裂。对诗人来说,这种反形式或者解构的诗歌是很有意义的,而对读者来说,要么作品是破坏的作品,这种破坏是疏远的,远离大众生活的孤僻之作,要么是常规的口语化作品,毫无新意和诗歌标度。如此,第二现代性下的诗歌和诗人越发走向低谷了,在一个日益膨胀的信息社会。
4.现代性与诗人的去处
法兰克福学派的阿道尔诺曾有一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便已无诗”。这里所指的实际问题是启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性已经成了一个问题[4]。纵观后现代哲学家、社会学家们的论述,他们几乎都一致承认了后现代对传统现代社会的质疑、推翻或改造,而多数都是批判的,近乎悲观的。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是个例外,他对宏大叙事的非法化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认为,后现代知识分子放弃普遍性原则和追求,进入了具体的知识活动领域,从而使知识分子从抽象的虚幻的不切实际的宏大叙事中抽离出来,从宽容温和的胸怀去承认和进入一个多样性的世界。暂且把诗人当作知识分子的话,的确诗人也在他的论述之中:知识等级体系网络化,实用优先和性能优化的第一原则,以及权力成为合法化的方式[5]。但是,如果诗歌与诗人按照这样的路线发展下去,那么就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诗人的诗意被职业消磨,如此诗歌休矣。
利奥塔是反对宏大叙事的,具体叙事推翻了宏大叙事是社会领域的进步,但是这对文学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一直以思想性著称的诗歌在发展中,逐渐把思想性藏在了文字深处,而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情绪、一种反知识。从生活中获得哲思向来是诗歌安身立命的根本,而宏大叙事非法化之后,诗歌文本中逐渐遮蔽了原先标榜的思想性,逐渐以口语的、琐碎的词语呈现出来,如此便导致了诗歌文本价格的低下,养不活诗人,自然养不出好诗歌。
现代社会,除了政治领域还需要宏大叙事,其他领域几乎很少再那么虚幻了。但是文学呢?到底是应该走向具体叙事,还是转向宏大的思想性。我的建议是后者。当前,思想界除了哲学领域尚存在着思辨叙事(利奥塔所述的宏大叙事的一种),几乎一篇狼藉。但是这种思辨叙事“注重抽象思维,以概念逻辑在观念中表述世界运动”[6],这种叙事是疏远大众的,因此大众仍然缺乏思想精神食粮。当前,消费社会的疯长,加上后现代解构主义的蔓延,让娱乐消费的愈来愈多的是符号化、解构式的信息,而文学此时就应该站出来了,人类需要思想,而不是一些破而不立的文化碎片。
要重新树立诗歌的思想性,就需要诗人们重新回到宏大叙事的立场去写诗。而什么是宏大叙事?宏大叙事的对立面就是个人叙事、私人叙事、日常生活叙事、“草根”叙事,文学的精神承担就是最基本的宏大叙述。更加具体的说,就是在内在逻辑上,追求作品的现实批判性、历史性与人性深度,注重普遍价值观与文化精神的内在统一,但往往是时间与因果逻辑成为叙事的基本规则[8]。当然在诗歌领域,呼吁宏大叙事的回归并不是对“底层写作”的反对,而恰恰是一种方向性的引导。
参考文献:
[1] 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4.
[2] 史蒂文·康纳,严志忠.后现代文化—当代理论导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74.
[3] 侯均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463.
[4] 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64.
[5] 朱慧劼.诗歌与社会学分歧的消解与关系架构[J].星星·诗歌理论,2013:84
[6] 刘少杰.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31.
[7] 马德生.后现代语境下文学宏大叙事的误读与反思[J].文艺评论,2011(5):25.
好久没有到论坛90后栏目发诗歌作品了。一直没有作品。倒是有一些评论。
我写的评论从不涉及任何一首诗,而是理论背景下的现实探讨,这与主流的诗歌评论有些差距。
但谁让我是个学社会学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