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伟：诗意无处不在

肖振中

        《华夏时报》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在日前举办的第一届鲁迅文化奖颁奖典礼上，诗人李亚伟用他略带沧桑的语气和节奏，现场朗诵了组诗——《河西走廊抒情》。凭借这组诗，五十岁的李亚伟获得了年度诗歌大奖。

　　 事实上，想确切界定李亚伟的身份并非易事：三十年前，文学“吃香”的年代，二十来岁的李亚伟以一首《中文系》惊艳诗坛，成为“莽汉”诗派开创者之一。但此后，他经历多变，当过老师，做过枪手，干过书商，开过火锅店，现在则兼任餐饮文化公司老板与出版社总编辑，不过多年以来，外界在提及李亚伟时，还是习惯在名字前加上“诗人”两个字。

　　 日前，李亚伟接受了《华夏时报》记者的专访，谈及了“被误解”的当代诗歌，以及其发展规律和社会功能。

　　所谓“莽汉”

　　 《华夏时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你开始写有关历史和地理的长诗，有什么原因吗？

　　 李亚伟：八十年代是我们这一代诗人共同努力，开创新的诗歌格局的一个时代，学习、模仿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和反传统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特点。但是，我认为世界上至少有两种伟大的文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作为一个中国诗人，回望传统才能看清楚自己，才能给当下的自己确定文化上的经纬。我相信诗歌创新不能想当然，不能闭门造车，更不能一味模仿所谓的新观念，很多新观念是靠不住的。很多制造现代、后现代观念的西方诗人和艺术家，他们的很多滋养来自于东方。尤其是在诞生过诗经、唐诗、宋词这些伟大诗歌样本的国度，一个中国诗人如果一直写作西方情调和西方观念的诗歌，其文本最终很难成立，并且最终可能是山寨文本。

　　 《华夏时报》：你如何定义“莽汉”两个字？

　　 李亚伟：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我的朋友们怀疑自己写出了全新的诗歌，一开始将信将疑，不久就深信不疑，大概不到半年，出现了很多特受周围朋友们喜爱的作品，这就是“莽汉”诗歌。“莽汉”一词出现于1984年1月，最先有“混蛋诗”、“阿Q诗”、“妈妈的诗”、“好汉诗”等称谓，都具有强烈的反叛性。那会儿虽然没有发表渠道，但影响其实也挺广的。当时，我们认为主流诗歌现场（作协的诗人、常在文学刊物发表诗歌的所谓著名诗人等）是不会写诗的，旧的诗歌已死，新的诗歌正面临被我们创作出来，很自信很捣蛋。

　　诗歌的黄金年代已经过去

　　 《华夏时报》：许多人的一个普遍观点是，属于诗歌的“黄金年代”已经过去了。

　　 李亚伟：是的，诗歌的黄金时代早过去了，但它会在你不经意时悄悄来临。我认为，中国的诗歌黄金时代也就盛唐、北宋两个时期，近一百年也有几次热闹的时候，但那是虚假繁荣。

　　 《华夏时报》：你说：“中国诗歌一直有着它自己清晰的发展轨迹，它一直在它自身的规律里发展。”怎么理解？

　　 李亚伟：中国诗歌从上古到南北朝，一直是二言、三言、四言为主的诗经体和多言的楚辞体的融合期，这其实也是中国南方文明和北方文明一个漫长的融合期。这期间，从汉代开始的西方文化（胡人音乐）的慢慢渗入及南北朝西方文化（各种胡人的音乐艺术、生活方式、宗教哲学。这里的西方均指波斯、罗马、阿拉伯、印度等）的大肆传播，终于在隋唐有了巨大的文化平台和创新土壤，于是五言、六言、七言、多言等诗体出现，形式的变革当然是因为丰富的生活和文化内容的需要，于是出现了唐诗，宋词不过是唐诗生下的漂亮女儿而已。元明清三朝无诗，也就是所谓的“没有黄金时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用主义、人文主义尤其是科学、民主两条新西方文化的大路强行进入中国，这些内容体现在文化上，必须用我们生活中的口语才能承载，于是出现了白话诗（或称新诗）。东西方文化再次在中国得到了深入交融，中国的文化创新土壤再次得到深耕和拓展，这为中国诗歌的创新再次提供了一个大平台。其实，西方的诗歌从荷马到但丁到莎士比亚到浪漫主义，再到现代后现代诗歌，也走着自己的规律，这个规律里最重要的仍然是多种文化、生活的交流融合。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现代诗歌承担着怎样的社会功能？或者说，它需要承担社会功能吗？

　　 李亚伟：汉字是方块字，是会意的，和西方文字有差异，西方一直重视演讲、朗诵，这和选举、推销、传教（传播）的传统有关系，较务实；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诗歌倾向于记录光阴、感受生命，很多人包括现在很多写诗的人对中国诗歌有误解，“诗言志”的“志”其实最早是记录、记载的意思，诗歌最早的功能也是用于记忆的，但两者在核心作用方面是一致的。应该说，人类没有文字前，就有诗歌了，它是一种朗朗上口的话语，常用来记忆祖先、事件和情感，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至今仍然有道理，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用记忆和情感建立的。诗歌是文字的灵魂，文字作用于社会时其灵魂——诗意无处不在，具体说，诗歌仍然具有、永远具有对社会、生活进行描述、命名、记录的作用，具有批判、赞扬、激活情感、激发智慧的作用；具有个人自我确认、民族自我认同的作用，等等。

　　对当代诗歌的误解

　　 《华夏时报》：你觉得，人们对当代诗歌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李亚伟：一个误解是：现在诗歌成就不大，没有多少文化和生活上的意义。这其实是很多不读这个时代的诗歌的所谓读者的误解。我们知道，诗歌的阅读和认可从来都有滞后的特性，人们习惯只读前朝诗歌，只了解和认可定性了的前朝诗歌。所以，你只要不是当朝诗歌中的作者，你就只是一个普通大众，你对诗歌的了解也只比普通大众的程度高不到哪去，你最多只能读懂部分当代诗歌。比如，唐初的文人雅士对魏晋南北朝的以四言为主的诗歌了然于心，而对正在形成的新鲜的唐诗大多数人是视而不见的，盛唐李杜他们也不是盛唐文人都知道他们厉害，那些翰林院的、那些进士和各地官员都写诗，但他们主要感兴趣的还是陶渊明、王璨、三曹等前贤，李白、杜甫、孟浩然等唐朝口语诗人更多的是互相欣赏，知道他们厉害的也就是那个时代庞大诗歌圈子中不多的小圈子，更多的文人还在欣赏建安文风或者还在模仿大业、贞观年间那些宰相诗人们的写法。

　　 当然，中国和西方历史上也出现过洛阳纸贵的现象，一首诗突然叫响了大片麻痹的心灵，那是不多的事件，属于奇迹。二十多年前，朦胧诗一夜之间唤醒了全国沉睡的心灵，无数识点字的青年都争相阅读，那是特殊的一段历史造成的文化饥渴的绝地反弹，和欧洲中世纪禁欲主义刚被打破时欧洲汉子们狂吃海喝的盛况一样。那是文艺史上仅有的现世报。但通常的情况，最先进的文化需要一段小小的时间与生活磨合才能引领生活，最前卫的诗歌、艺术也需要一段小小的时间与社会审美挑衅才能被审美。

　　 另一个误解就是所谓现在诗歌“边沿化”的问题。其实我认为，诗歌现在刚好找回了自己的位置。诗歌曾经很“热”过，但那不是诗歌的真正情况。“大跃进”时诗歌最“热”，但那时恐怕是诗歌和人的关系最扯淡的时候，唐代和宋代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诗歌很主流、很“热”，其实是误解。

　　 《华夏时报》：你怎么看网络传播对当代诗歌的影响？

　　 李亚伟：网络传播给了诗歌创新更大的自由，它正在摧毁传统的文化权力机构，也正在滋生和建立新的诗歌的写作格局，传统的文化权力机构已经无力制约诗歌的生长状态。在互联网世界里，诗歌将出现原始森林格局，林子大了，将会什么鸟都有。

李明利

李亚伟：网络传播给了诗歌创新更大的自由，它正在摧毁传统的文化权力机构，也正在滋生和建立新的诗歌的写作格局，传统的文化权力机构已经无力制约诗歌的生长状态。在互联网世界里，诗歌将出现原始森林格局，林子大了，将会什么鸟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