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瑞·施耐德:诗歌本身是口头的艺术 2012年05月11日 11:37
“水面上起波纹———这是银色的三文鱼在下面游过———不同于微风荡漾的波纹”,4月24日,82岁的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在香港中文大学郑裕彤楼朗诵起自己的诗歌《水面波纹》。诗人北岛以及众多诗歌爱好者出席了这场朗诵会。
盖瑞·施耐德被北岛誉为“垮掉一代”精神之父。在朗诵会上,头发花白的盖瑞·施耐德,身穿卡其色休闲外套,系着领带,精神矍铄。他自小爱好写诗,热爱自然,对佛教、东方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在伯克利大学攻读东方语言期间,他学习了中文和日文。1956年,他西渡日本,出家为僧三年学习禅宗,而后又在日本居住了九年,深刻感悟东方文化、礼仪。
1955年,盖瑞·施耐德与艾伦·金斯堡在“六画廊”策划诗歌朗诵会,艾伦·金斯堡朗诵了《嚎叫》,他朗诵了《浆果宴会》。这场朗诵会从形式上推动了美国诗歌的发展,他们的诗歌也成为美国反文化运动的第一步。但盖瑞·施耐德不认为自己是“垮掉一代”,“很多人把我和‘垮掉一代’放在一起,但我只是他们的朋友,我的写作方式跟他们完全不同。”
1975年施耐德的诗集《龟岛》获得普利策诗歌奖,2003年他当选美国诗人学院院士。除了在诗歌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他还致力于环保工作。
今年是他第五次来到香港,在他看来,诗歌更接近戏剧,是口头上的艺术,而非笔上的艺术。
关于东亚文化尊重人,尊重万物生灵
南都:这次来港对香港文化、诗歌领域有哪些感受?
施耐德:在过去两天,我们有许多关于中国当代诗歌的有趣讨论。首先,我们讨论了语言的问题,中国既有普通话诗歌,也有粤语诗歌,当然还有古典诗歌,虽然现在很少有人写。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中国口语化的语言和富创意语言结合起来,将之融入进写作系统中。我与几位年轻的粤语诗人一起讨论关于口语化诗歌语言的问题,我觉得诗歌本身是口头的艺术,不是笔上的艺术,它更接近戏剧,而不靠近写作,所以我们才有诗歌朗诵会。
南都:请谈谈你的经历。你如何喜欢上东亚文化,并研究它们?
施耐德:我9岁的时候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里看到一些山水画,当时不知道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还是两边都有。我在华盛顿州长大的,那里有许多山,我当时就想那些画家真的可以很好地将山水表现出来。我小时候经常和做渔夫的爸爸一起爬山。后来在我11到12岁的时候,我在一本普通的杂志上读到了佛教,上面提到佛教教义提倡不仅仅是尊重人,要尊重万物生灵,而且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杀生,非常有道理,就从此对东方文化产生了兴趣。而我产生兴趣的领域是东亚整个地区,包括中、日、韩、越南的,但重点是中国和日本。
杜甫有句诗“国破山河在”,我有个日本诗人朋友佐佐木,他将这句改成“山河破国在”,非常贴切现在的社会。我想把这句改编的诗,贴在所有汽车后面。(笑)
南都:我听过一个故事,说你是信仰基督教的,家里农场的小牛死掉了,得知它不能上天堂后就不信了?
施耐德:这个故事是错误的。我从来都不是基督徒,而我父母是无神论者。我当时在一个主教学校上学的,当时妈妈和我说这是为了文化研究。农场的小牛死掉后,我回学校问老师,那只小牛能不能上天堂,老师说不行,于是我就因为这个原因弃学了。佛教强调万物生灵都能得道,但基督教只强调人类。
南都:为了学习东方文化,你在1956年西渡日本。当年为什么选择日本,而不是印度或者中国?
施耐德:因为印度已经不再是一个佛教国家了,1956年时,因为一些政治原因,中美关系恶化,我没办法来中国。当时日本禅宗是非常流行的,就选择去了日本。另外,中国的佛教发生了很多改变,当时中国经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佛教已经不是一个主导的文化。
南都:中国寺庙现在成为人们许愿的地方,功利性很强。
施耐德:这个其实是所谓的民间佛教,这个现象在台湾更加明显,但在日本就有一种更深层次的佛教,台湾还有一点点,而这种深层次的佛教已经开始回归中国了,只是不是很多人知道。
关于“垮掉一代”只是“二战”后文化活动的第一步
南都:中国经常说诗歌边缘化,在美国诗歌是怎么样的?
施耐德:这个情况在美国非常糟糕,我觉得在中国和亚洲地区,诗人享受的地位还是比我们高的,不过我们不在乎这些。在美国根本不会有诗人被放逐,因为政府不会觉得诗人有这个价值。
南都:你什么时候认识了艾伦·金斯堡?
施耐德:1955年的秋天。他来伯克利我的小木屋拜访我。
南都:能谈谈你们之间的友情,以及1955年你们在六画廊策划的朗诵会的事情吗?
施耐德:细节太多我不能一一叙述,但我想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时在美国没有非常多的诗歌朗诵会,偶尔才会有这样的场合。当时,金斯堡、我还有一些朋友觉得很郁闷,因为没有杂志可以发表我们的诗歌,所以我们决定举办一个诗歌朗诵会,而令我们惊讶的是来了许多人,最后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后来这种形势就在美国流行开来,所以这件事在我们人生中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被称为“垮掉一代”。
南都:你觉得自己并不是“垮掉一代”,但北岛说你是“垮掉一代”的实际精神领袖,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施耐德:我不知道北岛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他对历史没有清晰的概念。其实,我们的“垮掉一代”只是反文化运动的第一步,后来还有嬉皮士运动,后嬉皮士运动到现在还非常流行,仍是美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环境保护运动方面,有一些修正政策,起到很大作用,并推动人们去寻求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垮掉的一代”并不是全部,只是所有活动的第一步而已。
南都:我在一篇你的访谈中看到,你提到“中国诗人不需要再用诗歌批判社会和政治”,那你觉得中国诗歌的功能是什么?
施耐德:我没有这么说,我不了解中国诗人在做什么,但是我认为中国诗人如果要批判的话,只能非常巧妙、秘密、含蓄地批判,但是在欧洲和美国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关于环保美国人需要第一批考虑这个问题
南都:现在你致力于探究自然和文明的关系,有什么成果和心得?有哪些现实意义?
施耐德: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自然资源是生态环境经过几千几万年的积累所产出的产物,所以我们不能忽视环境问题。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全球变暖,我们已经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承受的安全限度,比如气候学家指出,安全限度是在每100万个氧气分子中有350%的碳分子,但现在我们达到380%.
1984年,我在北京的时候,街上是非常安静的,只有自行车,我当时希望能保持这种状态,但结果是人们都被鼓励去买车。而且使用煤来发电,也带来很大的空气污染。在美国,人均使用能源量应该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我觉得美国人是第一批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的。美国人应该考虑一种高雅的、简单的生活方式。加强对公共交通的使用,只有在偏远的地方才需要小汽车,在城市里没有必要。
南都:对于环保,你如何身体力行?
施耐德:我首先加入一些组织,比如说我加入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我也会给国会议员写信。等我长大一点的时候,我会和朋友组织抗议活动和集会,这一点我们现在还在做。我还会写书、写文章来讲这些事情。我年轻时加入一个非常激进的组织叫“地球第一”,但现在它已经不存在,因为FBI已经把它破坏了。某种程度上,在美国我们也会和政府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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