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默访】安琪：地理也在选择它的诗人

宫白云

【雷默访】安琪：地理也在选择它的诗人

本文刊于江南时报2012年9月26日“中国诗歌地理”福建篇

雷默：怎么看待诗歌创作与诗人所处地域的关系？

安琪：诗歌的地域性早在《诗经》和《楚辞》就表现出来了，《文心雕龙》称北方早出的《诗经》为“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训深稽古”之作；称南方后起的《楚辞》为“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并将其原因归于“楚人之多才”，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地域与诗歌的关系。地域能够参与诗歌风格的形成，这里的地域除了山川景色、地貌特征外，还包括自然环境千百年熏淘下的人文环境，比如对外面世界的看法，交通不便的山里人和交通便捷的城市人显然会有不同。地域对诗歌和诗人的影响是综合的，它包括诗人的思想观念、性格气质、审美取向，也包括诗作的内容、风格、表现手法等。社会的变化和网络化程度的不断普及，地域的限制正在逐渐打破，诗人们外出游走的机会增多，即使不外出，也能通过网络知天下事并且了解各种最新艺术，地域性诗人的概念正受到冲击，最理想的方式我以为应该是，有国际化的视野和本土化的情怀，就像帕斯一样。

雷默：请说说诗人与地理的关系？

安琪：从古至今，名山大川、人文景致与诗人关系之密切无需多言，几乎可以说，每个诗人都写过或多或少的地理诗。正是这些诗篇让无数山水虽自己不言，却下自成蹊；也正是这些诗篇，使诗人的个体生命在与自然的交融中散发出灵魂的气息并经由这种气息感染阅读的每个人，能否获得响应则视诗人对地理诗写的渗透能力和把握能力而定。那些影响后世无数人的地理诗直接体现了诗人们在时间长河中介入万事万物的自觉，以及被不可知力量赋予的传递万事万物的神秘指认。正如骏马在选择它的骑手，地理也在选择它的诗人。
在世界诗歌史上，聂鲁达与马丘.比丘高峰的关系也是诗人与地理关系的一个强力印证。聂鲁达1943年10月途经秘鲁参观马丘.比丘高峰，受到极大的震撼和启示。这里是古代印第安民族所建立的印加帝国的遗址，站在废墟上，聂鲁达明白，他必须写出的诗“它应该是一种像我们各国地理一样片片断断的组合，大地应该经常不变地在诗中出现。”
2012年7月，我应邀赴青海德令哈参加首届海子青年诗歌节，德令哈这座“雨水中荒凉的城”（海子语）因为海子短诗《日记》而为世人所知，这是最切近当代的由诗人诗作造就名城的神话，它又一次证明了诗歌的力量大于政府部门的宣传机器。

雷默：谈谈你自己创作地理诗的体会？

安琪：早在福建时期，我就写了很多地理诗，几乎是每一次到外地开一次诗会，回来后就有一首相关诗作出手，像《九寨沟》《张家界》《野山寨》等。我的地理诗不是对某一地自然山川的描绘，而更多的是发生在当时当地的文化、现实的串接、联想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我不主张单纯的描摩状物，也反对传统的借景抒情。我希望在一个地理中融入无限多的东西，这是我在福建时期的地理诗。2003年到北京后，我的业余生活几乎全被北京丰富的旅游资源充满，我基本写遍了我能去的每一处北京名胜，因为已经置身其中，也因为内心对伟大诗歌的抱负略有削减，我的北京地理诗更像日记，记录了我在北京的点点滴滴。如果有一天，我的心真的安定下来的话，也许会有一首与北京相匹配的庞大诗篇。

雷默：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坚持诗歌的地域性？

安琪：文化的全球化意味着，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各种文化可以构成一个相互冲撞、交流和互动的多维网络图景，体现在诗歌上即为，写作视野的扩大化、语言使用的现代化和写作题材的通约化。经常出入国内外诗歌节的诗人普遍有一个共识，即，中国当代诗歌与国际的接轨远远强于小说等其他文体，主要原因在于，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而小说更强调的是它的内容。语言全球化似乎较内容全球化更容易。由此而来，诗歌的地域性显得更重要，如果能在中国当代诗歌的写作中最大限度地吸纳民族的、本土的内涵的话，则中国当代诗歌的“中国”必将凸显出来，使之有别于他国的地域特色。

雷默：漳州和北京双重地域生活的经验对你的诗歌创作有何影响？

安琪：我是2003年到的北京，此前的交流圈子基本以漳州诗群为主，漳州诗群讲究的是语言的变形、杂糅、不按常理，以对语言施暴产生的奇异效果著称，这种写作到最后往往变成为语言而语言，甚至不知所云。到北京后，各色诗人的写作丰富了我的诗歌观念，使我在保持语言新锐的同时也注意语言表达的效果。北京时期的写作我想表达的和读者接受的基本能够形成互动，这可以说是诗歌地理改变后的结果。

雷默：中国当代地理诗创作有何需要改进或注意的？

安琪：一说到中国古代的地理诗，人们能马上联想到的大都是那些自然风光，如庐山、敬亭山、三峡一类，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作为都市人的生存空间在提供了新的社会族群的同时，也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素材。城市的审美心理、审美趣味无不贯注在城市布局、城市建筑与环境中。城市已不可避免地演变成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集中地，对此视而不见或避而不写是诗人的失职，也是诗歌领域的损失。
诗人作为时代的发言人之一，理应对城市有着敏感的洞察力和杰出的写作力，每个时代都要有与自己时代相呼应的文本传世，否则，当后人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作，找到的仍然是千百年来那些自然风光，该是多么大的欠缺。
从我个人的创作实践中我发现，城市化写作对诗人的要求更高，因为我们的诗歌传统是农业文明的传统，体现在语言上，田园、山水、风花雪月等，经过千百年来的诗化，已经成为很诗意的词，而钢筋、水泥、霓虹灯、高速公路等等这些城市化的产物在常规思维里与诗意毫不沾边，这就要求现时代的诗人丰富自己的感知、打磨自己的语言，真正处理好城市这个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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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利

一说到中国古代的地理诗，人们能马上联想到的大都是那些自然风光，如庐山、敬亭山、三峡一类，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作为都市人的生存空间在提供了新的社会族群的同时，也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素材。城市的审美心理、审美趣味无不贯注在城市布局、城市建筑与环境中。城市已不可避免地演变成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集中地，对此视而不见或避而不写是诗人的失职，也是诗歌领域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