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种种迹象表明,当代汉诗正有效地融入世界诗坛的格局之中。黄灿然十几年前所宣称的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两大传统的阴影已经基本消失。但是,本土与舶来、民族与世界、古典与现代、保守与激进等二元对立的思维仍然根深蒂固,双方持续拉锯战的霍霍声喧嚣在百年汉诗的发展历程中。去年年末针对杨键的长诗《哭庙》的激烈争议,再次使这一问题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当我们把眼光凝聚到诗歌本体的时候,就又回到了原点——汉诗的汉语性,这也是汉诗的本土性和民族性最基本的元素。
我们开辟“现代诗的本土性与民族性”这一栏目,意在为当代汉诗招魂。如果沉溺于流行的“本土化”概念,就会误以为中国新诗完全是西方诗歌的简单移植。其实,西方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如F.Saussure、E.Fenollosa、J. Derrida、Roland Barthes都曾深深赞叹汉语文字的诗性功能。因此,倡导“本土性与民族性”是强调汉语的诗性智慧及母语所承载的民族生命体验和文化体验,乃是为汉诗新诗寻根。我们有必要深思:百年汉诗的本土性是如何失落的?如何激活与点燃汉语诗性智慧?如何提炼出可资借鉴的传统诗学元素,以构建现代汉诗本土性传统?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有效传达独特的民族体验?在谈论汉诗的本土性和民族性时又要警惕哪些惰性因素?有哪些诗人个案和诗歌现象值得细剖?
当代汉诗的本土性与民族性问题,既涉及到21世纪汉诗的基本走向,也涉及到民族文化的重建问题。一个伟大的汉语诗人,他必然在母语诗性的激活与延展方面,以及民族生命体验的整合与开拓方面,做出独特的贡献。
(《星星诗刊》理论版将于2014年持续就此话题展开研讨和争鸣。欢迎诗坛同仁形成5000字左右的论文发到邮箱zhaosy3054@sina.com 谢谢支持!欢迎转发!)
作者:赵思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