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疾知草劲 岁寒松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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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丁芒大传》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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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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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铃清脆，必有佳音。2014年元旦刚过不几天，忽接一封寄自山东冠县的邮件，小心拆封后，真让我喜出望外了。这是著名作家、《百川》主编高福林先生的新著《丁芒大传》（中国诗词楹联出版社2013年出版）。我立即停下正读的报刊，专心攻读这本50万言的精心之作。因为我也是丁芒的崇拜者。2010年7月在陕西麟游县召开的“全国第二届丁芒诗词艺术研讨会”上，听取了丁芒的专题报告及诸多代表的发言后，我很赞同他以“自由曲”创作的实践引路，为当代诗歌发展方向的探索，从别人发言中引证出的丁芒的诗、词、曲作品中我很欣赏他艺术创造的精湛纯熟。如今《丁芒大传》的出版，及时满足了我急欲深入了解丁芒人生和艺术道路的需要。用了三天两夜时间，一鼓作气读完了这本长达536页的大书。
掩卷深思,本书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我以为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写传记文学的人参考借鉴：
一、作者写作态度谨严，不偏不倚，持公正平和的心态，写出了丁芒先生历经苦难磨炼，而矢志不移、终成大器，作出不凡业绩的半生历程。传记文学在中国堪称源远流长，最早见于《诗经：大雅》里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五篇，是周人用诗歌形式为他们祖先的树碑立传；而用散文形式写的传记则可从《尚书》、《春秋》找出好多范例，此后的《国语》、《战国策》、《晏子春秋》、《论语》、《孟子》等可看作传记文学的长足发展。到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把传记文学推到了一个光辉的顶峰。司马迁《史记》的成就卓著，鲁迅先生称赞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的离骚”。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司马迁能持之以公正无私的心态，还历史一个真实的本来面目。正如史学家班固说的：“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之实录。”① 高福林先生的《丁芒大传》，很好地继承了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精神。作为丁芒先生很赏识的第一大弟子，他没有因老师的誇奖而自足，也没有因对老师的分外感恩而产生先入之见。丁芒先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大半生是怎么走过来的，作者没有仅凭已有材料而轻易动笔，他花大气力，几番深入调查考究，真正做到了一切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的结尾，而不是先主观确定了论断，再去找寻实例作为自己论点的填充。他的有利条件是他听过丁芒的面授，得到过丁芒对其作业的精心批阅指导，可以说写书之前对丁芒已有了一定的认知了解，但没有满足于这些已知，而是仍亲临丁芒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查证原始档案，找知情者座谈讨论，又和传主多次谈话交心，落实调查所得材料的真实性。作者有幸陪同丁芒先生参与了数次外出的文事活动。丰富的调查所得和耳濡目染，为作者提供了选材炼意、谋篇布局的充足条件，一个高大动人的形象在作者动笔之前时常浮现在脑海里，从而命笔写来，有如江水奔流，跌宕起伏，形象逼肖，我读此书自始至终为传主的形象所吸引，非要一口气读完不可。书中的丁芒是一位可亲可爱的长者，也是一个生活的强者，但在诸多不幸的际遇里，又是一个不幸的弱者。在他身上有过自卑、怯懦、胆小怕事的弱点，惯于逆来顺受，惯于忍受委屈、折磨的耐性，一些凡夫俗子的常人缺点，也表现在他身上，这才是真实的人生，是生活的本真。长期以来，中国的传记文学其所以不及西方那么繁荣，一个根本的要害是受一整套陈腐观念的束缚制约，即写传记必须“为尊者忌”、“为贤者讳”，不能触及伟人、贤人、长者的缺点错误和过失，许多人物传记是“好的绝对的好，完美无缺”，坏人一定是“坏到极点，无一丝可肯定之处”，在“成王败寇”观念下，写出的历史传记，有几分真实可信，可想而知。比方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时，往往人为的夸大了传主的业绩，甚至有意地写出他们一生下来就不同常人，不是生时有特异灵光征兆，就是自小就聪慧过人、鹤立鸡群。左祸猖獗时期那个红极一时的“林副统帅”，为了达到他篡党夺权的目的，大树特树领袖的绝对权威，疯狂地宣传“天才论”，竟然宣称“我的脑袋特别灵，这是爹妈给的，有什么办法呢！”又如“社教运动”时期，为了达到要人们“不忘阶级苦”的政治目的，可以“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凭空塑造出一个地主阶级的典型“刘文彩”，后来始知所谓“水牢”等酷刑是弄虚作假的子虚乌有。中国的传记文学自《史记》之后，虽然有《汉书》、《资治通鉴》等名作，但鲜有更大突破者，大多与受统治阶层的干涉更由于和作者自己思想局限有关。写传记成了关乎身家性命存亡的风险之举，只有那些有一定胆识和过人魄力的人才冒险去写。远的不说，就以写了《蒋经国传》的台湾作家江南先生为例，他的书出版后意识到自己碰上危险，为了避祸，远逃美国，却仍未逃脱被蒋邦特务暗杀的命运。中国传记文学的真正复苏发展，也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但近20多年来，纵观许多人物传记，读后能让人深思省悟、可作为镜鉴的不是很多，近十几年，那些已出的伟人及将帅们的宏伟传记，写得如何，笔者至今未顾上拜读，不敢妄言。正由于笔者孤陋寡闻、阅历有限，在读完《丁芒大传》后，才觉这是近年来传记文学创作中最能显示业绩的扛鼎之作。传主丁芒，童年时期，母早亡，家极贫困，又体弱多病，婴儿时因无人看管几乎被窒息而死。恶劣的环境使他智力低下，反应迟钝，从私塾到小学少有长进。自进了中学之后，才从差生排名中逐步有了蜕变，这得力于几位启蒙老师的循循诱导和课外阅读兴趣的产生，终于露出他这个“小荷尖角”，能对写诗吟诗由自发转向自觉。本书的一至四章，具体而生动的记叙了丁芒从出生到小学毕业的全过程，原原本本地再现了一个在苦境中本能挣扎的不幸儿。这种不掩不藏，秉笔直书的《史记》笔法贯彻于全书的始终。
二、客观而恰切地写出外在环境对传主性格的制约和命运的摆布。小学时期的丁芒，由于家庭经济的拮据困顿，父亲不得已才变卖房产，搬迁外地而寄人篱下，这样的环境使丁芒养成了内向、自卑、怯懦的性格，既不愿随大流与同学们一起游乐嬉戏，就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孤独一个人拼命的看课外书，找寻解脱。这既是一种对残酷现实的消极逃避，却同时从阅读中受到陶冶而产生了读书的乐趣，由阅读到写作，又因得到良师的精心引导，他的写作能力突飞猛进，竟然写出了长诗《凌云歌》而引起关注，而新诗《四月的黄昏》写出和发表，更突显了他不凡的诗艺，这是一般中学生很难以比肩的。高中毕业后在几位进步同学和地下党员的积极影响下，丁芒大有感悟，他主动投奔到解放区，并争得上“华中建设大学”的机会。只因服从了革命战争的紧急需要，未能完成学业，就投入战火纷飞的游击战争，参与《战讯报》的编辑，又深入火线采访。为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他应有的贡献。由于经受了战火的洗礼，他的性格一改过去的怯懦而变得坚韧顽强，有了敢冒牺牲的勇气。虽然他的入党申请几次被搁置，但从此他对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更是忠贞不渝了。建国初期，丁芒的创作实绩是可喜可贺的，从编辑《人民海军报》到第一本诗集《欢乐的阳光》的出版，出现了他创作上的第二个高潮期。本书的六至十四章，着重写了他的创作由于适应了革命战争的需要而一路顺风，一个文学上的栋梁之材突兀崛起。哪会料到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里却出现了那么多崎岖不平的拐点。由于左祸不时地兴风作浪，运动群众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出现了，随着整风反右、反右倾，直到后来的十年文革动乱，丁芒所受到的打击、迫害，一次比一次惨重。整风运动之初，丁芒也和许多好心人一样，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善良愿望，向党真心谏言，哪会料到所谓的鸣放是为了要“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是为了把那些所谓“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揪出来。丁芒出于好心，为了配合反右而写的《动物园随笔》，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而遭到狠批。虽然由于一位领导干部的从中保护，丁芒没被划为右派分子，但已由于有揪斗记录存档，在此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又被重新抖了出来，而给予为严厉的批斗。在批斗未有结案之前，又因为编写《星火燎原》丛书的急需，丁芒又被借调到丛书编辑部，往返奔波于当年战火发生过的战地，调查走访，搜集材料，曾帮二十多位将帅写了极有分量的革命回忆录，让《星火燎原》丛书增色不少，出版后极受广大读者欢迎，成为热极一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励志的好读物。但尽管有这么些立功表现，并未给丁芒带来什么补过的好处。文革一开始，党中央的最高舆论权力机关“中宣部”被毛老人家斥之为“阎王殿”被砸烂了，解放军政治部也被迫解散了，真的是“破窠之下无完蛋”，作为已被斥为“文艺黑线”上有过一定影响的丁芒，既有反右、反右倾被揪斗的前科，第三番受到冲击和沉重打击也就在所难免。“文革”中左祸的惨烈可谓中外古今空前绝后，因为一切的一切都变得是非颠倒、黑白莫辩。被揪斗打击的人，面对无休止的批判斗争，无论怎么老实交待也过不了关。处于被狠斗猛批之中的丁芒，在这混浊不清的非常岁月里，也只能顺其自然，挨斗背整，暂且偷生而已。丁芒是不幸的，我们为他累遭不白之冤而扼腕叹息；丁芒又是幸运的，因为他没有被整死，没有自寻短见，虽苦受煎熬，却终于迎来了第二次解放，看到了晴天，才得以大展宏图，重创辉煌。套用新歌剧《白毛女》中的唱词：“文革中把人逼成鬼，除四害把鬼变成人”。看来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在决定着人的性格命运，而人对社会环境的反作用则极为有限。本书作者不唯上，不避亲，不为贤者讳，不为上者掩，客观真实地还历史以本真。丁芒能以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里在创作和研究上大放光彩，得力于当今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环境的宽松。因此笔者以为“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被文化人常称道的口头语，不如改为“环境决定命运”更为恰切一些。
三、从其婚恋、家庭的变故和个人情感际遇，写出了传主的老厚、多情、宽容、大度、胸怀坦荡而又善于化解家庭矛盾的人格魅力。书作者对丁芒的了解，可谓详尽而具体，丁芒少年时代几次不成功的恋爱，情窦初开的矜持、怯惧，还有文革初有个“红卫兵”少女对他的痴情追求等，这些留在传主的内心深处的个人隐私，没有深入的倾诉交心，岂能轻易获得。成人后的丁芒经历了初婚---丧妻---续婚---离异---再婚---再离异---再续婚---再续婚后的家庭矛盾---矛盾的最后解决，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社会的大变动，折射到个人感情历程中，也是起伏跌荡，曲折复杂，无须加油添醋，也很传奇的了。作者能入情度理、细致入微地写了出来，直让人读了唏嘘长叹，对人生产生了几多感慨。丁芒初婚的妻子，忠厚、善良，与他同甘苦共患难，且生有一双儿女，可偏偏重病而亡，给丁芒生活带来的困难，可想而知。继妻虽有一定文化，且有正式公职，却知书不达理，一切以个人私利为主，当丁芒在反右、反右倾中被揪斗而被革职贬庶后，她不仅不同情安慰，反而落井下石，坚决离婚，连一双儿女也扔下不顾。后来见丁芒被甄别平反，认为有利可图，又主动要求复婚了，但当丁芒被第二次打倒，赶回原籍后，她又坚决要求，与丁芒第二次离婚了。“变色龙”，“势利眼”，“毒妇”用在这个女人身上一点也不过份。终于过去了，那个动乱的十年。文革后，随着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丁芒的党籍、军籍、工资待遇恢复了，更可以不受约束的放胆写作了。可家庭破碎，孤鸿哀鸣，又该如何？！还多亏了好心朋友的细心牵线介绍，他终于遇上了樊玉媛这个同病相怜的贤惠女人，惺惺相惜，互帮互扶，可谓苦尽甘来。哪知这么一对苦命鸳鸯，偏不被樊玉媛原来的婆婆见容，她操纵樊玉媛三个女儿生事动气，大吵大闹，对丁芒一再排斥，直逼迫他搬出家去，面对女儿的耍横，樊玉媛也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用一句文学上的夸张比喻：这简直是“二十世纪末的一场世界大战，”即使让“包青天”在世也难以断清。试看一些伟人、领袖在政治上何等英明，却在复杂的家庭问题上纷纷败下阵来。丁芒先生不愧是个经风雨见世面，从几番挨批受整中而智慧大增的智者，当他得知这场家庭矛盾，要害是那个观念陈腐、心地偏狭的老太太，三个女儿出面闹事，她才是幕后牵线人。于是他大展怀柔、绥靖手段，对老太太动之以情，从自我做起，一次又一次的耐心进献，对三个女儿也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心诚所至，金石为开”，老太太被他的诚实、中肯感化，三个女儿也一个个变得懂事明理，这个重组的家庭终于接纳了他，总算回到了温暖的新家里。风波的平息，温暖的回归决非个人琐事，要知当今好多重组的家庭，由于与前房子女关系处理不好，正经历着莫名的阵痛和苦恼。丁芒这个重组的家庭可作为样板，很有借鉴意义。而丁芒面对家庭矛盾纠结，而能以柔克刚，攻下顽固守旧的思想堡垒，这不也是他那宽容大度人格魅力的又一个生动展示么！
四、以激情高昂的笔调，写出了复出后的丁芒先生老有所为，再立新功，为中国诗歌发展道路而尽心竭力、拼搏进取的奉献精神，一个高大完美而又和蔼的文学大家站在读者面前，将赢得更多人的爱戴喝彩。丁芒起初以写新诗，成绩卓著、声名大振，后又以写了许多古体诗词和散曲而轰动文坛。他自称为“两栖类诗人”，可谓名副其实，亦是当今文学界的一个奇迹，至今还找不出一个诗人能像他这样，左右开弓，双赢满贯。对丁芒的诗作已有不少评论家作了专门论述。对他的创作可借用上个世纪一句政治色彩很浓的词语叫“多、快、好、省”。“多”是指创作数量之多，丁芒先生大半生写过多少诗、词、歌、曲，无人做过具体统计，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已出版了多种诗集及《丁芒文集》，可看出个大略数字。但散落在广大文朋诗友的笔记本、纪念册及丁芒先生亲笔题写的书法条幅中的诗词曲作品有多少，则无人知道。“快”和“省”是丁芒写作出手之快和传播之远和迅速。丁芒或应邀或主动出访，走遍了神州大地的许多名山大川、风景名胜，而且真做到了古人说的“登高必赋”。大多人游山玩心，仅仅散心消闲而已，而丁芒每游都有诗。书的十至二十七章，引证了丁芒不少外出记游之作，不论诗词曲，篇篇真情感人，豪迈劲健，与李太白、苏轼、陆游的同类题材相比更见其时代特色和个人风格，怎一个“好”字了得！丁芒又是一名很有创意的书法家，他尽其全力，尽量满足朋友或求字者的愿望，或条幅或中堂，书写出多为临时即兴之作，却情真意长，让得到者满心欢喜而去，久久的念想着这位长者的可亲可敬之处。笔者也是位诗爱者，但每执笔写时半天想不出一个妥当的句子来，读了丁芒的游记诗，他那样能在片刻之际“刀下见荤”，“立烹活鲜”、“出口成章”的功夫，直让人望尘莫及，用一句流行歌中唱的来形容：“让我怎能不爱你！”数百万字的《丁芒文集》，选有近百幅手迹的《丁芒书法集》，见证了这位老人诗艺的精湛老道，他算得上当今大师级的文学大家，有许多代表作品为证。丁芒先生如今已是九十高龄的长寿老人了，尽可以清静无为坐享清福了。哪知他如同一个辛勤的工蜂，一刻也闲不下来，不停息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城镇乡村，授业讲学，大声疾呼地为中国诗歌发展远景而开拓尽力。他的“民族化、大众化、多元化”的诗作主张，已为大多数诗作者响应接受。当他看到当今一些写“自由体新诗”的人与写“古体诗词”的人，各以所长，揭他人所短，互不服气，相互指责，各说各话的现状，他忧心如焚，寝食难安。他认为新诗与旧体诗是当代诗坛的两大主流诗体，不应再有独尊、罢黜之别，应互相尊重对方的客观存在和价值，正视其优长与缺失。② 由于他的主张既针对现状实际，又有科学性，得到大多数写诗人的支持。一个专门研究丁芒诗艺和主张的群众性的民间社团，先后在冠县和南京等地成立，专门研讨丁芒诗词艺术的全国性的研讨会已连续开了四届，可以说“丁门弟子遍城乡，市井无不说丁芒。”如今《丁芒大传》的出版，不单是为了丁芒崇拜者提供了一份深入了解丁芒其人的精神大餐，也为全社会读者提供了一本好的传记文学，不论从记忆功能、教育功能、激励功能的那一个方面去读，都会有所收获，特别是有志攀登文学创作高峰的青年朋友，不可不读这本内容丰富的好书。
此外，读完全书我还有些不满足的感觉，提出来与书作者及读者朋友一起商讨：
其一，本书毫不忌讳地写出了左祸横行时期，丁芒多次被打击、迫害，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当时挨整、受害者成千上万，特别是十年动乱时期，整个祖国都在受难。作者应深掘一下社会根源：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阴魂的再现和反弹，还是法制不张，人制行时的必然反应？是无产者左派幼稚病的不可避免，还是顶层执政者的随心所欲亦或是生怕失去宝座的恐惧症？作者对此无须长篇大论，有几笔精短的交代即可，作为历史教训予以点出，我以为这也无损于主旋律和光明面的张扬。其次，本书借鉴《史记》的写法，每章正文完了后都有“章评”，如同《史记》里的“太史公曰”，对全章起到了画龙点睛的积极作用。大多数的“章评”是中肯的，有启示作用。但一些“章评”过长了些，有时论点反而不够集中，给人以“有复眼”的茫然，俗话“小孔成像”、“聚焦传神”、“立片言而居要”、“卒章现其志”云云，都在强调一个要简要精炼，点到为止。看来要达到司马迁《史记》中那炉火纯青的高境界，还须再下一翻水磨功夫不可。其三，写到丁芒在诸多大灾大难的情势下，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有过哪些思想起伏？若能细致地加以刻画描慕，将更能打动人心，增强可读性。也许因为作者太拘泥于细节的真实，而未能放开手脚作适当的合理想象虚构。心理活动的适当虚构是传记文学所允许的，经过近数十年的热烈争论研讨，这一点已为全国大多数传记文学作家所公认。写到这里，我忽然觉得丁芒先生若能写本自传，如同巴金老人的《沉思录》那样把自己在几番炼狱中的思想历程写出来留给后代，将定能振聋发聩，起到醒世铭言的作用。当然这只是笔者一人的奢望而已。
注：①转引自何元智、朱兴榜著《中西传记文学研究》第37页。（中国文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②高福林著《丁芒大传》第448-450页。
2014年元月14——19日于西安兴隆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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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4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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