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迁安阿紫 于 2014-2-14 08:51 编辑
" g5 W% N/ J1 Q
7 W6 [. B/ B' j* F1 t0 g5 q; n
8 w i* g @& M# E+ d5 ]( ]0 G![]()
+ n y: w! j( J![]()
! l. ]8 M/ D) k) g3 w9 m) _" G o' s/ z- d6 I
我是家里唯一的阿根廷人,父母和哥哥姐姐都是乌克兰人,1928年的移民。父亲是参加过1905年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这一点我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是1957年回莫斯科见两位姑姑和表妹的事情了,他们还住在父亲逃走前安身的小木屋;当时由于沙皇警察的四处搜捕,他不得不在俄国各地辗转躲藏,也不知道都去过哪些地方,最后才决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抵达时已是1912年,逃脱了兵役。 4 h% A( \3 x. S7 N! L7 Z
他先是用假护照去了热那亚,得知两个船讯:一艘发往纽约,一艘终点布宜诺斯艾利斯。驶向南美的船先出发,他头也不回地走上甲板,在阿根廷的首都一住5年。十月革命之初,他满怀希望地回国,因为那是一个各种意识形态争鸣的时期……很快,自由空间开始步步紧缩。 0 N: }/ r! l! f/ Q
令他尤其失望的是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共产党并流放阿拉木图,靠近中国边境了。尽管不是托洛茨基分子,父亲仍然很敬重他……因此所有家人都持假护照移民,开启了全家使用假护照的传统。那时候我姐姐只有3岁。
3 }5 Z5 p" u7 G1 a' f, ]' e 父亲是铁路工人、木工,1928年带着我母亲和两个孩子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他继续干木工活,后来又做起小生意。妈妈以前在敖德萨学过医,她父亲是一位拉比,深居简出在一个犹太人小村庄,担任着维持邻里和睦的法官职务。他是用茶水和面包养足的圣人,许多年后我读20年代的美国诗歌曾见到犹太诗人口中茶和面包的影子。
8 h/ t1 o! E0 B 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很远的比亚克雷斯波区长大。我生在那里,为了陪伴孤单的母亲急急如一道光芒降临,就像在分娩的艰难时刻让被爱的女子拥有了爱人的呵护。我的童年充满了各种未曾亲历的记忆,全都来自母亲神奇而可怕的讲述:一天,哥萨克人屠杀过后放火烧村,姥姥冲进火海抢救孩子,最终仍不幸失去一个。每当危险降临,外公总是取出一个装着18世纪羊皮卷的小箱子,开始诵念《创世纪》:这位拉比生那位拉比,继而又生另一位,他是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在威胁面前,朗读羊皮卷赋予他某种程度上的延续和幸存幻想。
' l( z; F$ [: p 和众多俄国革命工人一样,我父亲知识非常广博:经济、历史、政治,就像现在称的“文化人”。我母亲热爱音乐,要求我们学习钢琴。 & Q5 ]( S+ N$ t, ^5 G
他们从不把我们限制在“隔离区”,无论行动上或思想上。那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我选择了割礼,向欧洲正在发生的犹太人大屠杀致哀,但我并没有被强制灌输任何宗教教育,我记得很清楚,13岁那年生日我收到沙雷•阿列姆[1]的全集作为礼物。父母手头并不宽裕,他们省下每一个小钱,年年带我们去科隆剧院看一次戏。在那里,我听到第一流的歌唱家、见识到豪华的演出阵容。但与此同时,我们的街区生活却很紧张,处处能嗅到贫困和挑衅。
$ D* P! @5 t. S5 l 我爱上过邻居家一个小女孩。我喜欢她黑黑的膝盖,不自觉地从心里流淌出爱的诗句,带着初恋的韵脚。 : T+ H% |, l; K1 {, F
她叫安娜,11岁。一开始我只是送给她阿尔马富尔特[2]的诗,就好像亲手写的一样,但见她笑得那么开心,我便开始努力尝试拿出自己的东西。 6 e( X; i- {; A3 m+ N6 i( A
从小我就熟知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的一切故事,街上画满涂鸦,我们小孩子收集巧克力的银色包装纸,以为这样可以融铅为共和军造子弹。二战造成家里生计的困窘,还带来之后的一切:43年政变、贝隆主义出台、55年政变。毫无疑问,那些年里多事之秋的社会环境锻炼了我们务实的态度。
8 l+ ]: A- j* q9 ~2 ?% y4 m 我不记得写出的第一首诗是什么样了,但发表的第一首还记忆犹新。那时我们住在坎宁和贝拉,其实从很早、8岁甚至之前,我就读了很多诗。诗歌具有催眠的魔力,我一方面被那种声响所深深吸引,另一方面陶醉在不能领会的词语那无尽的神秘中。波利斯很喜欢看书,还有一些是俄文的,我在他的图书馆进出自如。
/ e$ K$ z3 N( A b5 [$ _ 11岁的我每当《红与黑》杂志到手就读得废寝忘食,因为上面有很多精彩的历险故事。每期有一个专栏讨论集邮,另外一个随机设置,我寄出过五六十张邮票企图讨好编辑,但诗总是被退回。后来有一次终于发表了,当然也是一首未竟之爱的小诗,大概说的是:爱情,永恒执着的幻梦,愤怒的命运将它改变。 7 \8 ]" C2 T* Q, j+ Z3 Q3 W' R
有段时间我总是做奇怪的梦,反复长达两年之久:我是一个侍童,在宫廷中即兴赋诗。当然那些诗句在醒来时已经无影无踪,我在床头柜准备的铅笔和纸从来没派上过用场。
5 c- B# h: u$ h4 t4 r. J# D8 | h 12岁时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接着就发了两天的烧。家里有一个院子,尽头一道薄板楼梯通向哥哥的房间。每逢周日我会走到那边拿起书一口气从头啃到尾。那时读的主要是西班牙古典著作,加尔西拉索、克维多、贡果拉、洛佩•德维加……但我听到的第一首诗却是普希金的俄语作品:哥哥把他还记得的一些片段念给我,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发现了“天赐的诗意”。
1 a" f& _' t: ^$ f+ \ ]; I 记得满12岁时父亲送给我沙雷•阿列姆的全集,之后我开始向阿尔马富尔特“偷诗”。
& F; C1 A! D& c+ h; ?- O% B8 U 父亲是一位如饥似渴的读者,而母亲继承拉比传统,对生活有独特的理解:贫困确然存在,这是事实,但人类精神并不因此停滞。我在一种共存的氛围中长大,学校里跟其他阶层的人打交道,但街区里从不自命清高:弹子房、女孩、手风琴、足球、米隆加舞[3],样样都能来。 我15岁就开始跳米隆加,那时候舞蹈让我着迷。博尔赫斯说探戈是一种走路的方式,我并不是要纠正他,但我觉得它也是一种交谈的方式:面对一个陌生的女孩,它是开始一场亲切对话的最好办法,之后便可以转移到其它方面、关于对方的各种问题。我相信米隆加是一场可以舞动的对话。 $ B9 h' O( [2 I3 |. O
终于有一天,我开始自许为诗人,放弃了化学专业,然后我陷入爱情,放弃了一切。我做搬运工人送家具、卖汽车零件、最后通过发票发现了一条从铅笔到墨水再到打字机的道路。也许到电脑这一步我是迈不出了。
+ @9 S, y$ |5 F 后来我进入《青年》杂志的圈子,那是一本50年代流行的刊物,小说家达马多,克龙达,诗人大卫•阿尔瓦雷斯•摩尔加德都被推介过。 : h$ \5 a! i, e. L
一个人可能写作多年但从未想过发表,写只是满足一种抒发的需求,像我发表就是受到了一群朋友的鼓励,其中有赫克托尔•内格罗,胡里奥•C•西尔维安,迪•达兰多那样的诗人,但也有不写诗的。我们编了一本《硬面包》来自我发行,运作方法是先征集订阅,再用这钱来印刷,大家一起商定哪些书能出、顺序和其它。令人欣慰的是团队中没有出现争执,投票决定我的《小提琴及其它》首发,之后是赫克托尔•内格罗的。我们也开始组织公开的诗歌朗诵,那是55年政变之后,在“面具”剧院;我也因而有缘结识了劳尔•冈萨雷斯•杜尼翁,经介绍邀请到的贵宾。我们还在街区俱乐部、图书馆和各种不同地方朗诵。 r1 z. r. C3 S7 u, a1 u
我写诗完全因为懒,因为诗的好处就是字少:全篇短、诗行也短。不过我还是尝试过小说,甚至写到了30页,名字大概叫“诗人日记”,但都是闹着玩的。我也写过一本故事书,1967或68年的时候,但更多的是表达我为寻找诗意和语言做出的种种努力。我都不确定它们是否能称作“故事”,也许只能算一些小篇章,有些部分已经遗失了。
Z f- n9 h! X; T2 ~# v) f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 d) y# C2 }/ m) ^( N4 T
[1] Sholem Aleijem,1859-1916,以意第绪语写作的著名俄国犹太作家。
5 m3 M- s& d9 T0 }) z H[2] Almafuerte,阿根廷作家Pedro Bonifacio Palacios(1854-1917)的笔名。
' o% M3 Z/ l' t6 h. ^5 e% b3 f) q[3] 高乔人音乐,吉他伴奏、节奏舒缓,后与同时流行在拉普拉塔河口地区的古巴哈巴涅拉舞、非洲坎东贝舞等民间舞蹈结合造就了举世闻名的探戈。
" ~- Q: T0 z. N5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