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阎连科认为,基本上,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尊严的;但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应该致力一种“庄严的写作”(《没有尊严的生活和庄严的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13第5期)。阎先生不否认自己生活上并不高蹈,但他坚持,一个作家,至少在写作中不能向世俗妥协。也就是说,一个作家,严肃的作家,不得已,过着世俗与写作的二重生活。
我基本赞同阎先生的观点。接阎先生的思路,略作演绎与建构,我谈一谈诗人的双重生活:“俗”、“道”;与二重之间的另一重:“名”。
首先说“俗”。就是说,生活中,诗人们确实很世俗。这种世俗,比起道德家、哲学家、宗教家和一般的作家又有不同。这就是,诗人在“道德行止”上,不但远非高洁脱俗,甚至,不乏世俗标准之下。譬如,布考斯基是一个酒鬼、色情狂;金斯堡是个吸毒的同性恋;我们的古人:“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陆机犯顺履险,潘岳干没取危……”(颜之推《颜氏家训》)凡诗文作得好的,似乎毛病都不小。就是高士陶渊明,弃官挂印时当然潇洒了,但饿起肚子就来不得了:“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乞食》)——为生活所逼迫,潇洒的诗人做了乞食的营生;可以想见,跟着这位“潇洒公”,老婆孩子恐怕遭罪不少。至于李白杜甫,咋看来当然很有气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然而,两兄弟求起官来,献诗、呈赋、走后门,马屁拍的震天响,脸面,原则,就只能暂搁一旁了。至于现当代,诗人在政治上的表现就不用细说了。当今,追求政治价值的诗人少了,但也免不了陷入另一俗:基于基本生存的劳碌与奔波。在经济上,除了少数诗人,大部分应该并不宽裕,穷困潦倒的更非少数。为了维系基本的生存与写作,诗人们或经商、或作吏、或做工、或流浪……与芸芸众生的面貌看来并无二致:浮沉与喧嚷在这滚滚的红尘之中。
其次说“道”。虽然同是红尘客,但诗人毕竟是诗人。当他成其为诗人,当得起这个名号,在深层状态上,他总有其不同流俗的一面。我将这个不同,概括为“道”。这个“道”分为三层:天之道;人之道;艺之道。天之道者,即“形而上者谓之道”。窃以为,一个诗人应有对宇宙万物的深层领悟。所谓“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庄子·天下》)。诗人是应有透视表象的“天眼”的,要能在仰望与体悟中抵达“万物一体”的“道境”。人之道,包括政治、伦理、法律、民俗等等。我认为政治之道的洞察也是一个优秀诗人的重要素养。这一点,我在《妙在“介入”与“介出”之间》一文中谈了一些。要言之,诗人不一定得直接参与政治,但要能直面政治造成的生存严酷。难以想象,一个粉饰太平或者回避严酷的诗人能够成就其作品的伟大与人格的尊严。此外是“艺之道”。诗人成其为诗人,知天道,知人道,只是前提与基础;他还必须掌握诗歌艺术本身的门道。例如,很多学者、哲人素养很高,但写出来的诗并不引人;很多正义之士痛贬时弊,可惜作诗如口号的叫喊。可见掌握诗的门道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它须先天的颖悟,更须后天的修为;先天颖悟不足的,终身锤炼还在门外的不为少数;仅仅依赖天赋的,昙花一现就被淹没的恐怕更多。天道、人道、艺道,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就像诗人杨黎所说:写诗是一项长跑竞技;一个诗人,只有持之以恒地坚守,才能不断突破自身与时代的局限,打造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诗艺景观。
最后说“名”。所谓“神人无己,圣人无名”,诗人虽然得了些“道”,但终究不是“神人”与“圣人”。诗人既然要创作,就当然渴望被阅读、被认可——这就需要积累名气了。古人是孜孜于干谒、交接;今人除此外,还孜孜于投稿、评奖、拉圈结派,等等。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诗人,首先是世俗的人,是不能免俗的人。当其创作时,或许确实超凡脱俗;但当其创作完成,精神历程物化为文字作品了,超凡的诗人就又成了世俗的人。世俗的人要名、要利;名利者,可以带来世俗的尊严,可以让诗人在俗世中不至太过压抑与憋屈。所以诗人们求名、争名,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名气与诗人的“优劣”成正比么?并不一定。艾米莉·狄金森生前没有发表过一首作品,死后却成为引人瞩目的世界级诗人;陶潜在《诗品》中仅仅居于中品——因为在南朝人看来,这位先生以隐得名,写作上,“文取旨达”罢了,显得不够“先锋”——顶多算得个二流的诗人。然而这“文取旨达”的五柳先生,自宋朝至今是大为发达了,俨然成为国宝级的一流大师。可是,渊明还是渊明,没有变,变的是世人与读者。那么,究竟该怎样看待名声?我以为,作为不能免俗的诗人,追求名声也无可厚非,但以下几点或可作参考:一者“君子爱名,取之有道”;二者得了一定名声,尤须保持内心的低调与谦逊;三者未得“应有”的名声,也当“遥而不闷”、“潜龙在渊”——所谓“人不知而不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被认可,那就多从自己的薄弱处做功,切实积累和提升自身的实力。
可以说,“俗”、“道”、“名”,基本上,是所有诗人必然穿梭与栖止的“三重门”。脱弃一重门,“俗”,此人或是高人、圣人,但大概就不是诗人了;二重门,“道”,如果进不了,那么,当个常人也不一定就不好;三重门,“名”,是诗人途中的一道风景,可求但不一定会有遇,也终究不是“可靠”的归宿。
那么,作为一个诗人,怎样协调与出入这“三重门”?这可是个要终身践行的课题。概括以上观点,我姑且归纳为:“隐于俗,栖于道,游于名”—— 也许,是一个诗人比较理想的状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