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波斯卡作品中译本出版 反独裁一以贯之

李明利

辛波斯卡作品中译本出版 反独裁一以贯之

      据 深圳新闻网-晶报2014年03月19日消息 蓝蓝（诗人）（ 原标题：对偶然的忠诚成就命运）
　　一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以低调著称，她拒绝了众多的采访，对家世和私人生活守口如瓶。米沃什曾说她诗中的“我”是一个“节制的我”，她的诗有一种“抽象的普遍性”。和美国“自白派”女诗人普拉斯不同，和激烈的茨维塔耶娃也不同，在她的《万物静默如谜》一书中，大多数诗歌理性克制，充满意象隐喻，自我的目光和思索隐退到她笔下的各种事物之中。如果把这些归结于当时东欧普遍存在的审查制度也未尝不可。但真如读者们认为的那样么？
　　圣琼·佩斯有言：“人们说我晦涩，我却在光辉之中。”诗人们对当代诗歌形式的探索早已远远走在读者大众的阅读准备之前了。法国诗人勒内·夏尔如是，德语诗人保罗·策兰亦如是。相比较而言，辛波斯卡更为晓畅一些。读懂“晦涩”的诗，既需要很多的阅读训练，也需要亲历和经验，更需要想象力的参与。没有哪个诗人能在文字中把自己彻底屏蔽—或者说，一个诗人无法做到在诗句中完全掩藏自己。言为心声，诗歌宛如一面镜子，可照见诗人生活和感受中最为隐秘的情感波动，尽管在某些时刻，诗人也在想象中生活，并对此进行比现实更为真实的描述。
　　拿到辛波斯卡的诗集《我曾这样寂寞地生活》时，一瞬间还以为这是她《万物静默如谜》的另一个版本：风格相同的封面设计，腰封上一模一样的推荐语。只是封面上一个小小的“2”字提醒我：这是同一出版社出版的她的第二册汉语译诗集。这本诗集与第一本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是一本更多地书写自我情感的诗集，她的许多脍炙人口的“社会性”作品，大多收录在《万物静默如谜》中了，但我对后一本更感兴趣，盖因它更多地触及到女诗人不愿意昭示于人的感情生活—那些褶皱、沟坎，那些隐秘的、存在过和不曾存在的但的确发生了的诗人的生活。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火车站》一诗中，辛波斯卡描写了一次情人的约会：在N城火车站，一列刚抵达的火车停靠在第三站台，一个手提箱被拿走了，“但那不是我的”，“几个女人占据了我的位置”，而一个男人朝人群中的一个女人奔去，他们拥抱、接吻，但“并不以我们的嘴唇”。这场约会“超出了我们存在所触及的范围。发生于或者存在的失乐园中。”
　　由于“我”的缺席，而“你”也未来，但是诗中的“他们”去了，相会，紧紧拥抱在一起，确认彼此的存在，就在N城熙熙攘攘的生活中。这次不存在的约会，在诗人的诗中发生了，或者说，这是一次没有被允许的相约，但诗人在文字里让它实现。她像美国诗人狄金森那样有力地扭转了可见的现实，在诗歌中建立一个新的时空，以盛放现实中不被容纳的情感—它诞生，存在，继续生活，一直到我们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直延续到我们之后的时间。这种对现实“扭断脖子”的力量，在少数几个拥有强大想象力和表达力的女诗人那里并不鲜见，譬如萨福，譬如狄金森、米斯特拉尔，又譬如冒烟的茨维塔耶娃和静静燃烧的索德格朗。
　　二
　　人们从对辛波斯卡一般性的介绍中可知，她有过两次婚姻，终生未育。她的第一段婚姻并不圆满，只维持了六年时间。她和第二个丈夫、作家科内尔内·费利波维奇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尽管有关第一段婚姻破裂的原因几乎没见到过有文字记述，但未必不能从她的诗歌中看到某些端倪。譬如在《我太近了》这首诗中，她描写了一个在婚姻中被丈夫漠视的妻子的形象：即使她躺在他的怀中，也“不会被梦见”，而一个只和他见过一面的女引座员，也比那位妻子更为亲近。事情就这样发生—“由于她，此刻，一道峡谷在他体内生长”，婚姻的裂缝不可避免地出现。诗中的“我”抱怨着自己曾是一株桦树，一只蜥蜴，却惟独没有作为一个女人被丈夫看见。这一遭受漠视的抱怨，在《醉酒》一诗中延续着：椅子、酒杯，都在跟前，唯有“我”是虚构的，是不存在的。“我”甚至认为连出自亚当肋骨的夏娃、诞生在泡沫中的维纳斯和从朱庇特大脑里生下的密涅瓦都比自己更真实—
　　当他不看我
　　我努力追寻我在墙上的
　　幻觉。我看到一枚钉子
　　一幅画挂着，一如既往。
　　看，就是给被看之人一个容身之地。不看一个人，就是否认他的存在。人间许多不幸的婚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这样的情形发生。继而，在辛波斯卡《笑声》一诗中，“我”的抱怨开始升级：“我”对那个年轻女子从一开始的容忍（“我将给她更多：去看一场演出。/走开，此刻，我正忙）—为了使身边的这个男人继续拥抱“我”；到最后的忍无可忍—“你从哪儿来，最好回到哪里去”；以及近乎诅咒的“不要一直注视我，/你的眼睛睁得太大/宛如死者的双目”。
　　有意思的是，这类充满嫉妒和怨恨的诗，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都写过，一点也不亚于辛波斯卡。作为一个遭受痛苦的女人，有权力发出愤怒的叫喊，而此后遇到真爱的女人们，或许要感谢此前的经历，若非如此，又怎能知道世间终究会有一个最适合她的爱人在等待着她呢？
　　辛波斯卡广为流传的《一见钟情》就是写给她第二位丈夫科内尔内的一首情诗。一个偶然的相遇，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看似是偶然，却是一系列必然所造成：一个门把手，先前一个人的痕迹被另一个人覆盖；一个晚上，或许他们做着相同的梦—“他们如此惊异，多年来/机遇一直/摆弄着他们。……/每一个机遇/仅仅是续篇，/事件之书/总是从中途开始。”
　　如何不感激世界万物在为这样一次相遇所做的千百年的准备？当他们携带着各自的过往认出对方熟悉的脸孔，他们便知道，相遇早已开始，从一阵风中，一道波浪上。一个人与世界发生的联系有多么广阔，她与爱人的联系就有多么广阔，换言之，一个人参与到事物之中的的感受能力有多么丰富，她拥有所爱之人内心和生命的部分就有多么完满。
　　无可否认，一见钟情，有着它合乎情理的一面，那就是我们爱这个人身上让我们喜爱的东西，这是一场感情发生的启动力。但如何维持此后连绵而来的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却是真正的考验。它要求一见钟情从私我的势利中走出来，变为信仰，变为对自己的要求，变成对“信”的忠诚。译者胡桑博士在论述辛波斯卡因发表处女作诗歌的偶然因素，成就了她作为一个诗人的一生时说：“对偶然的忠诚才能成就命运，这也是辛波斯卡在诗中一再表现的主题。”自然，人们可以选择某个值得我们去爱的人忠贞地相守到死，却可悲地不能选择自己出生的时代和地域。
　　三
　　我曾在《反讽之神的女发言人》一文中，对辛波斯卡大量涉及历史和社会题材的诗做过评述。在这本《我曾这样寂寞生活》中，这一类的诗歌仍然占据了三分之一强。东欧的社会主义经验，被波兰诗人诸如米沃什、赫伯特、辛波斯卡等诗人令人信服地得以见证和书写。从没有哪个人能生活在纯粹的真空里，对政治的漠视，也是对政治的一种反抗。由于身处斯大林主义盛行的严酷时代，“我们国家的诗人，都戴着手套写诗”，由于不能选择生活的国度，所有人都被卷入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
　　我们都是时代之子，
　　这是一个政治的时代……
　　甚至，漫步林中
　　你也是在政治的地面
　　迈着政治的步子—
　　在诗人笔下，连月亮也不再是纯粹的月亮（多么相似，我们也有过“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说法），而圆桌和方桌、蛋白质和原油，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在《自杀者的房间》里，逝者生前的屋子里即使有基督和佛陀的塑像，即使有唱片、小号，以及在荷马的书卷里开始返回故乡的奥德修斯，也没有能够挽回一个生命走向死亡。辛波斯卡借助历史真实事件，影射着彼时的波兰令人压抑的气氛。《卡珊德拉》一诗，就是对于预言者在疯狂的世界必遭失败的命运、但却最终胜利的描述。而写“二战”时波兰南部《雅沃斯附近的饥饿营》、写死于1944年华沙起义的年轻诗人巴琴斯基的《盛大的白昼》，以及用死人的头发织地毯的《无辜》等诗，都无比沉重地还原着历史的真相，这些诗中，讥讽的成分减少了，而在她的爱情诗里更是踪影皆无—谁能边哭泣边做鬼脸呢？
　　辛波斯卡像很多欧洲诗人一样，从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里挖掘出大量的精神素材。《特洛伊城的片刻》、《亚特兰蒂斯》、《罗德之妻》、《拉撒路去散步》等诗篇，无一例外都在折射着诗人所处当下现实的境遇，尤其是《罗德之妻》这首诗，将“偷偷逃走”的罗德一家人的愧疚之情、对即将被上帝毁灭的索多玛全城百姓和一切生命的怜悯，都给予了令人震撼的抒写。她对数字精确的使用，在诗集里也比比皆是：二乘二，下午五点钟、三把椅子、七头大象等等，在《π》这首诗里更是登峰造极：3.1415926……这一系列圆周率的数字排列，被诗人安排在墙壁、树叶、鸟巢之中，乃至升上天空，穿越云层，以致无穷。她的《在赫拉克利特的河中》，对赫拉克利特“一个人无法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的名言，做出了满含社会学意味的反映—河里的鱼儿与人类社会一样，到处充满了吞噬、贪婪、霸权，但依然也会有爱，而诗人则是那条最独特的鱼儿，在书写另外一条或者两条微小的鱼儿。
　　《赞美诗》这首诗，我看做是诗人对于国家、民族、宗教等一切既能聚集人们同时又将他们隔离开来的可怕的抽象之物的看法。在这首诗中，一切国界和边界都在消失—来去自由的鸟儿、云朵、昆虫、被风刮走的树叶、电波和雾，都在嘲笑着只有人类才会有的画地为牢的愚蠢。对这些事物的赞美，就是对独裁、狭隘的和极端的意识形态的反抗。辛波斯卡以她独特的表达，实践着“我致力于创造一个世界”的信念，也至终不渝地保持了对“偶然”使她成为一个诗人这一命运的忠诚。她是如此渴望在这个每天有人死去、有人诞生的世界里—
　　剩下的唯有巴赫的赋格，在锯琴上被弹奏，为那一时刻。
　　维斯拉瓦·辛波斯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年7月2日－2012年2月1日），波兰诗人、翻译家，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称“诗歌界的莫扎特”。有《一见钟情》，《呼唤雪人》等著作。
　　《我曾这样寂寞地生活》（波）维斯拉瓦·辛波斯卡 著 胡桑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