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诗歌创作现状的对话
张德明 向卫国
一、当代诗歌已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三个诗歌群体特征各异。
张：我们首先交流一下关于当代诗歌构造格局的看法。盘峰诗会之后，当代诗歌的分化状况更其明显，当代诗歌创作到现在可以说真正进入了多元化时代。卫国，你看呢？
向：不错，当代诗歌多元共存，这是很明显的。陈思和先生曾经将中国四十年代以来的学术文化和文学格局解读为“三分天下”的结构，即“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形态和保存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陈思和《鸡鸣风雨》，P28）他尤其重视“民间”作为源泉性的文化力量。在我看来，当下的中国诗歌其实也是“三分天下”的格局，即精英知识分子诗歌、市民诗歌与准市民诗歌的三足鼎立。
张：你归纳的“三分天下”很有意思。虽然这种提法有将复杂历史简单化的嫌疑，但在我还是能接受的。你是否能将这种说法作进一步阐释。
向：正如你提到的，“盘峰论争”之后，中国诗歌内部隐形存在的矛盾浮上了水面，诗歌界裂变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阵营，当时“打工诗歌”还没有完全显形。“知识分子”和“民间”都是一种自我命名，我觉得前者较为确切，后者则有待商榷。如果说四十年代及其以前，相对独立的“民间”还存在的话，五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实际上已经没有了民间，整个的民间话语空间逐渐被政治意识形态所渗透和占领。在文学方面，即使打着民间旗号的产品，也只是借助了民间的躯壳，其内容和话语形式完全被置换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是不是又真的复活了？比如网络的虚拟空间是不是过去那个“民间”的替代物。我没有这么乐观，实际上网络也是被严格的控制的，诗人沈浩波曾有一首诗精彩地描述了网络上的“敏感词”现象，从中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对网络的监控之一斑。另一方面也可以反过来说，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从延安整风开始就已经逐渐地远离庙堂，民间化了，于今则更甚。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区分是相当不准确的。在我看来，今天的“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两大阵营，可以说都是知识分子，也可以说都存在于民间，其不同在于，前者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和贵族意识，但不是政治贵族而仅仅是文化贵族，后者则由于自觉地脱离体制，依托市场而生存，实际上是市民化了。贵州的张嘉谚教授曾提出和倡导“公民写作”的概念，但我觉得这只是一种主观意识和愿望，中国没有真正的公民社会，因为公民社会所依托的公共话语空间并不存在。新世纪之初，诗歌的一个最重要现象是“打工诗歌”的出现并引起关注。我一直在思考着这一现象，现在我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它正是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学的“第三种”力量，这种力量处于城市市民和农民之间，以农民的身份生活在城市中，是一种准市民阶层。这是必将要发言的一个阶层，城市教会了他们发言，已经或正在。目前中国只有真正的农民阶层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我相信随着农村教育的普及与提高，他们也会有发言的一天，包括用诗歌的形式发言，比如宁夏就出了一个叫张联的农民诗人。
张：你所划分的这三个阵营面貌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也基本赞同这种分法，这对理解当前混乱的诗歌格局是很有帮助的。自然，一切的类属划分都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我们不能为了叙述的方便而将所有的诗人都强行分划在三个阵营之中，不顾他们是否适宜。在此，我想补充两点看法。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除了面目清晰的这三大板块外，当代新诗还存在许多“中间层次”和“过渡地带”，不少诗人在这些“中间层次”和“过渡地带”中找到了自己的栖身之地，也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我们也要肯定他们的价值，不能完全忽视他们的存在。其次，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诗歌的生产与消费已经发生了非常显在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正视这种变化。随着网络与诗歌的联姻，诗歌创作的新生力量迅速壮大，诗歌的发表、传播与品评变得异常便捷和及时，这使得三个阵营之间的对话极为频繁，而诗人创作面貌的漂移性也大大增强，某种程度上也使得“三分天下”的格局会显得比以前模糊。
向：你说的很对。其实我觉得，严格说来，中国还有“第四种”诗歌，即紧跟时代和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政权和政策的导向极左派诗歌，他们甚至还在直接掌握着诗歌话语权，其能量自然也不可小视。我之所以没有把这种诗歌纳入与上面三种诗歌平等的位置来考察，是因为我个人认为这类诗歌是自悖于艺术的独立精神的，其价值最多止于文学“史”，而与诗歌本体价值无关。
二、对于现代汉诗发展而言，当代诗歌提供了多种有意义的美学质素，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痼疾。
张：卫国，根据你的“三分”法，我们来谈谈这些不同的写作群体各自为现代汉诗提供了怎样的美学质素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不同的群体代表着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和诗歌创作理解，他们都在各自尊奉的特定创作原则指导下，提交了具有一定质量的诗歌文本。具体来说，精英诗歌某种意义上体现着现代汉诗的贵族气质与精神，他们的存在可以使诗歌绕开俗常事务的纠缠，纯化中国诗歌的审美质地。市民诗歌既维护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又补充了来自民间的诗歌活性，尤其是语言策略上的口语本位选择，为诗歌贴近市民生活、赢得市民认可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准市民诗歌（打工诗歌）最真实地反映着中国当下许许多多底层生活民众的生存样貌，所以那种疼痛感最强烈，现实主义精神最突出。
向：这三个诗歌群体各自有自己的诗歌理想：精英知识分子崇尚语言伦理，为恢复和激活汉语表达的丰富性和生命力作了多方面的实验。他们结合对西方诗歌的美学经验和具体技巧的学习与借鉴，为现代汉诗提供了大量具有指导与借鉴作用的现代审美经验和诗歌写作技能，从而强化了现代汉诗的技术性内涵，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将来的汉语诗歌一定会从中汲取大量的艺术营养，犹如唐诗从汉赋和六朝诗歌中寻找到自己的艺术资源一样。市民诗歌则崇尚着一种生命伦理，希冀着恢复诗歌语言的肉身性和只有民间话语形式才具备的原生性力量，因而其现场感特别强，面对生活反应迅捷、敏锐，表现出某种生活流的特征，与下层平民意识结合得较为紧密。准市民诗歌（或打工诗歌）在目前阶段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生存伦理，生存高于一切。它为现代汉诗提供的最重要审美特质就在于诗歌与生存、与现实的直接对接，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坎坷的自我遭际，准市民诗歌采取了直抒胸臆的表达形式，通过借助直接的倾诉甚至嘶吼来抚慰疲惫、受伤的身体和心灵，到目前为止，它表现出一种“被压迫者诗歌”的特征。
张：我们上面谈的主要是三者的优点和长处，所谓利弊相随，三者的弊病或者说痼疾也很明显。精英诗歌在显示贵族气质的同时，也暴露了与现实有着隔膜、无法介入日常生活的尴尬一面。市民诗歌的确有很大的亲和力，但市民诗歌由于对口语的过分信赖和一意孤求，导致对其他写作形态的不恰当态度，这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是有害的。同时，口语写作处理不好，会倒向油滑和口水的沼泽。准市民诗歌的现实主义品格值得推崇，但诗歌毕竟是一种抒情性文体，太粘连现实，或者太直接的嘶吼与宣泄，都是与诗歌艺术精神相违背的，许多准市民诗歌就存在呼喊过于激烈，现实境况的直接罗列过剩，缺乏内在底蕴和诗性张力的毛病。
向：是这么回事，我基本同意你的看法。我还补充一点，这三个诗歌群体由于利益诉求不同，诗歌理想各异，各自占据着不同的话语空间，所以互相之间矛盾很深，甚至互相攻讦，这是最让我感到忧虑的一个问题。比如说，目前对“打工诗歌”给予最大关注的不是诗歌内部的内行，而是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相关文化部门，对它最不屑一顾的却是来自诗歌界内部的“精英”们，至少表面上是如此。这一点让我颇为困惑，但细想也不难理解，官方关心的并不是诗歌，而是要借此显示一种政治态度和亲民姿态，精英知识分子则是从语言伦理出发对“打工诗歌”作为“诗”的合法性表示怀疑，这从有些人对张清华教授针对“打工诗歌”而抽绎出的“底层写作伦理”进行质疑的理由可以看出，他们是从某种“纯诗”的标准来要求“打工诗歌”，其写作伦理的基础在于语言。但我想，我们总不能说，诗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是为了发展语言，因为语言作为整体存在，其自身不可能完全摆脱其工具性的一面，而诗只是语言现象之一。
三、当代诗坛近年来出现了“新归来派”，他们的归来对推动中国诗歌发展来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张：我注意到，有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经步入诗坛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诗人，出于多种原因90年代很长时间从诗歌界退场了，近年来却纷纷回归到诗坛，在各种刊物中相继露面，向人们展示了归来后的艺术创作，我把这群诗人命名为“新归来派”。这些诗人包括潘洗尘、老巢、默默、阿吾、苏历铭、刘不伟，甚至包括李亚伟等。
向：不错，我也注意到了。
张：嗯。我之所以将这些诗人命名为“新归来派”，是要区别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归来派”。那个时期，一批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迫搁笔的诗人，包括艾青、郑敏、流沙河、绿原等，在新的历史时代感召之下纷纷回归，在晚年还以诗的形式来抒发人生的感慨和对社会的认识。“归来派”放弃写作是被迫的，归来后因为年岁已高，其创作能力已大不如前，他们的归来，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向恶势力屈服、没有被苦难压垮的人格精神的象征。“新归来派”却不一样。首先，他们离开诗歌写作不是被迫的，而是出于个人的考虑与选择，尤其是出于经济的原因。在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转换之际，他们觉得有能力在商业大潮中劈波斩浪，商海中的忙忙碌碌使他们无暇顾及诗歌写作，所以诗坛上很久难见他们的身影。其次，他们现在归来，年纪都不过四十多岁，可以说正是精力旺盛，而且因为在社会的风口浪尖上折腾许久，生活的积淀和人世的领悟更其丰厚。这一切使“新归来派”在诗歌创作的艺术尝试和审美呈现上有可能超过“归来派”。更可喜的是，潘洗尘、老巢等人归来后，不仅带来了优秀的诗作，而且带来了发展诗歌的大量投资，这些人的归来对当代诗歌的存在与发展来说，可谓是万幸之至。
向：是啊，由此我认为，真正的诗人迟早都会归来。因为某种原因（政治的、经济的或者其它的），诗人有时可能会暂时离开诗坛，不过请放心，他们总会在某个时候以某种方式在诗歌界重新出场。他们的离去，只是身体的离去，一颗诗歌之心也许从来就不曾离开诗歌，这说明诗歌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神秘力量，只要是真正深入到诗歌中的人，实际上就是被诗歌洗礼过的，永远不会完全放弃他们对诗歌精神的“信仰”。当一个诗人离开诗歌时间久了，其心理焦渴会不断积压起来，直到他们难以承受时，归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因为在诗歌中获得的心理满足和精神快慰是其他地方得不到的。
四、新世纪以来，史诗创作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当代史诗创作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比以往有所突破，但还缺乏明显的质变。
张：卫国，我们来谈谈史诗创作的问题。史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弱项，但在当代受到了不少诗人的重视。海子在80年代后期写的几首“大诗”，都是有史诗意味的。近年来，当代史诗创作也出现了一个小的高潮，比如梁平的《重庆书》《三星堆之门》，刘亚洲的《重走长征路》，王久辛的《致大海》等等，都是值得关注的史诗作品。这些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比四十年代乃至80年代的史诗要更成熟和丰富些，以新的视角来审视历史，折射现实，具有鲜明的审美特色和思想震撼力。
向：确实这样。当代史诗创作出现了令人欣喜的繁荣局面，除了你上面提到的诗人之外，还有不少写过长诗、史诗的诗人，老一代如贵州诗人哑默、湖南诗人彭燕郊等，年轻的如梦亦非、发星，包括柏桦的新作《水绘仙侣》也有这样的格局。这个问题我思考的不多，我想这可能是由于一些诗人在历史和文化的追索与思忖中，找寻到民族文化发展的某些精神脉络和内在线路，希望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富有深意的思想和文化启示。还有一些诗人关注当下，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中感受社会发展的脉搏，用长篇诗章谱写当代人的存在与遭际，留下了及时的心灵反馈和精神回声。这些史诗在当代诗歌创作中确实是有分量的。
张：不过，这些史诗还有明显的不足。一方面，在对历史的释解上缺少更深邃的穿透性，没有将埋陈在历史深处的诸多奥义一一照亮；另一方面，一些史诗纠缠于事实本身，停留在浅层次的描述上，缺乏超越具体史实的形而上思考，也缺乏对当下人生存现状的照映。书写历史不是一般意义上对历史的重述与再现，而是以历史为素材，从中提取某些富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内涵。与此同时，写历史的目的还在于其实现代，克罗齐曾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我们今人写历史是从现代人的视角与观点出发进入历史的，某种程度上写历史其实是在写现实，所以，当代史诗写作只有在与现实的强烈对照中才能找到主题展开与思想深入的正确路径。在这方面，梁平的《重庆书》还是做得很出色的。
向：我也觉得，史诗创作目前还缺乏质的飞跃。史诗创作要想获得更长久的艺术生命，必须在文学性、历史性、哲学性等几方面同时下力。还有一点，史诗不是许多抒情短诗的集合，而是应该有自身的统一结构的，而我们的有些“史诗”恰恰缺乏结构和形式的整一性，其实不是真正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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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22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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