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凹地：“慢了零点一秒的春天”》
陈祖君
一、文化焦虑的春天
毋庸置疑，慢了零点一秒的春天仍然是春天，就像慢了大半辈子当上了母亲的终究还是母亲。但在今天，有必要去除那种惯性的乐观（不是乐观主义）而进一步地追问：是什么样的春天？怎么样的母亲？上个世纪末以来的中国诗坛充满太多争吵，但又都是些什么样的争吵呢？并不是有东西（哪怕很多）生长了就是春天，也并不是生的子女多就是好母亲，关键是生长出什么样的事物和子女。并不是争吵多了就必定会有发现，嗓子大的是真理或嗓子小的代表小部分真理——这种权力与中庸的辩证似乎几千年来就未曾变更过，也未尝真正发现过一点什么，直到我们进入新世纪。
临近千禧年以来——大约是提前十年就开始了，足见文学界收获心态之恳切——我们看见诸多的“回顾”，这种回顾的“总结”性质显而易见，如何辉煌如何可喜，听起来就像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列强步步逼进而功臣在不断请赏、民众纷纷饿死而报纸上却是争先恐后的亩产万斤的报道。从世纪之交延续至今的“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或“口语”／“书面语”的争论，甚至已经超越了写作的“合法性”的界限，活脱脱就是一种“名不正而言不顺”的现世翻版。如果我们认为胡适、鲁迅们当年的整理国故和论战是应时之辩（辨明和辩论），是企图为中国的出路开药方的话，那么今天的争吵简直就是文不对题和掩耳盗铃。因为时代的命题早就不是一个封闭古国的“走向”世界，而是我们本身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对于西方的“追赶”或“赶超”，早已转而成为一种文化的“抵抗”和基于文化抵抗及融合之上的“共存”。我们在其中，而我们将怎样在？这才是今天的现实以及焦虑所在！就像我们必须摆脱“文化帝国”的盲目骄傲一样，我们也必须摆脱一种“弱国寡民”的奴性心态，对于任何一种“边缘”的自我期许只不过是畏怯逃避和自我欺骗的借口。就诗歌艺术而言，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去追赶现代西方或古代中国的标准，去成为中国的（西方）某某或当代的（古代）某某，因为只有各自的“在场”异质性才具有文化同构的功能与价值。去“介入”与“作用”，去参与建立一种诗歌的标准，这才是今天中国诗歌的使命。只有在公认标准之上的诗歌才是世界所共同认可的艺术，而这个艺术标准建立，需要通过东西方诗歌的交互作用并依赖于其有效的创作积累来完成和不断提升。
这篇文章的标题来自“凹地诗丛”的一本诗集《慢了零点一秒的春天》。［1］带着一种犹疑的敏感，作者黄土路在同名诗作中写道：“灯光亮了多么眩目灯光里没有人／音乐响起慢零点一秒／你赶不上就像十二岁的夜晚／你突然长大父母气喘呼呼／再也跟不上你的成长”，而另一首诗《在高速公路上》，他进一步描画了这种“赶不上”的时代落差：
这已是我人生最快的速度了
我的灵魂突然在一个清晨加速，奔跑
从郊区上了高速公路
此时它已渐渐超越了
我以往的生活
父母——儿子、郊区（农村）——城市，是中国当代社会结构中的经纬线，而二者都正处在一种因为“加速”与“奔跑”而导致的新的断裂及过渡之中。这种断裂与过渡，在人类精神文化及艺术形态上的影响及表征，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从“历史中的时间”（与进步、文明、科学、政治、理性等相联系）转向的“时间中的空间”（与静态、复制、怀旧、感情、美学等相联系），二是由前述抽象的“历史中的时空”转向具体的“时空中的地点”（与动态、个别、存在、身体、未来等相联系）。笼统说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界已基本完成了第一个层次的转变，逐渐从传统的农业文明价值观转化为现代的工业与后工业文明价值观。而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面对世界范围内后现代、后殖民等文化理论的冲击，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认为这样的理论同样适合于中国的文化现实，另一方面似乎又厌倦于这种“气喘呼呼”的追赶，有的人正是觉得它超越了当下的现实，所以宁愿停留在自己“以往的生活”中。
李欧梵有一句著名的断语：“未完成的现代性”。他一方面说：“中国的现代性我认为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的，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像，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对于现代生活的想像。然而事实上这种现代性的建构并未完成，这是大家的共识。”但另一方面又感叹道：“无论你是否愿意，‘后现代性’已经被用来概括中国目前的现象了。”［2］在这里我无意于讨论“理论先行还是现实先行”或“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延续还是对抗”这样的话题，只是想说明：启蒙或曰影响社会的思想模式，并不仅仅是“现代主义”的专利或标签，任何一种真正有贡献的新理论和新知识，都将会是有启蒙意义并对社会造成影响的。今天我们的文化现实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所有历史的、国族的差异都面临被磨平的危险。黄土路的《打桩》一诗写道：
在平地上打桩
即使他动作怪异
一年后在他打桩的地方
一幢楼起好了
打桩这样的事
也被人们遗忘了
这首诗构成了一种巧妙的隐喻，传达出农业文明的时间性征向都市文明的空间性征转变的过程以及这转变中无可名状的一丝失落。“动作怪异”是一个特别的词，既隐含有一种时间性的道德评价：“另类”、“英雄”等（尤其是与打桩、奠基这样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时），又交代出富于个人性的行为特征。然而，在楼房建成后的这样一个现实平面里，人们如何打桩、用什么方式和工具、耗费的人力物力工时……都变成了过去。另一方面，作为完成品而呈现的楼房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则成为它区别于其它建筑物的身份标志。简而言之，曾经寄寓了无限激情与向往的时间性的事物，在人们的怀旧中变成了某种感情或品位的纪念，而这样的一种纪念，在动态和具体“在场”的空间里已经被人们所忽略和遗忘。黄土路在《想起父亲》中还唱道：
父亲
你的岁月是什么样的岁月
房架上玉米沉沉地压下
让我在远方的夜晚
想着想着
便喘不过气来
……
而离开村庄
又使我变得如此贫穷
农业文明的自足与温馨曾经给我们带来过多少心灵的宁静和安慰，哪怕这种宁静和安慰，在打开窗户后的今天看来竟是一种美丽的谎言和沉重的负担。而对于自身浸染其中的文化的诀别，对于理念上的“家乡”的诀别，又是何其痛苦与艰难。父辈的历史惯性，使人喘不过气、迈不开脚步，而离开了这种温暖的充满着惯性的文化，人们一下子又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毕竟，城市文明的光亮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真正地照耀了这片古老的大陆。所以，诗人们一方面感叹：“童年的田陌像一只旧歌／乡土之上，晚霞之下／没有西风，也无痩马／从尘嚣中倦归的人／无法说出一句／归宿的话／说我找到了最初的家／说我回到了最初的家”（韦佐《想像回家》）“诗篇里的故乡挂着李白的月亮／诗篇抵达的地方遍地忧伤、忧伤／美丽的贫穷与贫穷的美丽，谁／更叫人心痛……在满地野菜的故乡，我的／兄弟姐妹们像野菜一样卑微、恣肆地／活着。并且用野菜的目光打量世界！”（倮倮《深入故乡》）一方面又痛苦地认识到：“想要回到某一条河的源头／像回到童年的时候∥……分不清一条河的出处了／就像流归大海／它们也说不出／自己的来历∥海起伏着，想努力地回忆／海也在回忆中／把江河的名字／一一遗忘”（韦佐《遗忘》）“掩盖苦难的大雪／在1992年冬天降落……谁愿相信／大地正悄悄地离开我们”（尚明《旧年遗书》）“那些树们摇头晃脑，它们／知道北风的方向，但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人也一样。……／那样扬起的砂砾和灰尘／毫不费劲就进入我们的眼睛了”（庞白《回忆北风》）他们以寻求生命归宿的方式质问遗忘与未知，所得出的否定结论恰恰见证了一种严峻的文化焦虑。
那么，在全球化、城市化的进程中，诗歌、艺术的功能是什么？或者说，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诗歌？黄土路在诗集后面的文章中写道：“是诗人关闭了注视现实的眼睛，还是大众乘上了远离诗歌的翅膀？深究这个问题似乎使人有些伤感。但我相信，努力把诗歌写得多么地贴近大众生存，多么关注现实苦难，以此吸引百姓的眼光，这不过是一些诗人的一厢情愿罢了。对于芸芸众生来说，这是一个写诗无用的时代。诗歌似乎走到了经济发展的对面，它改变不了人们的生活和内心，当然也改变不了社会的进程。……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挨过这样一个写诗无用的时代。”对于他所下的结论，我不敢苟同，但对他的追问却抱有深厚的兴趣。我想接着问的是：为什么诗歌在今天被宣判为“无用”？在另一方面，艰深的理论却拥有无数的读者？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诗歌呢？难道它比理论更加生涩和难于理解吗？问题的焦点在于，在一个急剧竞争的城市化、空间化的春天，人们不再需要一种落后于时代的、已然失去了现实意义的美学。诗歌要想重新获得读者，就必须参与到这个时代的精神结构之中，诗人们不是被动地“挨过”一个“写诗无用”的时代，而是介入现实，写出真正触动并建构时代文化现实的诗篇。
二、凹地与城市的对话
“凹地”其实隐含有“边地”、“边缘”的“非中心”、“非主流”及“与众不同”之意。“凹地诗丛”里的五位诗人都生活在两广，其中除了倮倮生活在广东外，黄土路、庞白、韦佐、尚明都生活在广西，五人中有三位70年代出生，两位60年代后期出生，有三位是广西人，两位来自外省。或者可以说，在作者的结构和作品的质量上，“凹地诗丛”部分地代表了新世纪广西诗歌创作的格局。我曾在《南方的声音——90年代两广诗歌》一文［3］中，试图从南方的民族特质与文化传统上给两广诗歌甚或“南方诗歌”定位。而除了中国的文化结构之外，还应该考虑到一种大的世界文化环境背景，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自外于世界文化之外，哪怕它曾经具有多么复杂的局部特色。南方文化之于中国文化，是同中有异，而中国文化之于西方文化，则远非一句“异中有同”可以概括的，经过十九世纪以来的殖民与反殖民运动，它们之间不免带有一种强者扩张与弱者防卫的极为微妙复杂的文化较量与抗争。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在上两个世纪，中国虽然并没有像印度那样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曾经作为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与作为殖民地的印度，二者的当代文化现实仍有很多相通之处。那就是——我们仍然处在一种文化殖民与反殖民的对抗（而不是乐观者一厢情愿的所谓对话）之中，而且这种对抗因为强势文化的日益渗透（甚至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及思维模式）正变得愈加隐蔽与复杂。
如果说，南方文化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且作为弱势文化的南方文化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同时，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比如说唱艺术（南方民族的口传史诗、彩调、山歌等）和风俗习惯（二月二、三月三、七月节等），这些艺术和风俗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南方民族惯有的思维方式与性格特征——如顺应自然、尊祖重义、重视生命的欢乐、推崇自然而然的生命形式、歌颂蛮性与浪漫相互交织的生活情调等等。这样的一种自由率性、自然而然的文化传统，相对于北方文化的理性（道统的和政统的）及其特有的“中原心态”，显示了野性与浪漫的“边缘”特征，而在另一方面，对生命欢乐与生活质量的看重，又构成了对于守成持重与卧薪尝胆的一种反讽，在平和的心态中仔细品味智慧的灵光与生活的快乐。正是这种南北相异的多元的文化样相，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大致的版图。那么，在信息时代里全球性的城市文化的冲击下，南方“凹地”又作出了和将要作出怎样的反应呢？
虽然抒写的是日常生活，但尚明《悲情城市》中的诗句却不无深意：
这阴郁的部分
是阳光忽略的角落
……
这阴郁的部分
在心灵上的面积越来越大
……
一种战争在体内延续
胜利失败都无意义
在《他乡（之一）》中，他写道：“沿灯柱的隧道／洞穿暗夜的底层∥扑面而至的绿影／倏忽而退／向前或向后／都是不同的异乡”诗人以一种“都市悲情”的方式写出了一个遍地都是“异乡”的中国境遇，他的心灵的阴郁越来越大，而体内战争胜败的无意义则更昭示了文化抗争的严峻。在《阳光和马》中，黄土路也写道：“道路通往阳光／回忆通往大草原／已恍然如昨∥在草地边缘／一匹马默默地忍受着／阳光的疼痛”在这里，“阳光”的寓意显然已超出了以往人们所熟悉的那种庸俗主义的解释，它似乎就是强势的“现代文明”（“城市文明”）的化身。这种宿命般的承受在诗歌中的流露，既有疼痛，又充满着对于必将到来的事物的欣然。庞白的《进入》一诗，则更是充满快意地“诅咒”了这个作为物质存在的城市：
这里我说的是一种被动
是主观和客观的存在
是物质的、坚硬的
是快速而充满危险的
长驱直入
从东西南北，各个方向
以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乡村公路
机耕路，羊肠小道的方式
无孔不入地进入
让城市像一个巨大的筛子
千疮百孔
不难发现，无论是疼痛的承受，还是变相的温情“诅咒”，都具有一种“被动”的（“不得已而为之”）因素。因为城市文化这个“巨大的筛子”不仅仅囊括了亚城市文化（“一级公路”、“二级公路”、“机耕路”），而且也把原始的乡村文明（“羊肠小道”）也强行拖入了自己的运行轨道。在诗中，“千疮百孔”与“无孔不入”呼应，其想象固然不乏使坏色彩与快感成分，但通过“颠倒叙述”式的写法，诗人描绘了当今时代里城市统领一切的“快速而充满危险”的社会图景。是的，不管主观上情愿或不情愿，也不管我们认为在客观上是否具备了城市化的条件，无论是带着“从容的无奈”或是“熟悉的恐惧”（引号内为庞白《热爱陌生人》一诗中的词句），城市文化之风早已“吹在每一条路上”（尚明《风吹在每一条路上》）。
叶维廉曾反复谈到中国人在设法协调传统与西方文化时落入一种“既爱犹恨说恨还爱”的情结，他指出：“对传统持着一种骄傲但又同时唾弃的态度，对西方既恨（恨其霸权式的征服意识）而又爱其输入来的德先生与赛先生。”［4］而詹姆逊（FredricJameson）关于“现代主义”与“帝国主义”相互联系的论述，［5］对于叶维廉所说的对西方“既爱犹恨说恨还爱”的情结无疑是具有说服力的解读。史书美把“西方”概念具体分化为“都市西方”（即“现代主义”，指西方文化话语）和“殖民西方”（即“帝国主义”，指在中国的西方殖民者的文化），［6］则提供了更为清晰和便捷的分析策略。但由于近代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7］又使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的焦灼、对“帝国”的反抗与对“传统”的怀疑交叉杂糅成一团乱麻。从新文学开始之初，我们在胡适、鲁迅、老舍、废名、沈从文、卞之琳、戴望舒、何其芳等人的文章及作品中不难看出这种混杂性。进入二十一世纪，全球已然进入一个信息化、城市化的时代，但上个世纪曾轰轰烈烈的东西方文化之争，并不仅仅是一种“为了忘却的记忆”，在全球文化的构成中，东方文化如何才能生发作用、进而在世界文化的板块中与西方构成一种真正平等的（不再是被动的）对话关系？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世纪命题。 |
发表于 2014-3-26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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