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祭】诗人陈梦家：最后一弯新月

黑光

        1987年，在中国访问的《纽约客》记者Peter Hessler在河南安阳考古图书馆里见到一本题为《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图录》的书，他奇怪地发现，这本出版于1962年的书上没有作者署名。他询问工作人员是否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工作人员回答道：“陈梦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
　　“陈梦家还活着吗？”Peter接着问。
　　“他早在文革中就自杀了。”
　　“这里还有谁认识陈梦家？”
　　工作人员让他去找老杨。老杨告诉这位“纽约客”，陈梦家的这本书是作者四十年代在美国时写的，而待出版的时候他已经是“右派分子”，人民的敌人了，所以不能署名。“文革”开始后，陈梦家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批斗，还曾因为“男女关系生活作风”问题挨批，最后服药自杀。
　　什么是“男女关系生活作风问题”？老美不懂。
　　“意思就是，你和一个不是太太的女人有关系。”老杨说。
　　啊？事情竟然是这样？残酷啊！
　　陈梦家，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同时也是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原藉浙江上虞，1911年4月16日生于南京西城某神道院，自幼在南京长大。八岁那年举家迁往上海。他的家庭宗教氛围浓厚，父亲是前南京金陵神学院陈金镛。陈梦家回忆早年生活时说：“我的家基于这种情形，使我们为儿女的不受时俗恶习的熏染，而完全享幸福于一个维新的家庭。”“当我是婴孩的时候一位老牧师为我施洗，……在情绪上我不少受了宗教的熏染，我爱自由平等与博爱，诚实与正直，这些好德性的养成，多少是宗教的影响。”（陈梦家《青的一段》）
陈早年师从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派的重要成员之一。陈第一次与闻一多相见是在1928年冬天，“1928年春，我到了青岛，从此一直到1944年，我们常在一起。”（陈梦家《艺术家的闻一多先生》）他与徐志摩仅有过一次交谈，却深受其影响。“1931年11月，我和他有过仅仅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严肃的谈话。那是在鸡鸣寺的楼上，窗外是玄武湖的秋光。他无心赏阅深秋的景色，和我谈起他的生活来了。他说这样活不下去了。‘这样的生活，什么生活，这一回一定要下决心，彻底改变一下。’他并没有说怎样改，我那时也不大懂。第二天他坐飞机上北京，在泰山附近堕机而亡。他活了整三十五岁。”（陈梦家《谈谈徐志摩的诗》）
陈梦家曾在中央大学学习法律，最后得了一张律师执照。但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而是从十六岁便开始写诗，1931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梦家诗集》，并立即出了名。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大学毕业后，陈梦家曾在安徽芜湖中学任教半年，遂又上北京，在燕京大学神学院修读。半年后，他转到燕京大学的中文系就读，并在该系任助教。此后的陈梦家开始以一位浪漫派诗人的形象出现。正是在燕大期间，他邂逅了与其相伴一生的神仙妹妹——赵萝蕤。
    赵萝蕤自幼长在苏州，其父赵紫宸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会的亚洲主席，黄摩西的学生，早年曾留学美国。到她上学时，赵紫宸已是东吴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了。1926年，赵紫宸接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一职，赵家迁往北京。这一年，赵萝蕤14岁。1928年，她直接升入燕大中文系，受业于郭绍虞、马鉴、周作人、顾随、谢冰心等名教授。翌年，转系攻读英国文学。1935年，赵萝蕤从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毕业，转入西语系任助教。
　　1936年，陈梦家与赵萝蕤结婚。陈、赵的结合，与两人的家庭出身有一定的关系。陈梦家的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赵萝蕤的父亲则是著名基督教活动家、神学家。相似的家庭背景，加上才子佳人的相互吸引，使二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钱穆先生在其《师友杂忆》中曾忆及这对燕园的神仙眷侣：“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
   “七七事变”后，北平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夫妇俩辗转跋涉到昆明，陈梦家任教于西南联大。联大虽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但仍循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这样，赵萝蕤便作出牺牲，一面在家操持家务，一面做些翻译工作。此时的赵萝蕤“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于无不披览。师生群推之。”（钱穆）
    当时，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与西南联大有一个交换教授的规划，陈梦家被选派为交换教授之一，于1944年首度赴美。赵萝蕤也一同前往，并进入了当时全美一流的芝大英语系学习。前文所提到的《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图录》一书，即是陈梦家利用此次讲学机会编著的。赵萝蕤后来在其文章中回忆说：“1944年秋，他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金岳霖介绍，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古文字学。选读他这门课的美国学生寥寥无几，只四五人，但正像他初到纽约答一家小报的记者问时说的，他到美国来主要是要编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在美国三年中，他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从第二年开始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多数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贵之家。否则谁买得起一件、两件，乃至数件精美绝伦、价值昂贵的中国青铜器呢？梦家是无所顾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是必然要叩门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他胜利地完成了他尽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在美国的三年中，除编写庞大的流美铜器图录外，他还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周代的伟大》等文章，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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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期间，陈梦家赵萝蕤夫妇还会晤了当时已名声大噪的著名诗人艾略特。艾略特是陈梦家和赵萝蕤都非常崇敬的现代派大诗人，早在清华读书时，赵萝蕤就应戴望舒之约，翻译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她也是《荒原》的第一位中译者。1946年夏天，艾略特由英国回美探亲，７月９日晚上，艾略特邀请赵萝蕤和陈梦家在哈佛俱乐部共进晚餐，诗人即席朗诵了自己的名作《四个四重奏》的片段，并在赵萝蕤带去的两本书《1909-1935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上签名留念，还在前者的扉页上题写了“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的英文题词。这本签名诗集赵萝蕤一直保存在身边，随她经历了多少人生风雨，成为她的珍藏。“文革”结束后，赵萝蕤搬到父母生前寓居的那座著名的四合院里，来访者看到，“里面一间放了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两三把椅子。这是她的卧室兼书房……外面一间放着几个书架，藏书中包括她当年在美国搜集的全套初版詹姆斯小说和艾略特签名的诗作。”
　　1947年，陈梦家返回陷于内战中的祖国，到清华大学任教授。此时赵萝蕤仍在美读书，直到1948年秋冬之间，赵萝蕤通过了关于亨利·詹姆士小说研究的博士论文答辩。此时，平津局势渐趋紧张，赵萝蕤深恐不能学成回国，便放弃了来年六月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学位的机会，毅然在年底之前回国。几经周折，赵萝蕤才在1949年初回到了当时的围城北平，见到了离别一年的丈夫。
　　1947年，陈梦家先行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同时担任文物陈列室主任，为校方多方搜集青铜文物，干劲十足。赵萝蕤回到北平后，任燕大西语系教授，后又兼系主任，为建设一个一流的英文系四处奔走，延聘人才。尚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巫宁坤即是当时受赵萝蕤的邀请，自美返国，加入燕大英文系的。巫宁坤临行前，芝大同学李政道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巫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此等警语，无法阻止毋宁坤对故国的热望，对火热的新社会的憧憬。他后来回忆道：
　　一九五一年八月中旬，我回到北京，萝蕤亲自到前门火车站接我。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了，但风度不减当年。
　　到了燕园，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萝蕤便留我先在她家作客，受到她温馨殷勤的款待。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这时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唯一的女儿……
　　看得出，刚回到北京的陈梦家和赵萝蕤生活是愉快的，对新政权也是充满憧憬的。然而到了1951年，风云突变，“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天而降，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要求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这也是第一次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清洗运动。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要“人人过关”。为了能够“过关”，除了不停地检讨自己，还需“揭发”别人。此后不久，又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的历史经历，“态度恶劣”者，即被“隔离反省”。……
　　解放初期，经过这一系列有系统的教育、改造，一大批“旧知识分子”纷纷与过去的知识体系决裂。费孝通说：知识分子接受了，认为过去的一套完全无用了，都不行了。冯友兰、金岳霖等人也都这样，觉得思想非变不可了。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是知识体系不行了，历史不是我们的了”，“这个覆盖面很大，潘光旦也是这样，认为自己也不行的。我们是文化投降，我们代表这个知识分子阶层自己投降了。而且不是一个人的意识，也是真心诚意的”。刚一解放，上海书店即通知沈从文：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沈从文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他曾自述说：“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我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诗人冯至的口头禅干脆是：“伟大的时代，渺小的我。”
    在这种“人人过关”的群众性政治运动面前，作为新月派浪漫诗人，小资情调严重的陈梦家自然难以躲过。陈梦家虽没有公开批评共产党及其推行的制度，但已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经常在私下里讥评时弊，品题人物。巫宁坤在《燕园末日》一文中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发火了：“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预言了未来的极权社会的情景）如此言论，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自是难逃被清洗的厄运。果然，“思想改造运动”一兴起，陈梦家就被揪了出来。
　　此时，身在燕大的赵萝蕤也好过不到哪里去，作为西语系主任，她不仅要检讨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参加各种会议，没完没了地检讨在领导教学工作中“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倾向。此时，其父赵紫宸已经被揪了出来，要求人人与他“划清界限”，其夫陈梦家正在清华遭受猛烈批判，一向镇静自若、从容不迫的赵萝蕤，一下子憔悴了。
　　“思想改造运动”刚告一段落，紧接着便是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学校一律解散，燕京和辅仁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赵萝蕤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
　　刚调入考古研究所的前几年，是陈梦家生命中相对平静的时期，也是他学术丰产的时期。在这几年里，他相继完成和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西周铜器断代》（分6期连载于1955～1956年的《考古学报》上）、《尚书通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等。他不仅第一次在考古和古文字领域引入了现代西方学术规范，同时还完成了由一个浪漫派诗人向一个古文字、考古学专家的蜕变。
　　陈梦家不再是一个诗人了，这一方面是个人兴趣的转移，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气候使然。建国之后，小资产阶级诗人陈梦家已被主流文学所抛弃，他已失去了重提诗笔的机会和勇气。与陈梦家经历相似的何其芳曾讲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位诗人，在一个风景美丽的秋天里，听见风雨吹打树木的声音，他就想写诗了。但他才拿起笔来写了一句‘满城风雨近重阳’，不巧催收田赋的人忽然来了，打断了他的兴致，这首诗就再也做不下去了。”何说，教条主义的批评会败坏人的创作情绪。陈梦家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被那些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政治抒情诗败坏了胃口，他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诗人。他惟有闭口，像沈从文那样，将自己埋进故纸堆里，似乎只有这里才安全。
　　赵萝蕤在回忆那段岁月时说：
　　1956年，他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从此他一个人占有了一间很大的寝室兼书房，在里面摆下了两张画桌。这一大一小两画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种需要不时翻阅的图籍、稿本、文具和一盏台灯。梦家勤奋治学有着很好的物质条件。他身体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时到十二小时。他肩上曾长过一个脂肪瘤，有几个拔掉了龋齿留下的空隙没有填补上。但是他终于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这两件事办完后，我笑对他说：“现在你是个完人了。”
　　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他爱戴老人，如徐森玉、容庚、于思泊、商承祚诸先生；也亲近青年，对他们无所不谈。他很喜欢去看望朋友，海阔天空地畅谈一切。他喜欢游山玩水，虽然这样的闲暇和机会不多。他在家里因忙于工作，没有什么体力劳动，但需要劳动的时候，他不怕脏，不怕累，而且兴高采烈。他不大喜欢活动量较小的、单独的休息方法，不喜欢种花，不喜欢照相（他有一个可以拍摄文物和书籍的照相机），不喜欢听音乐。但是他喜欢看戏（各种形式的），喜欢写这方面的评论文章和泛论文艺的小文，如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的《论人情》等，据说这些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不过他新诗作得很少。他写过《甘地》一诗，写过几首咏景物的小诗，曾在《诗刊》上发表。他喜欢和郭小川、艾青等同志交朋友。
    1956年1月，中共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说：“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老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向文艺界、科学界人士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政治气候一下子变暖，作为诗人的陈梦家也被重新“挖掘”出来。陈梦家觉得他作为一个作家重新出现，应该有一个新的形象，于是，他便刻意与当时并不光彩的“新月派”划清界限：“我很不愿意别人老把过去的招牌挂在我的头上，而且这块招牌对我也不大合适，当时我只不过是喜欢写诗，和‘新月派’诗人接近罢了。有一些诗人像何其芳等比我更接近‘新月派’，却因为他改造了思想，入了党，而不再给他挂着块招牌，我虽然没有入党，也不能老挂着这块牌子。”1957年，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诗选也重新与读者见面，陈梦家写了一篇《谈谈徐志摩的诗》的文章，发表在《诗刊》上。他在文中说：“志摩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了，中国已经有了根本的巨大的变化。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正朝着一个社会主义的方向向前进，作为五四以后一个青年的志摩的苦闷已经根本不存在了。”虽如此，“我个人以为他的诗还是可以重选的，并应该加以适当的说明。”而在1932年的《新月》杂志上，陈梦家是如此评价徐志摩的：“真的，志摩给我们的太多了：这些爱心，这些喜悦的诗，和他勇往前迈进的精神，激励我们。这年头，活着真不易，‘思想被主义奸污’，感情卖给了政党。志摩争的就是这点子‘灵魂的自由’，他要感情不给虚伪蒙蔽。他还要尽情的唱，顾不得人家说‘这些诗材又有什么用’。看这十年来，谁能像志摩在生活下挣扎，不出声的挣扎，拨亮性灵中的光明，普照这一群人，不知道光明是什么。”（陈梦家《纪念志摩》）
　　……此后政治气氛突然骤变，却是陈梦家未能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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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发至全党干部；6月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从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
　　“反右”斗争一开始，作为“三反”时期的“大老虎”，陈梦家应声落网。陈梦家被划成“右派份子”的罪状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早在 1950年，根据毛泽东关于文字改革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应首先办简体字的指示，即开始着手汉字简化工作。经过数年的酝酿修订，《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由国务院公布。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陈梦家提出：“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 “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了这三千字，就来研究怎么教。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首先肯定了我们使用了三千年以上的汉字还是很好的工具，是简单而不复杂的，是和汉语语法相联系的，是一种不必废除的民族形式。”“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汉字为我们过去许多朝代服务过，也为革命服务过，现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也还是可以的。”……陈梦家很多意见说得很有道理，但问题是，他说得太多了，而且，他也没有正确观察当时的风向。罗隆基当时就曾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当时写文章批判陈梦家的，有很多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历史家，王力、夏鼐、翦伯赞、唐兰等人都写了长篇批判稿，尤其是唐兰的批判文章，火药味十足。……
　　陈之被打成右派，与其才情、性情、学问均不无关系。论才情，陈是旧时代的浪漫派诗人，天纵英才，人物风流潇洒，才子佳人，又恃才傲物，自视甚高，不免让人又忌又羡；论性情，他的诗人气质极浓，与极权制度时相冲突，又口无遮拦，好指点江山、品题人物。另外他当时的稿费收入很高，生活条件优越，赵萝蕤说“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事实上陈梦家并不喜好结交朋友，更不会拉拢投靠之类的，因此人缘较差，在群众性运动中最易落马；论学问，陈梦家不仅已是蜚声中外的诗人，更在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已蔚然成家，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往往成就愈高，愈易遭忌恨。
    当年院系调整时，陈梦家由于口无遮拦，被迫离开清华，去了社科院考古所；而考古所的官僚作风更让他难以忍受。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贴子，说陈梦家到了考古所后，反对政治挂帅，批评当时学术界的行政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甚至反对学习马列。当时考古所所长尹达是30年代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并无多少学术贡献，但因政治出身，名正言顺做了一把手。陈梦家为此很反感，他曾质问当时的副所长夏鼐：“你是否有职无权？”意在讥讽尹达。这些话，在政治气氛宽容的时候可能无所谓，但到了非常时刻，就有可能转化为定时炸弹，成为消灭一个人的“罪证”。在1957年批判陈梦家的文章里，就有一篇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来信，说陈梦家在西大讲学期间，“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郭院长（郭沫若）”，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的要命”。陈是闻一多的学生，两人关系亲密，开个玩笑是有的，绝对谈不上“攻击”；对“郭院长”的学问，陈梦家自是“文人相轻”，以陈的性情，讥讽几句也是有的，但绝对称不上“恶毒”。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对陈梦家的打击是否曾得到过“敬爱的郭院长”首肯，就很难去猜测了。事实上在1958年5月，陈梦家还捉笔对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进行过颂扬：“在我国科学大跃进的高潮中，郭院长这两部巨著的增订出版，对于研究周代或古代社会一定将会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在考古工作大跃进的今天，一定会有更丰富宝贵的周代铭文出现，我们热切盼望郭院长在增订序记中所说的‘补路’能早日出现，使考古工作的成果更加光辉，使我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更快的向前跃进。”（载1958年5月《考古通讯》，署名余孚山）如此吹捧，似有为己脱罪之感。
　　据胡厚宣先生回忆，当时科学院的领导也曾动员他和张政烺先生出来批陈梦家，胡先生明确表示“不干这种缺德的事”，张先生也没有答应。他们不干，但有愿意干的……
　　划成“右派分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他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种田、踩水车等等。1960年，由于夏鼐的关照，他得以借调到甘肃整理新出土的“武威汉简”，并在那里干出了一番成就，这也许是不幸中之大幸。
　　作为陈梦家的朋友，三十多年后，著名史学家杨宽先生还痛心地反问道：“为什么在政治上对他进行陷害的同时，还要贬低他的学术著作的价值呢？事实上，（《殷虚卜辞综述》）学术著作的价值是有目共睹的，历史将作出公正的评价的。”
　　被贬兰州后，陈梦家又投入到了汉简研究之中，并以其惊人的毅力和才华，完成了《武威汉简》和《汉简缀述》两书。徐苹芳先生在评价陈梦家此一阶段的学术成就时说：“陈梦家先生原治甲骨卜辞和金文铜器，1960年起研究汉简，从研究武威仪礼简开始，进而研究居延汉简，主要是结合考古学的发现探讨居延边塞组织和烽燧的分布，对烽燧制度、居延史地、汉简历谱等都作过研究，仅用三四年的时间便撰写了十四篇汉简论文。”
　　在兰州呆了两年后，六十年代初期，政治回暖，陈梦家又被召回考古所，《汉简缀述》也得以出版。正当他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文革”也爆发了。
　　1966年8月，老“运动健将”陈梦家被揭发有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和学术问题。“经济问题”主要是指陈的那18间房；所谓作风问题，据揭发者言，陈梦家作为解放前的新月派诗人，生活放荡，进入新社会拒不改造，与考古所某女有染。其实此女是陈梦家亲手教过的学生，后来由官方指定她协助陈梦家工作。而所谓的“学术问题”，更是欲加之罪了。
　　在那个“红八月”，陈梦家被揪出来接受批斗。烈日当头，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里。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沫，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他的家被抄，他苦心收藏的那些明清家具、古玩器具、丰富的藏书，被一扫而空；他们夫妇的房子住进了别人，“宁娘子的象牙床”也被红卫兵小将们占用，他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居住。此时，赵萝蕤的病情更加严重，曾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此时……陈梦家注定在劫难逃了。与陈梦家一起被打倒在地的还有顾颉刚、侯外庐等一大批专家、学者。解放初，考虑到顾先生藏书太多，政府特意安排他住在一套20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里。……
　　８月24日傍晚，在被“斗争”了一整天后，陈梦家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一整天非人的折磨与侮辱让他几乎出离了愤怒，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绝望感，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造反派又跟踪而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行将他按跪在地上，对他进行又一轮的叱骂和毒打。随后，这些人把他又押回考古研究所。
    那天晚上，陈梦家被关押在考古所里，不许回家。事实上他已无家可归，妻子疯了，房子被占了，家被抄了……那个晚上，想起这么多年走过的坎坷路，使他感慨万千。自美返国之后，他没过过几年安稳的日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右”……特别是在被打成右派后，他的右派帽子就一直没有摘下来过。他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没有朋友，更没有学生，曾经相濡以沫的妻子不仅精神出现了问题，而且两人之间也产生了裂痕，曾经的“神仙眷侣”几成陌路……没有人同情，也没有人理解，他的生活完全变了……（文革结束后，三联书店曾约赵萝蕤写一本关于陈梦家的书，10万字左右。赵拒绝了，“我实在没那么多的话可说。5万字都写不出。”最终只写了篇千字文。很难想象，这一对夫妻曾是燕园里的那对让人艳羡的情侣……）在那个夜晚，邻近考古所的东厂胡同有至少６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打，用皮鞭抽，用沸水烫……“简直像杀猪一样。”附近的居民说。凄厉的惨叫声在胡同里久久回荡，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
　　那个晚上，陈梦家更是听得不寒而栗，他想到了死……
　　1966年8月24日，也是北京红卫兵暴力活动最严重的阶段。他们满城抄家，到处打人，其野蛮和残忍，无知和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简直已经丧失了人性。也正是在那一天，另一位不堪其辱的老人、“人民艺术家”老舍，正徘徊在城北的一片湖边，他要以死来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
　　在那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夜晚，陈梦家悄悄写下了遗书，吞下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剂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成。十天之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这一次，他选择了自缢，一种更绝望的死法，他决计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非人间的世界……他死时，已经没有“新月”，有的只是不断堆积的尸体，和焚尸炉日夜不息的青烟……
　　（关于陈梦家死因，也有说是被活活打死后，伪装成自杀。据说赵萝蕤曾将陈梦家被打死的真相告诉过考古文物界的一些老人。周永珍《我的老师陈梦家》（台湾《历史：理论与批评》第二期，2001年５月）也说她老师是被活活打死，是“含冤逝世”，不说是自杀。因资料所限，此处存疑。）
　　1966年9月5日，陈梦家离世刚两天，“中央文革小组”便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据这份“简报”公布的“战果”说，到8月底止，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考古所为陈梦家举行了追悼会，……大家都是上当受骗者，都是受害者，那个巨大的罪犯已经为大家承担了一切，于是，大家拍拍屁股，一身轻松……在这年1月25日出版的《考古》杂志第1期第19页有一则报导：“黄文弼、陈梦家、颜誾先生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文中称，陈梦家先生“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致死，终年五十五岁。”好极了，陈先生是被一种叫做“路线”的东西害死的，所有的一切都要由一个叫“路线”的东西来承担，与你无关，与我也无关，你没有打过他，我也没有骂过他，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大家渐渐都忘了，忘了好啊，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就好像他还没有死，悲剧也从不曾发生过……真是太忙了，谁还记得当年那个才子诗人、饱学之士陈梦家呢？
　　陈梦家，才子而生当乱世，这是他的不幸；乱世而逼死了诗人，这是时代的不幸。陈先生写诗的生涯虽只有短短六七年的时间，大半辈子都在搞古文字和古文献，但他却写出了那个时代最漂亮的诗歌。“没有忧愁，/也没有欢欣；/我总是古旧，/总是清新。……也许有天/上帝教我静，/我飞上云边，/变一颗星。”（《铁马的歌》）这多么像他一生的谶语！
　　诗人，安息！

筷子

欣赏，周末愉快

黑光

筷子 发表于 2014-3-29 17:54
欣赏，周末愉快

他的优秀和悲催都无以复加

懿曦

喜欢钱穆  也开始喜欢陈梦家了

黑光

懿曦 发表于 2014-4-7 23:25
喜欢钱穆  也开始喜欢陈梦家了

他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贫僧略晓一、二

黑光

懿曦 发表于 2014-4-7 23:25
喜欢钱穆  也开始喜欢陈梦家了

他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贫僧略晓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