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光启：历史的接续与当代诗歌话语差异性的对话

宫白云

　历史的接续与当代诗歌话语差异性的对话
　　——从《今天》到《明天》
　　
　　荣光启
　　
　　一、“接续”历史与面对问题

　　在这个新的世纪之初，一本大型的诗歌刊物的突然出现让文学界人士大吃一惊。它竟然取名为“明天”①。原因在于，《明天》作为一本诗歌刊物，其背后的历史“潜本文”人人皆知——它显然是在“接续”或者“对应”着二十五年前盛极一时、影响重大的民间诗刊——《今天》。
　　1978年12月创刊到1980年12月共出了9期的《今天》以及随后《今天》同仁的文学活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意义非凡。《今天》曾经作为一个刊物和一个诗歌“流派”，夸大一点说，其意义之于中国当代文学恐怕相当于《新青年》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北岛、芒克等人的“今天”诗人群，他们对于现代汉语诗歌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将诗歌从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话语实践中剥离出来，使诗歌真正回到人的内心，重建了诗歌个人化的话语空间。朦胧诗一代人的写作行为大致上可以说是“今天”诗人群写作的延续。甚至到了20世纪末，在“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的论争中，一些卓有成就的诗人也乐于承认《今天》对他们的影响，如韩东就把诗歌的“民间”精神的历史上溯到《今天》的出版，他认为“真正的民间即是：一，放弃权力的场所，未明和喑哑之地；二，独立的精神子宫和自由创造的漩涡，崇尚的是天才、坚定的人格和敏感的心灵；三、为维护文学和艺术的生存，为其表达和写作的权利（非权力）所做的必要的斗争。”②
　　但是“今天”诗人的写作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多年以后北岛在回忆中说：“《今天》当时处在政治漩涡中，一直有个问题：到底多深地转入了民主运动？因为本身是一个文学杂志。……怎么在文学和政治之间作出选择？所以在我早期的作品中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和当时的具体的个人经验也很有关系，当时就是整天面临着生离死别，就是这样，每天都有威胁，所以它构成了一种直接的压力。”③
　　也许正是北岛一代人深感的“压力”和“对抗”成为了中国诗歌的痼疾。中国诗歌本来就先天不足（无法摆脱“载道”重任），再加上后天的创伤（政治对文学的逼迫），诗人为了追求诗歌中真正属“诗”的东西，一反判一对抗就陷入了“革命”的行为主义泥沼。“不止一个学者认为朦胧诗以来的中国诗歌具有行为主义的特征，这种特征足够说明中国诗人并没有完成从‘诗人的历史’向‘诗的历史’的过渡。‘圭臬之死’后，我们急于竖立旗帜，发表宣言，表明立场，宣布‘pass’，谈论诗歌某个阶段的结束和开始”。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诗歌的“轰动效应”已经大不如前，人们关注的问题普遍转向金钱和各种形式的欲望消费，诗歌，这一关涉心灵深处的艺术探寻，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境况。一方面处在“大众”的极度冷落之中，非“诗人”很少关注诗歌；另一方面，在“民间”，只要有兴趣，人人皆可以写诗、办刊、做诗人，诗歌的生长空前旺盛。可以说，至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诗歌的状况变化甚大，“……诗歌的压力由硬变软，由一变多，由外变内，由看得见变为看不见；艺术的考验由集体转向个人，由姿态转向文本……”④
　　值此当时，我们知道，当前中国诗歌的问题早已不是“对抗”的问题了，而是“承担”的问题。“朦胧诗从国家化的诗歌中浮现出了一代人的声音，而朦胧诗后的种种探索则从一代人的声音中凸现了个人的声音，朦胧诗让人感受到了人与诗的尊严和压抑，而朦胧诗后的诗歌探索则进一步让人看到了个人感受、语言的分裂。当诗歌真正需要具体个人的精神境界、才华、素养去承担它的时候，我们是否承担得起？”⑤
　　如果说《今天》和朦胧诗一代人对于中国诗歌的功绩时重建了诗歌的“个人的话语空间”，那么说在历史的前行中，后来的“后朦胧诗”的诗人的写作则凸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个人”并不是整体性的，在经验、语言诸方面，“个人”差别甚大，当诗歌最终回到“个人”，诗歌该如何承担这一复杂的“个人”经验？无论是“他们”还是“《倾向》”………是持“民间立场”的和所谓“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们，尽管意见不一或针锋相对，但大家都在面对同一个问题：个体该如何承担历史“压力”解除之后的广泛凸现的复杂的经验世界？
　　今天我们在这里，回顾20世纪末那场著名的诗歌论争，撇开论争中一些让人无法愉悦的做派和攻讦，我们还是看到大家共通和互补的地方。尽管大家方式不同，但是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在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泛化、大众文化意识无处不在、诗歌的压力由硬变软、由一变多、由外变内、由看得见变为看不见的时代，诗人作为一个用写作个体，如何以语言的方式承担“自我”、世界的迷失与出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明天》是对20多年前的《今天》的接续与对应。诗歌之于存在的语言表达，在《今天》那个时代做了什么，诗歌又在《明天》这个时代做了什么，在历史中前进了几步，给未来带来了什么样的思索。可以说，自1999年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诗歌年鉴》面世以来及随后的论争，中国诗歌各种各样的选本、年度最佳诗歌选、优秀诗歌选层出不穷；民间诗歌刊物、诗歌网站如雨后春笋一茬接一茬往外冒，官方的、正式出版发行的诗歌刊物也在不断改版换面，中国诗歌至少历史的横截面上、在“文本”上获得了空前的繁盛。（但是“本文”的贫乏却使此“繁盛”也意味着“过剩”。喧嚣中诗歌写作中属“诗”的东西也许并没有增多。《明天》试图在这方面具有超越性，力图“区别于那些要么带有明显圈子性质，要么过于鱼龙混杂的年度选本，以及过分考虑了社会关系和发行量而质量良莠不齐的某些诗刊。”）但是，在历史的纵轴上，对朦胧诗以来的诗歌写作做明确的有意识的接续、回应和深度思索的诗歌刊物，目前显得少而又少。正是在这一点上，谭克修主编的《明天》显得非常具有“史”的眼光和诗人思索历史、思索诗歌写作的整体责任心。
　　虽然在诗学主张上，《明天》直言“没有倾向”（《前言：没有倾向的倾向》），但是其潜在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没有“倾向”是为了尊重诗歌写作中纷争所阐明的“问题”。尊重“问题”而不是坚持“立场”。潜在的“倾向”是什么呢？那就是：不管你持什么样的“立场”，你的写作为诗歌写作出示了有价值的“问题”和一定程度的解决。可以说，《明天》“倾向”于在当前的诗歌界各种“立场”上做得非常突出的诗人，通过这些诗人的写作呈现、思索诗歌的“问题”。不管是北岛还是伊沙、藏棣还是余怒、肖开愚孙文波还是韩东朱文……在这里都一并出场，各自的话语从容不迫又暗藏交锋。用通俗的话说，所选的诗人、诗作与诗论，《明天》要求的乃是“领域不同，专业高度绝对相同”。《明天》要求的是诗人对诗歌写作和问题意识的“专业高度”。
　
　二、话语差异性的对话

　　“如果说，《今天》可视为诗学倾向大致相似的部分优秀诗人的集结地，《明天》的诞生则是以当前诗歌写作的差异性为前提的。”《今天》诗人们的写作也有具体的复杂性，但是在“大致的”诗学倾向上应该说差异性没有《明天》诗人们如此巨大而丰富。差异性话语的集结，带来的是话语之间的对话性。这一点显示出《明天》作为一个关于诗歌写作和诗歌思想的本文意蕴的丰富性、流动性和再生性。
　　第一个栏目“今天”（食指、北岛、林莽、多多，林莽主持）与以下几个栏目整体上构成了“当下”与“历史”、本土与海外、母语地域与非母语地域（北岛现居美国，多多现居荷兰）的诗歌写作的对话性。在如下这些栏目之间：“立场”（黄灿然、西渡、肖开愚、藏棣，藏棣主持）、“民间”（于坚、伊沙、徐江、沈浩波，伊沙主持）、“面孔”（谭克修、方兴东，方兴东主持）、“她们”（宇向、尹丽川、鲁西西、赵丽华，赵丽华主持）、“在线”（余怒、桑克、胡续东、刘春，刘春主持）、“非非”（杨黎、何小竹、吉木狼格、小安，杨黎主持）、“他们”（韩东、朱文、余小韦、朱庆和，朱庆和主持），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皆为诗歌“江湖”上传言“誓不两立”的个体在这里成了“同盟”，但显然，话语之间的交锋仍在“潜在的”进行。
　　伊沙主持《民间》一栏写道：“我只看见：当时在‘民间’一方态度最为强硬的这四个人或为写作现状最好的四个人。”伊沙语句铿锵，不仅“只看见”、而且不惜将“最为强硬”、“最好”的状态赋予上述四人，显出对“民间立场”的坚持与自信，其语气中的“革命”姿态与挑衅意味不减当年。
　　然而诗歌毕竟不是“革命”，对于伊沙的自信与革命姿态，藏棣在主持《立场》一栏时的文字似乎在以一种心情平和、思路缜密的、“慢”的语义分析予以了回应——诗歌立场“很多时候，它被当作一种诗歌的战略力量来亮相的。与此相对照，诗人的立场更值得我们珍惜。一个诗人的立场是具体的，隐秘的，多变的，游移的，自我矛盾的，鲜活的。它是诗的真理的哀歌，因为它很可能转瞬即逝。它的美学也是活力的自我神化，就特性而言，它是反立场的立场。”
　　藏棣还写道：“语言本身没有任何禁忌，但一个优秀的诗人需要为他的写作设定禁忌，至少要明确一些界限，哪怕是为了最后冲破它们。”藏棣的话之于当前的诗歌写作意味深长。即使在一个栏目之内，看似同属一个诗人阵营，由于各人对诗歌的理解和对生存、生命的看法的迥异，也产生了话语之间丰富的对话性。
　　方兴东主持的“面孔”为我们展示了“用第二只手”写作的成功个案。谭克修此前已数年未在诗坛露面，当他在现代生活中磨练多年，以一个成功设计师重返诗坛之后，他对诗歌写作有了新的看法。谭克修现在的诗歌风格的变化和“诗质”的充盈与飘逸已为大家所称道。他的诗既使人有阅读的愉悦（城市设计师的眼光与诗歌的省略、含混、隐喻等修辞手法相结合，妙趣横生），又有对这个时代的深度揭示（在平静或讽喻性的“叙事”中蕴籍“抒情”，情感深沉）。在将现代人的“职业化生活”化为诗意的叙述这方面，谭克修的诗很有典范的意味。从世俗的角度，谭克修本没有必要节约他从事现代城市建筑设计的时间和精力来“设计”诗歌，他显然不是来凑当代诗歌的热闹。带着多年积累的想法，他重返诗坛，是想为当代中国诗坛带来新鲜的风景和有启发性的写作向度。而他的诗论《汉语诗人当前面临的五个问题》，对于当下的诗歌写作，相当具有针对性和理论性，显示出他对特定情境下当代中国诗歌在“诗质”和“诗形”、汉语等方面的独特思考和自觉意识。
　　“面孔”中另一位有社会影响力的诗人——方兴东，中国著名的IT分析家，中国互联网领域的风云人物，写作方式却和谭克修有点相反：谭克修将自己原有的抒情的品质转化到与当下现代城市设计的职业化日常生活当中，将抒情转化为戏剧化的叙述；而方兴东，并没有在职业化的生活中淡化抒情，相反，他将抒情推向了存在和生命的更深处。在方兴东身上，我们看到诗人的双重身份：一个是一种职业化的现代城市的工作狂；一个是对乡土记忆对广义的生存深切忧思的抒情诗人。“今夜城里空无一人/我轻轻拉开门拴/月光和田野练成一片/田野又剩一个人了/一个人充满了田野抡起锄头//这已不是秘密你不能慢下来/不能感到累……”（《病中的父亲》）方兴东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在城市里奔忙的现代人对乡村大地上生老病死的亲人们的一生的重新体味。他是一个技术主义时代的成功者，但又如海德格尔一样，在写作和思想中充满了对“技术”占据世界和历史的“神性”的疑虑。
　　赵丽华女士主持《她们》，在评鲁西西时说：“她对语言有一种发自骨子里的虔敬和敏感。最近她的创作多以对生活的感恩，对命运的顺应为主题，仅以我个人的审美而言，我比较喜欢她前两年的作品比如《我在这里》《喜悦》《视野》等。”赵丽华女士将诗人鲁西西这几年诗歌的巨大变化归结为是诗人“对生活的感恩，对命运的顺应”，可以说直觉是相当敏锐的。但是在这里有两种女性或者说两种话语（“不信”与“信”）的一个“对话”。赵丽华女士的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完全与鲁西西的真实情况相反。据笔者对鲁西西的关注，鲁西西的心灵变化不是“对生活的感恩”，而是对“得救”（被上帝拣选）的感恩；不是“对命运的顺应”，而是对上帝之爱的顺应。
　　即使是一个作者的写作，在他作品的“本文”和“潜本文”之间，仍存在一个对话关系。《论坛》栏目里张桃洲师兄在其《重提中国新诗的格律问题》一文的最后写道：“对于‘诗之何以为诗’的追问，并不是一般的技术性分析所能解答得了的。同样，单纯地就某一方面去看待诗歌，也会遭遇种种困难。对于中国诗人来说，一个致命的疑虑是：在现代汉语语境里，经验到的历史在转化为外在的语言过程中为何常常失重？”张桃洲一方面是个对汉语诗歌的技术层面（如“格律”）很有研究的学者，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思索很不满意。确实，汉语诗歌的问题不能仅仅在技术性的分析中解决。
　　“众多独立而互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纷呈，由许多各有充分价值的声音（声部）组成真正的复调……众多地位平等的意识及其各自的世界结合为某种事件的统一体，但又互不融合。”⑥巴赫金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如是强调其“复调”的特征，作为一个力图“真实地呈现、展示当前诗歌写作的复杂性、多元性、差异性……视野更为开阔、更具包容性、更精粹的诗刊”，《明天》具有这样的“复调”特征或“对话性”是其必然。《明天》复杂而丰富的内部图景对于渴望了解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的人来说，是一次盛筵。正如列奥塔德在描述“后现代状况”时所说：“………它增强我们对于差异的敏感，促进我们对不可通约事物的宽容能力。”“以当前诗歌写作的差异性为前提”一方面反应出《明天》是一个具有后现代文化特征的文本。但是谭克修等诗人对当代诗歌写作的设计与建筑的计划性又反映出《明天》的现代性特征。不过，这并不矛盾，后现代文化的问题本来就被包括在现代性问题之中。我们所要祝贺的是《明天》所呈现的当代中国诗歌的现状与问题的“专业高度”，并期许它将这一专业性与高度一直坚持下去。
　　
　　①“21世纪汉语诗歌前沿读本”《明天（第壹卷）》，谭克修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本文凡出自《明天》中的诗文不再一一标明页码。
　　②韩东：《论民间》，《芙蓉》2000年第1期。
　　③刘洪彬（整理）：《北岛访谈录》，见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
　　④⑤王光明：《相通和互补的写作——我看“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
　　⑥［俄］M·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黑体字原文是加着重号。

新世纪新诗的“新”

主持：
杨四平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参加：
杨远宏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教授
李少君  《天涯》主编
白灵    台北科技大学副教授、《台湾诗学季刊》主编
荣光启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开场白

杨四平：新世纪已经8年了，世界的确发生了很多变化，可谓日新月异。尽管文学进程与经济发展不一定同步，但是新世纪文学还是应该有不少新的思想和新的美学经验值得我们注意和总结，从这个角度上看，“新世纪文学”这个命名就具有一定的合法性。我看到过不少谈新世纪文学的文章。但是大多是一言堂地自说自话，很少有对话性的交锋和自由思想之间的心灵碰撞。就是像我们这种形式的虚拟性对话都不多见。这次对话围绕新世纪诗歌的“新”来谈，看看它到底有没有新气象、新格局、新表征、新问题和新出路。

与上世纪初新诗的“新”有无对应关系

荣光启：在经验的层面，新世纪诗歌的“新”与上世纪诗歌那种“新”之间当然有对应关系。诗是经验的产物，新的时代新的个体经验会促成语言的变化，语言的变化会促成形式的松动，晚清的诗歌危机与此有关，至1917年前后，胡适、赵元任等人开始在语言的层面革新汉语诗歌，白话作诗必然带领旧诗的形式慢慢解体，新诗也渐渐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时代的诗歌都可能是新的。新世纪指的是21世纪，这个世纪当然有新的经验，汉语也在发生变化，将新世纪诗歌作为一种整体形态来考察其在经验、语言和形式上的变迁，当然是可以的。
    不过我们需要一种认识，就是千万不要认为诗歌也是与时俱进，诗歌到了新世纪，就翻开了新的一页，甚至认为当代诗歌比现代诗歌、比古人成就要大得多，这种认识是最荒唐的。朱自清先生当初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说他的意图是要启蒙诗人们“怎样学习新语言，怎样寻找新世界”的一个过程，也许我们谈新世纪诗歌，也需要这种彰显诗歌写作的过程与问题的意识。
杨四平：我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要在一种新诗整体观的框架里来看看新世纪诗歌寻求新变的文化冲动以及百年传统的强力支撑。当年胡适秉持的是历史的文学进化观点。现代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汉语诗歌的“封建性”成为其现代性的绊脚石。我赞同光启谈到从经验、语言和形式层面革新诗歌。如果说上个世纪新诗在一个农业文明语境里已经完成了其超拔的现代化，那么在新世纪这个工业文明语境中，现代化明显遭遇到了后现代化的质疑。新世纪诗歌要在内部革新，在经验、语言和形式上会有新一轮调整。在历史大潮的推拥下，在人们普遍“逐新”的心理作用下，新世纪诗歌很有可能要重新出发。当然，它的表现也许不会太明显，也许不会有白话诗运动那样激烈，也许是潜滋暗长。

“新世纪诗歌”这个名称有无合法性

荣光启：当代诗坛有一种抢摊注册的风气，很多诗人喜欢命名，但命名得毫无才华毫无趣味，完全忽视一种文学现象的历史脉络和一种命名本身所需的丰富内涵。和那些“……代”之类的简单化命名相比，“新世纪诗歌”作为一个概念虽然有点大而无当，但多少还是可以成立的，问题是命名者你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把新世纪诗歌比上世纪之交的诗歌、比上个世纪的诗歌的不同特征阐述出来。我相信这个世纪过去的八年已显出许多新鲜的诗歌现象和问题，至少从现象上我觉得这个名称是有一定的合法性的，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眼光和能力将它们概括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质素让人们认可。
杨四平：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包括这次对话也是试图在处理这样的问题。

有无新气象

杨远宏：已经进入新世纪8年，坦率地说，我看不出新世纪诗歌到底“新”在哪里。新世纪诗歌各个向度的写作，基本上都是上世纪90年代诗歌的路数和余脉。有的是更加恶俗的喧嚣和泛滥，比如，从唯口语到口水诗、废话诗、垃圾诗，从个体生命体验/日常生活审美到官能展览/下半身写作，从案头孤寂面对、沉思到现场裸奔作秀、热炒等等。应该承认，所有这些离经叛道的诗歌恶作剧，对现行强势的腐朽、专横秩序和规训，有一种痛快的社会学意义挑战、解构和反叛；同时更应该指出，如此走火入魔或江郎才尽、诗歌的末日疯狂，在根本上与诗歌无关，它们只是以践踏、羞辱、摧毁诗歌为代价的“诗歌小品”、“诗歌散打”。
杨四平：我曾经写过《新世纪诗歌的“伦理困境”》专门谈论这个问题。摆脱困境、正视“非诗”时代这种现实、重新思考诗歌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新世纪诗歌才会出现新的增长点。
白灵：台湾写诗的人越来越少了。青年诗人游戏诗歌比较多，后现代风格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诗歌写作，平面化、零散化，没有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
李少君：如今，尤其是互联网诞生后，却是处处皆中心，反过来也可以说处处无中心，诗歌在各地顽强茁壮成长，地方性诗歌团体如雨后春笋，向上争夺生存发展空间，充满生气活力，这也可以视为“草根性”之一种。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地方性诗歌团体由于其人员涉及各行各业，可以动用的资源较多，如在公开报刊组织诗歌专版，发起诗会，甚至对外交流，其能量辐射相当强大，力量和影响也逐渐壮大。同时，地方政府也对此种文化发展持支持态度，可以预计在相当时间内，地方性诗歌及其团体会有大发展。应该说，这是一个好现象，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平、发展尤其是上升的时代，人们不需要什么核心、中心的引导。人们以各自的智慧和力量来建设各自的城市家园、完善各自的生活、创造各自的世界，这种时候，地方性资源和文化就会得到弘扬。诗歌也是如此，目前比较活跃的诗歌地区有江南，每年一度的“苏州三月三”诗会，是江南诗人的大聚会，他们自发地组织郊游、饮酒、唱歌、朗诵、研讨，出版诗歌专辑，几乎恢复了古代文人的雅集习俗；此外，湖北、广东、甘肃、山东、海南、福建等省的诗歌界也相当活跃，并展现出不同的面貌。这些地方性诗歌团体和诗人形成相互竞争的局面，可以说是春秋战国，百花齐放，但最终，经过检验和淘汰，会产生得当公认的大诗人和优秀诗歌。
荣光启：这是“新世纪诗歌”命名得以成立的重要话题，我个人觉得这个世纪的诗歌还是有一些新气象的，比如一个特别明显也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民刊、网络论坛、年选、诗选的增多，林贤治《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一文提供了一个数据（还包括他的看法）：“……九十年代诗歌……如果光从发表数量上看，诗歌不但不见衰退，反而出现畸形的繁荣：一、民刊的发达。1992年仅半年，《诗神》编辑部即收到自发寄达的民刊400多种。二、网络诗歌的勃兴。除了几个大型诗歌网，还有10万个以上的网页信息和上百个网站，商业性网站中的诗歌社区也有上万个。”
我不认为这种状况是变态是畸形，我倒是愿意小心翼翼地将这个时代说成是一个“‘自由’的年代”。除了那些正式出版发行的十余种诗歌刊物和数十种刊登诗歌的综合性文学杂志之外，无数的网络论坛也非常热闹，不断涌现的《年选》（《年鉴》）、大量的民间刊物令人目不暇接。这是一个诗作空前繁盛、诗人无比繁多的时代，除了那些早已成名的诗人在继续写作之外，无数新的诗歌爱好者借着网络借着自己所在的团体不断浮出海面，谁都可以写诗，谁都可以成为诗人，只要有资金、谁都可以编一本体现自己和同仁的诗歌立场的《年选》。一种“过剩”的个体精神独立性和思想自由、写诗自由的幻觉，衍生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极为繁盛的诗歌话语。在连篇累牍的诗歌文本和不断涌现的诗歌写作者面前，虽不能说立马就有许多好诗和许多优秀的诗人，但我们应该有理由期待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的。

有无新格局

杨远宏：看起来，相当江湖化、团伙化、派系林立的诗界热闹非凡，但大都并无自己特立独行的诗学主张和写作纲领而毫无新意。多数是为文学史焦虑所诱惑和驱使的一种诗歌资源、代际打捞的整合，与集团冲锋的出场、亮相。它们的光荣与梦想，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诗歌之外的想像和功夫。即使如此，他们为热爱、动员、集结诗人和诗歌所作的奉献，仍当受到应有的理解和尊重。我这样讲，并不是说他们的诗不优秀。我的意思是，无论经不经由什么代或派，优秀者照样优秀，低劣者照样低劣。
李少君：这就是我所说的“地方性诗歌浪潮”以及网络诗歌的快速发展。网络进一步解构了文化的垄断，使得诗歌更加普及，蔓延至每一个偏僻角落，同时也改变了诗歌的流通发表形式，原来以公开刊物为主渠道的诗歌流通发表体制被无形中瓦解了。只要你的诗歌特点突出，就会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网络诗歌还打破了诗歌的地域限制，呈现更加自由开放的趋势，非常适合诗歌天然地自发自由生长的特点。网络诗歌发展尤其迅猛，据不完全统计，据说当代诗歌网站近万家。很多诗歌新锐力量借此迅速冒出，并引人注目。当然，网络诗歌发展到现在，也有团体化趋向，但不限于地域，更多的是诗歌美学和趣味倾向的接近，比如“诗江湖”、“若缺”、“平行”、“或者”、“撒娇”等诗歌网站，是流派或团伙性的诗歌网站。点击率较高、影响很大的“诗生活”、“扬子锷”、“天涯诗会”等则是综合性网站。网络诗歌的低门槛，过于放纵随意，也经常遭到诟病，“梨花体”事件有许多值得反省之处。但总体而言，网络释放了自由的创造的力量，随着诗歌自身的发展，秩序和标准自会逐渐出现。
白灵：台湾也是这种情形。纸质诗刊与诗集很难买。尤其青年一代都在网络上写诗并在各自的圈子内交流。代沟比较明显。
荣光启：1999年初《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出版，“诗坛一夜之间失去了平静”，一场旷持日久的关于“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的明争暗战从此在中国诗坛展开。对于我而言，这场由一批诗坛刘德华梁朝伟黎明演绎的诗坛暗战具体细节固然有趣，但不大重要，重要的是“论争”本身，它开启了一个诗歌走向“自由”和多元的时代。“论争”检讨了当代中国诗歌自朦胧诗以来的许多具体问题，其中包括中国诗歌与西方文化资源、语言资源的关系，中国诗人的想象方式、感觉方式、语言方式存在的问题以及特定的文学体制的问题，论争对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许多问题呈现出来，许多诗人以自己的方式来应对这些问题，展示作品、办刊物、出诗选年选、掀起论争等等。应当说，今天的诗坛是十分热闹的，写的人越来越多，各个层面的人都有写诗的，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多，各个地方的诗人团结在一起，集中地展示自己。各个省市都有一定的诗人集团，从东北哈尔滨到最南端的海南岛，都有响应的诗歌同仁杂志，像《剃须刀》、《海拔》这样的连续出版的诗歌民刊。许多地方还有了非常正规的民间诗歌奖，像广州黄礼孩的《诗歌与人》杂志办的诗歌奖，这个奖甚至都有国际影响；像武汉的“或者诗会”，已办了四届，每届都发“或者诗歌奖”，都是来真的。
    如果说当代诗坛有什么“格局”的，我觉得首先是官方的诗歌刊物、文学奖和种类繁多的民刊、民间诗歌奖在分庭抗争的一个格局，这个格局显示的当代中国的文学体制在诗歌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诗人的浮出或被承认并不需要那个从文联、作协、文学奖、不同级别的官方刊物衍生出来的文学体制。而这种阉割了自建国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体制的权势的事情，其他文类（譬如小说），目前还干不了。
如果将“格局”理解为地域性的版图的话，我觉得当代中国的版图上有许多诗歌板块。除了传统的四川、北京之外，安徽也是个诗歌大省，“不解”诗群在国内影响甚大；湖北有许多优秀的诗人，正式出版的诗刊就有两家；黑龙江、广浙江、上海、广东、海南、福建等省市都有许多诗人集结为一个团体，在中国的版图上形成一个个诗歌板块，这些板块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流相互碰撞，李少君说这是当代诗歌的“地方化浪潮”。
杨四平：民间诗歌力量是继续强力推进新世纪诗歌发展的推进器。民刊与网络诗刊的大量出现与民间诗人对官刊不信任有关系，当然与我们这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时代密不可分。因此，他们自立门户、自行处理自己的诗歌，使得现在同时存在两个诗歌世界。

有无新表征

杨远宏：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当代中国诗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和兴盛，虽然几乎没有什么重要诗歌和重要诗人，但确实涌现了不少技艺、文本精细、深化、娴熟的优秀诗歌和优秀诗人。不过，如果从探索创新和更加严格的专业指认看，情况就有些令人失望和悲哀：诗学，几乎提不出新问题和新见解；诗歌写作，几乎找不到新的语言方式、文本样态和新的生长点。这是有目共睹的经验事实和断难回避的严峻话题，而绝非我在耸人听闻地宣告诗歌的死亡。
    有意思的是，早在上世纪60年代，巴思、巴塞尔姆、苏姗·桑塔格等实验小说家，有感于文学再也不能探索创新，就已发出过文学的枯竭的哀叹；不久前，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宣称文学研究已经终结；2008年1月，中国有个著名评论家在《文艺报》上提出《过剩与枯竭：文学向死而生》的惊人命题，认为文学处于“将死的绝境”，“只有向死的写，才是不死的写”，只有：“向死而生”，才具有“不死”的意义。该论者谈的主要是小说。诗歌呢？诗歌难道不存在类似的问题吗？发人深思。
李少君：由于诗歌界一度唯西方是从，言必称西方，并且完全漠视自己传统，忽略个人经验感受，一味引进模仿产生于西方自身背景土壤的各类现代诗歌潮流，所以一度诗歌潮流此起彼伏，一个潮流还没过，另一个潮流就来了，如无头苍蝇，匆匆忙忙，急促追赶，最终茫然失措，不知何去何从，彻底丧失了汉语诗歌的主体性。
不过好在如孔子所说过的：礼失，求诸野。中国文化文明历来是多中心的，从不限于某地。历史上，江南、中原、荆楚、巴蜀、岭南等，都曾经成为过文化中心。当代汉语诗歌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京城率先发起革命成为诗歌中心后，迅速散布各地，诗歌中心一度转移至四川、华东等地，再往后，中心继续分散，诗歌在边缘乡野处扎根、生长、壮大，成为我所说的“草根性”力量。这些年，江南、山东、湖北、甘肃乃至广东、海南，都相继成为诗歌的亮点。新诗最终在经历最初的观念技术引进阶段后，借助网络新技术，终于逐渐草根化。象最初的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深入寻常百姓家，以至逐渐转化为“禅”，以至日常起居饮食起居无不是“禅”。当代汉语诗歌也经历着类似的过程，如今终于象“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一样，诗人们真正从自己个人的经验感受、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出发来创作了，真正从自己的土壤中产生出某些具有独特性的诗歌了，具有某种自主创新的品牌了，“草根性”、“地方性”、“民族性”及“中国性”开始成为强调的重点。
     主体性的确立来自诗歌的实践并逐渐生成。汉语诗歌的主体性正是在各地诗人们的大量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比如杨键、陈先发、潘维这样从抒情传统中寻求资源的再度创造，雷平阳、古马、江非这样以自然和地方性作为强大背景动力的创作，李亚伟、沈浩波、姚风这样在批判中确立个人现代意识的努力，桑克、朵渔这样承继知识分子理性传统的探索，黄灿然这样平和处理宽待现代都市纷乱世事人情的态度，叶丽隽、娜夜这样出于女性细腻感受的深沉诉说，郑小琼这样来自底层的经验表达与思考……当代汉语诗歌已经展现出一幅新的图景。当然，就象中国的现代化一样，汉语诗歌主体性的自我建构与自我确立仍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起码，它显示了汉语诗歌现代性的多种可能多种方向，就象现代性本身的多种可能一样，试图从多种路径探寻建构当代汉语诗歌的主体性。
杨四平：新诗其实也是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部件。新诗可以像古诗那样成为我们递给老外的名片。所以，我同意少君讲的要努力建构新诗的主体性。同时，我补充一下，应该建构的是现代性的主体性；不要把“向后看”写作等同于建构新诗的主体性。新世纪诗歌创新的首义就是要凸显我们中国当代人的文化身份。

有无新出路

杨远宏：在穷尽了现代派、后现代派花样百出的语言方式和文本样态之后，除了形式主义学派为我们提供的陌生化等探索创新的法宝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探索创新的可能、路径和空间？坦率说，迄今我没有看到，也不知道。但这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我们去面对、深究和深思的重要课题。
    必须声明，我从来就不是唯技术、唯形式主义者。我一再强调写作的良知、道义、责任和使命；但我同时看重语言方式和文本样态，诗歌/文学的探索创新、创造性，主要也恰恰出自这里。我在最近的《从哪里打开缺口？》一文中，批评了非非诗人周伦佑语出惊人的所谓“散文理论”。其基本思路就在于，当代中国散文陈旧滞后的原因，压根就不是周论所说的什么“先秦散文”、“广义散文”等等的误导，而是固守于当代中国文学探索创新的变革大潮之外，是我上述人本与文本两者皆严重缺失的“综合顽症”。
我们当然应该警惕，创新曾经是一条追得诗人/作家也发疯的疯狗。但艺术如不探索创新，无异于苟活和等死。
    有鉴于当下诗歌写作大量存在不同程度的盲目无向，非发现性的重复/复制化倾向和写作的无效性，我想借此对话机会，提出诗歌写作的“三性”，也就是诗歌写作的方向性、发现性和有效性。
    我所说的方向性，指的是在诗歌写作中，必须有统摄、提升生命/灵魂体验的精神维度和方向。在词典的通常解释中，精神指的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等等。我认为如此解释过于笼统而不得精神要义，对诗歌写作也没有什么切实相关的启发性。我所理解的精神，是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者，对存在的无限性一种强烈的自我超越意识，是生命个体对现场、短暂的深刻体验、觉悟后，对高远、永恒的一种辽阔、超拔的形而上冲动的气质和境界。不言而喻，有或没有这种气质和境界的诗歌，绝对是不等值的，甚至有天壤之别。可惜，当下不少诗歌没有这样的气质和境界，只是诗歌的按摩房和摇头丸。
    在具有创造活力的优秀诗人那里，每次写作都应当是一次独特的、新的发现。我所说的发现性，既指人本体验、感悟的新锐和独特性，同时也指文本语言方式、意象等等文本样态新的、独特的发现和提供。正是如此双重的发现性，才保证了每次写作都是一次创造。看看当下的诗歌吧，有多少是真正具有创造性的？
最后，有了写作的方向性、发现性，才谈得上写作的有效性，否则就是无效写作。而无效写作，说轻一点，是对时间、精力、资源的浪费；说重一点，是对读者和作者的双重谋杀。正是在此意识和认知上，我历来主张诗人/作家宜精写、少写；当下的诗歌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多，多到大量的无效写作泛滥成灾。
    始自上世纪80年代初前后的探索创新变革大潮以来，就各有侧重而言，当代中国诗歌经历了今天派、朦胧诗的启蒙/人本，第三代的语言/文本，随后的九十年代基本上继续语言/文本的路向。走到新世纪今天的当代中国诗歌，特别是有抱负的诗人和诗歌，依我看，是走向融启蒙、语言/人本、文本于一体的“综合性写作”的时候了。
李少君：温家宝总理在英国有过一个讲话，他说中国近三十年取得的一切，是出于中国人民的自由的创造。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当代汉语诗歌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出于中国诗人们的自由的创造。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自由创造的时代，诗歌也是如此。也许有人会问我为什么现在诗歌不能被广泛接受，我觉得这需要时间，《红楼梦》在清代的时候也没有被广泛接受，起码没有被主流文坛接受，只是民间流传。杜甫在他所处的时代也倍受冷落。所以，我们无需悲观，中国的诗歌现在非常活跃，但现在的主流文坛没有关注这个事实，我想没有关系，时间会说明一切。我们不必急于总结。我们只要创造就行，把总结和研究工作留给后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诗的国家，诗是中国文化和文明中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我相信，诗歌还会成为我们文化和文明的基础，诗歌的复兴和繁荣必然会到来。因为，诗歌是最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没有这个基础，中国文化和文明就会缺乏原创性，难以从“中国制造”转化为“中国创造”，难以从一个大国迈向强国，难以最终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不经过“草根化”的文艺复兴，也最终难以持久和具有生命力。当代汉语诗歌的地方化浪潮，是这一过程必经之路，就象经济学界认为中国改革是“自主制度创新”，但其路径是先由地方试验探索，取得成功后广泛推广，自农业责任承包制开始就是如此，先是安徽试验，效果突出后全国实行。当代汉语诗歌也正经历这样的过程，地方性诗人和诗歌团体的创造，由于其“草根性”的浓厚基础，注定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一些地方性诗人和团体正在脱颖而出，成为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的创造性力量，并最终推动当代汉语诗歌走向一个新的创造高潮。

小结

杨四平：这次对话大家各抒己见、见仁见智、富有成效。对于新世纪诗歌的前景，杨远宏与白灵比较冷峻，而李少君与荣光启比较乐观，似乎李少君的一些想法与说法具有诗歌发展战略意义。谢谢大家！

                                   （本文已刊登于《诗歌月刊》（上半月刊）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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