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如果没有我们的声音/就没有合唱，如果/没有歌曲，就没有开花的树林 ——萨福
摘要：新世纪诗歌大都缺乏本真的内在感动，呈现出一片狂欢的狼藉征象，在不近不远的地方拒斥着读者的阅读。而当下的人们由于物欲、工具理性和非理性的遮蔽，需要诗人以真诚的生命感动的诗歌，去激发人们寻往人生本源的构成域，寻归自我，完成对人的人生境界、精神境界的终极性关怀。
上个世纪后期，由于中国特殊的传统，个体生命价值和人的尊严还来不及被置于尊重的天平上，争战后的反思基本沿着功利性的大道狂飙突进，而疯狂年代后禁锢的突然闸开，使理性的堤坝不能及时筑固，精神的家园顷刻间只剩下满目的断垣残壁。因为没有了堤防，物欲大多异变为兽欲。人们眼前豁然开朗，兴奋异常，目迷五色，诚惶诚恐地把西方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潮僵硬地移植，想要开出许多奇花，结出各种异果。他们的目的好似达到了，不过，其中的变异远远出乎应该包括始作俑者在内的诸多人的意料。
一、狂欢，现实图景的尴尬
2000年左右至今，由于现实环境进一步激变，再加上许多新锐诗人的奋力写作，濡染了浓厚平民意识和俗化特征的口语诗歌日渐上升为21世纪初中国诗坛的主潮，而“知识分子”诗歌由于其强烈精英意识和文人化特征正在商潮大化中渐行渐远地后退成为上一世纪的远景。新世纪诗歌挟裹着上个世纪末鲜明的特征在距离我们既远又近的地方众声喧哗。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甚为复杂：上个世纪惨白的梦征突然解悟，新世纪喜不自禁的欲望剧烈膨胀，趁虚而入的西流肆意泛滥，与郁秀葱茏的功用主义的形而下部分整合纠结，彼此相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还由于自身的张力，当下的诗歌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遭遇前所未有的变异，呈现一种普遍性的共识特征：狂欢。
随之，逐渐地，各种流派、许多主义(朦胧诗、非非主义、他们派、莽汉主义、撒娇、第三代、中间代、海上诗群、圆明园诗群……)，承继世纪末斑驳陆离的流绪，你方唱罢我登台，甚至很多流派没来得及谢幕，新的诗歌形式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挤上前台，加入新世纪诗歌的"群众表演"，好一派如火如荼的狂欢：诗的国度里满目都是诗，广告，手机短信，流行歌曲;电视里，电影中，网络上;口媒的，纸媒的，电子媒体的。当下媒体的商业广告似乎比诗人更意识到艺术对现实投射的必要性，许多形式，放射着撩人眼球的新颖，不过，却很容易让人产生茫然不知内容的迷失;也有许多内容，充斥着惊心动魄，只是，浓厚的生理学意味既有人窃喜，又有人担忧。正如阿道尔诺所说的：“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总有一些东西，对于它们，艺术只不过是一种救赎;在是什么和什么是真的之间，在生活的安排和人性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1]
人们因此忙碌不已，拼贴复制，用日常俚语，批量生产着诗歌符码。反过来，诗歌也批量生产着诗人，二者互相倚重，俨然构成一个自足完满的独立世界。这就造成了新世纪诗歌的狂欢性：诗人自对诗歌，自言自语，自怜自夸。在这样的诗歌里面，"元话语"失效，中心性、同一性消失，传统美学趣味失语，深度削平，历史感隐匿，从而导致“表面紊乱”，精神维度失踪，本能成为主征候，热情的消亡使冷漠的纯客观的写作成为时尚。概而言之，即理想掷扔，意义消解，目的虚无，情感凝固。对于“狂欢”，斯达利布拉斯和怀特在《离经叛道的政治学与诗学》一书中，引用了巴赫金的著作来解释：“狂欢是荒诞的(grotesgue)的庆典：丰盛膏腴的筵席、烈性酒、纵欲。在这样的场景中，官方文化被完全推翻颠灭。狂欢中的荒诞不经是不纯洁的、比例失调、及时行乐、感官洞开，是物质的。它是古典的(classical)的对立面，古典是美的、对称的、升华的、间接感知的，因而也是理想的。”[2]狂欢的主要特点：无等级性，宣泄性，颠覆性，大众性。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文明与粗鄙、亲昵与冷漠、讽刺与戏拟、俯就与逃离，都是“正反同体”和“互为嘲讽”。“中国现代诗歌已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期和活跃期，好象也可以说现代汉诗正在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大众化运动，其实它不过是在收复失地。虽然不排除一些名利之徒投机钻营，历史已说明大众化不是诗歌的福音，而是诗歌的丧钟。”
诗歌，是文字编码与情感、情理的有机统一，绝不是简单的相加，更不应该是分离。诗歌，最起码的，用质感和力量支撑，要有诗味的繁复，钟有天地的灵气，是高贵的人性和优雅的神性的和谐统一。如广西诗人刘春在《沉默的棕榈》里通过“矮小沉默的棕榈说——/一个灵魂站着的人/无论摆出什么样的姿势/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诗歌亦同此理，这样的诗歌，才有感动的力量，而真正的感动是诗歌的生命力，缺乏感动的诗歌，干瘪的躯体不用等到历史来临，自然之风就会轻易地把它吹得无影无踪。不妨看看梁平的《老板刘太享》：
“这些日子，黑玫瑰和生意人任意好/一样成了供应商/任意好供应的是空调机/她的，不便明言//他俩都怀着远大的理想/一个想靠产品定环球凉热/一个要依赖青春征服世界/不同的是，任意好总在明处忙和/黑玫瑰则在暗角活动//任意好干的事是努力把气温/降下来/黑玫瑰则想尽办法使室温不断升高/让某些人浑身躁热//这么一个回合下来/季节的毛孔被软化的面粉粘得一团/暧昧。全然失去对气候的知觉//这会儿，契约书在黑玫瑰脸上闪出一道//霓虹。任意好却在她乌油的瞳孔里//感受漆黑//"明天，我们将富起来了……"/黑玫瑰晃了一下嘴唇的铃铛/窜进任意好的耳膜引起/一阵闷响//明天，我真的会富起来么?/任意好对着诗笺开始琢磨/到底跟生活签了什么契约，竟然让他/这般一贫如洗”
这样的文字有很明显的符码“意义”。可是，它的诗味呢?把它和分行的散文比较，我们看不出它们的区别，更不用说诗歌的感动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诗人自己肯定是给感到了。
我们把目光收回到纯粹意义的诗歌上就会发现，特别的诗派特别领会着狂欢。“撒娇派”，他们的宣言大意如下：这世界如此残酷，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撒娇。(李少君《天涯》)下半身写作的理想崇高得让人目瞪口呆：“我们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我们都这样了，我们还怕什么?”(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领略一下喧嚣而自负的沈浩波的《一把好乳》：
“她一上车/我就盯住她了/胸脯高耸/屁股隆起/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我盯住她的胸/死死盯住/那鼓胀的胸啊/我要能把它看穿就好了/她终于被我看得/不自在了/将身边的小女儿/一把抱到胸前/正好挡住我的视线/嗨，我说女人/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收回目光/我仍然死死盯着/这回盯住的/是她女儿/那张俏俏的小脸/嗨，我说女人/别看你的女儿/现在一脸天真无邪/长大之后/肯定也是/一把好乳”
他很喜欢宣称自己的诗歌反这反那，标榜纯粹，如果反掉可怜的一点尾巴意义，这样的色情文字我们在哪个地摊都可以看到，何需他假着神圣的诗歌旗号来满足并非正经的窥探欲呢?
女性主义诗歌轻巧地推进到异彩纷呈的“情色诗”，很多女性诗人的开放度远较男性诗人为甚。她们在性享乐的“舞蹈”与性压抑的狂逆中，一览无余地展出性事描写，让诗歌的审美维度实在不能承受其“生命之轻”的张扬。
不可想象，人们会对这样的诗歌怀抱着浓厚的兴趣，会去通过诗歌感受生命的律动，激发情感的共鸣，追求真理的领悟。不错，正如有的诗人宣言“诗歌是给无限的少数人看的”。可是，现实情况是，对于新世纪的诗歌，“写诗的人比读诗的还多”，“诗歌成了小圈子里的东西”，诗人之间尚且很少互相阅读，更遑论非诗人的读者了。“读者与诗歌逐渐疏离，读者对诗歌的阅读需求在迅速衰退。当下诗歌在阅读上的困境，不是重复了大众与诗歌间的传统对立，不再简单出自‘懂与不懂’的分歧，而在于诗歌本身根本不能激起读者的期待与兴趣。如今的诗歌就像科技领域的尖端学科，需要诗人们在精神与艺术上进行长期而寂寞的求证与摸索，而这样的诗人在如此浮躁的社会氛围中已经越来越少了。”[3]在这种现状下，难道我们的诗人还能够以“知音少”的不屑来傲视尘寰中的芸芸众生吗?我们都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尽头，哪一个主义也不能例外，即使“向死而生”也只能在时间之流里葱茏一段历程。这应该是历经浩瀚文明、数千年历史积淀的新世纪诗人的共识。既然如此，我只想向这些散发着浓郁狂欢气息的诗人提这样一个问题，狂欢之后怎么办?
二、感动，诗歌的本真追求
不管什么流派、主义，在诗歌理念上有差别，这是自然而且可以理解的。反之亦然，当我们追问诗歌所具有的本真核心时也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其实，只要是真正的诗歌，各种诗歌流派与主义就诗歌本身而言并无本质性的差别，所不同的只是姿态与立场及所借助的理论资源的差异而已。也就是说，诗歌在超越了技巧性形式的喧嚣后理应还原它内在的本质。与之相应，诗人也应有然其所然的本源使命。当然，这不是一种诗学策略，我以为，而是狂欢之后冷却下来的诗歌应该核心把握的，也是当下许多诗歌正在失去的灵魂--生命的感动，赋予人以自由。
“在这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4]韩东说：“诗人和任何非诗人的责任感无缘，或者他不能利用诗歌的形式以达到他个人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或其他价值判断方面的目的。诗人的责任感只是审美上的。”在诗歌的自我表达相对自由的环境里，诗歌是坚定地倾向于内在的精神性——“还至本处”(禅语)，但人的本真存在早已失落在物质文明灿烂光辉的照耀中了。当下的众生汲汲于对物质欲望的追逐，早已丧失了人的神性，困顿在工具理性的管理下，仰不知天高，俯不知地厚，与之相应，疯狂地伸展着非理性的触须，章鱼般贪婪地唯“我”独尊，视万物为刍狗，而他人为地狱。当下的众生精神亢奋却不知自由为何物，心灵空间日益萎缩，情感荒芜，沙漠一直不雨，对真理和神话嗤之以鼻，面对着哲理神情冷漠，视若无睹。因为理想已经虚无化，崇高被放逐在历史的絮絮叨叨里，精神的向慕已经委顿在地。人们在荒谬的世界里沉沦不悟，犹自带着满足的笑容兴奋地追来逐往。总之，在日常生活中，也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人失掉了自己的本真，成为非本真的存在。
对此，我以为，就诗歌而言，感动，能助人寻回本真。感动，心物感应的饱满传达与顺向性接受的成功同构。具体而言，诗人持存开放的心态，放出心灵，感受时代的气息，现实的民生，聚焦特定历史阶段的原点性痛楚，对现实人生投以契入性的全身心观照，既不避免具体性个体，也不虚化普遍性人类，在二者的有机结合中传达出深思性感悟。与此同时，诗歌的终结性旨意落实在人的存活状态，人的精神境界，人类的命运走向以及人与宇宙的和谐同一，诗歌的能指与所指在这样的合作共生中，形成与读者精神需求的呼应，从而创造出几何级倍增的和谐共鸣、升华与留存。因此，很明显，诗歌的本真追求与其说是在于感动，不如说是在于诗歌的所指所饱含的耐人咀嚼和寻味的诗外韵味的触发、激励，也就是诗歌符码所蕴涵的“不在场”的意味对读者造成的心灵冲击。
当下很多诗人喧嚣之极，仔细研读其作，满是符码的能指显现，自我感觉良好地“不与秦塞通人烟”，其描物写态也不乏刻尽毫末之作。但他们写身体、画人事仅仅限于一己的自恋式呈现，不能把自我感动真切传达，以此堵塞与读者沟通的途径，这种封闭式的自我感动充斥着当下诗坛，也是造成今日诗歌距离读者的根源。对此，王国维有一个比较。不过，比之于今日的诗人，或许有纡尊于作为诗人的宋徽宗。他认为李煜词和宋徽宗词的境界"大小固不同"，原因就在于宋徽宗词只写了自己的身世之戚，没有超越荣辱、悲苦。也就是说，他只顾己，而不能及人，只在一己荣辱中苦心经营，李煜不同，他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超越了个人情感的狭小天地，进而"以人类之感情为一己之感情"，就是说，他既真切深刻地体验到自己人生的痛苦，又能把这种情感上升为家国之痛，普遍传之于并世代感动着人类，这种感动永远是生生不已的，所以比宋徽宗的词更具审美价值。
刘熙载在《游艺约言》中说“文，心学也。”黑格尔也曾指出“美的艺术的领域就是绝对心灵的领域。”名为百晓生的网友说：“在一个抒情逐渐萎缩的年代，一个诗人用力与抒情的勇气、毅力、信心就足以让我们尊敬。”[5]众所周知，人是情感的动物，当理性的管制钝化着人的感觉时，精神的干渴就需要情感的滋润，给人以家园般的享受，以安顿跋涉已久的灵魂。人需要在情感的共鸣中找到渴望的知音，需要感动，需要心灵的碰撞，需要情感火花的溅洒。诗歌是人重返自由的理想路径，那里鸟语花香，大地散发着泥土的芬芳，用真诚的怀抱接纳着人的精神回归。诗歌描绘着或然或可然的人生本相，指向自由，启悟着人们去掉一切伤身损性的遮蔽，远慕高举，去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的灵与肉的和谐共存，达到人的自由解放。人们需要通过语码在诗歌中确定自己真正的所指，在人的本真状态中作自由的选择。古埃及的《亡灵书》就曾这样唱过：“在巨屋中，在火屋中，/在清点年岁的暗夜里/但愿还我的本名!/当东方天阶上的神圣/赐我静坐在他身旁，/当诸神――自报大名，愿我也记起我的本名!”这是人类最早的一曲自我本真意识的赞歌。诚如尼采在诗中所说“人生乃是一面镜子，在镜子里认识自己，我要称之为头等大事，哪怕最后就离开人世!”[6]诗歌作为艺术，因其无限敞开而凸显言语的物性，但同时又保护其遮蔽性，因此诗歌借助语言符码，建立和投射存在真理。这样，诗歌即是其所是的成为这种真理敞开发生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对真理的把握就变成了在遮蔽性中的挖掘，变成了对世俗世界的理解所压抑的存在真理的夺取。因此，敞开与遮蔽的争斗在诗歌中就显得特别感动人心。我们看看特别令人感动的力作——诗人海啸《击壤歌》中的《荒原》：
“错过季节的花朵，恰如一场/被遗忘的雪，沉睡的海洋/往往在解冻之前，最先看见/黯然消散的云彩。我将随风远行/我全部的行囊只是一个单程句号/这场雪，迟早是要下的。漫天的白/终结着的灿烂与完美//盘绕在山腰上的炊烟多么凄老/像一本泛黄的书，陈杂着琐碎的旧事/落日孤冷，古道上不见美人/山哟，蒙烟的古寺灯茧/却在众生沉淤的子夜/独唱一盏泣泪的茫然//于是，我从北往南，从南向北/涉过两条河流，然后靠近/广场。薄暮时节，我枯坐于此/倾听一滴水的行程，比一个名字或许持久/平地上搭建的楼宇，可以在城市中央/也可以远离人群的视线之外/张开的网，遗漏些许月光/却让置顶的几位壮汉，从衣袖间/抹去。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中/你能否辨认出湖南、四川，抑或来自/山西的口音?当双脚接近泥土/他们要谨慎地，保持太多人/惯用的伎俩。城市就是这样/被敲击、吞噬，不断萎垂与勃起//如同一个女人带走的爱情，一只鸟/想要衔走整个森林，而一滴水呢/难道就与大海无关?况且这是冬天/身后的几行热泪，依旧保留银白的残骸/浮雕着黄金般色彩的沼泽，永难分辨出/陷入时间的足迹。当我再次出海/斜插在栏上的几朵浮云，被声音击碎/阵雨来临，我们习惯于游鱼的喉结/在模棱两可之间的煞有介事与/指指点点。”
这首虽仿题T.S艾略特《荒原》的诗歌，却是抒写真正中国现情形的中国大地上正宗的汉诗，意象繁复，意义深长，感人肺腑。诗人通过自己的经验把握住现实和历史一闪而过的交接，在惆怅的美好记忆中，无奈地告别了诗意的过去，美丽不再。城市文明正以它雄壮粗野的精力“抹去”漏出历史之网的“月光”，一切精神的拯救都不可得，留下的只是无可奈何“泣泪的茫然”，“我”只好再度出海，寻找失落的美，尽管“游鱼”翕动不已。诗人何尝不是在洁净文雅的语词中，痛感诗坛在纷纷引进西方技巧中失落了伟大的美好传统，在“现代”“先锋”的浑水中，不分析研究民族的审美心理和习惯，一味痴迷于雕虫小技，沉湎于自我游戏，在故作前卫中败坏了诗歌的名声。我们这个民族，苦难深重，近百年来，引进各种现代思想，不能很好地结合传统，结果信仰沦丧，沉溺欲望，高贵的人性之真难以寻觅。整首诗，诗人思考自己的、民族的和人类的命运，在对人性的无尽追问之中，对人的存活状态及其价值取向的终极关怀下，对全面占有人的本质的人生境界、精神境界进行反思与追寻。事实上，在诗歌中，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性景观的失落，从本体论和未来学的意义上，诗人都竭力营造一个介入当下特殊历史时期的民族的苦难氛围，痛楚地契入时代病症的本源，想要寻找一个美好的再存。但逝者不回，诗人的迷惘也由此透出深沉的悲凉。其实，诗人用诗歌创作的实际和实绩已经出色地作了回应式的解答。
对诗歌自身的逼视与对诗人的审视是一致的。新世纪的诗歌正在日益边缘化、一再去中心，诗人正在自我丧失，这固然是诗歌与社会发展的大势相生共谋的必然结果，也和诗歌自身多灾多难的经历和脆弱的内在本质的变异不无关系。但是，边缘化却恰好成为还原了诗歌的本真属性的策略，从而获得了远距离清醒把握现实人生的力量和优势。萧开愚说: “我曾担心，现代诗一旦消除了破碎感，同时也就消除了现代感，而我深信诗的触须不能关联诗之外的现实，就等于自残。”[5]因此，诗歌正宜承袭伟大的人文传统，恢复其本真存在，给当下的人们以自由的感动。诗歌自诞生之日起就以“言志”为己任，因此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诗人用人道主义去观照痛苦的现实，体验激情，追索真理，探寻自由，向人们传达人生的经验，给予人性的关怀，使人们的精神永远清醒，心灵长久滋润活泼。所以《毛诗·大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钟嵘《诗品》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陆机《文赋》称“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文心雕龙》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这些理论都无一例外地认为，诗歌是心物感应下的发自内心的产物，是诗人心灵的表现，是从诗人灵魂里迸发出来的情理寄托，重在天人合一的主观之感动。《毛诗·大序》说“发乎情，民之性也”，即人都有七情六欲，诗歌就是顺民之性而发乎情的产物。可见，诗歌的本质特征召唤着诗人履行自己特有的使命：以情理动人。“诗歌应充满着神性的光芒与启示，她以高度精炼，深度智慧，闪烁灵动，呈现高瞻远瞩的姿态，需要读出文字后面的面孔，时间背后的三维，表象背后的深度意境，读出人生的无穷奥义”。余光中曾说“敢在时间里自焚，必在永恒里晶”。具体而言，“自焚”是对时代现实矛盾的全身心地契入，而“永恒”则是在感情上、诗歌上对现实人生的超越。
法国诗人热拉尔.德内瓦尔的座右铭“诗人的生活是所有人的生活”。孔颖达也在《毛诗正义》表达了与之惊人一致的思想 “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是言之也。”从中，清除掉浓厚的载道责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诗人具有独立思考和表现自由的权力，这就本质地规定了，诗人应该对所有人的生活，尤其是所承受的苦难，作出洞见性的回答。同时，这也决定了诗歌所应具有的表现维度，是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所以他的生活应该是所有人的生活。而且，韩东说：“写诗似乎不单单是技巧和心智的活动，它和诗人的整个生命有关。”[5]对于自由自在创作的诗人而言，进入时代洪流中就意味着他的体验、感受不仅仅是个人的，传递的不仅仅是个体性的经验和感悟，而应该是一代人的、一个时代的一般性的普遍经验和感受，是升华了的审美的人生境界，自由的心灵逍遥。在这样的境界中，诗歌因其超越性的感悟而令人脱俗忘累，使想象力和审美力自由和谐地沟通互构。人们因为普遍性的自由而回归本真的自我，从而还人与人之间以真诚与平等，自由与自在。诗歌带领人们进入把握自己的世界与大地，进入非平常习惯的有用的迥然不同的世界，把人们从自身以外的所有关系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根据自身并为了自身而存在，也即让人们重新回归到他们纯粹自身存在中去。刚好，刘春就写了这样一首《生活》：“说出这个词，天色就暗了下来/旧相册收拢飞翔的翅膀/哦，这是八月的镰刀，这是血，这是/一段感情的惨淡开端。主角/是一块风华正茂的石头……”一种切近自身与个人的经验的或切近生活的客观的现实，一种纯粹的诗歌的感悟和生命的高贵，全在生活的普遍性体验中忠实地传达出来，在诗意隽永的韵味中把握了永恒的精神境界，直指人性的本真。
三、感动写作，狂欢后的皈依
诗歌的价值在哪里?它的价值有多大?这是紧密相连的两个对诗歌的界定性问题。我认为，诗歌应该抒写诗人自己内心的感情，思想和志向。诗人首先应自己内心情感有所感动，然后据此图谋形诸文字。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阅历、趣味、爱好，进入诗人编织的文字符码世界，透过联想和想象，与诗人心灵、诗歌对象、社会人生、自然万物形成生命的内在对接。读者因诗人激发起人性的本真力量而感动，让生命形成绵延不已的洪流，在人与人之间奔腾翻滚。因此，衡量诗歌创作成功与否的标准就在这诗歌对生命感动的深浅厚薄的感发心志，即诗歌的生动具体的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振兴，感情之波动，从吟诵、鉴赏诗歌中可以获得美的享受。
据此，诗人应该在人格修养上回归古老的传统，诚心正意，锻就高尚的人格，使诗人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其思想穿透力通达文本之外的宇宙人生。对此，王国维有着独到的看法，他曾赞颂自屈原以来彪炳于中国文学史的屈原、陶潜、杜甫、苏轼等大诗人“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7]这说明他将“人格”置于诗歌创作之首，故论文天祥词，谓“风骨甚高，亦有境界”[8]“风骨”即由“文格”所表现的“人格”，惟“人格”与“文格”统一，才称得上“有风骨”。这样的诗歌才会富有高贵的人格魅力的锥刺般的光芒闪现，才有突出的号召读者阅读的内在底气。诗人要有超乎个人利害关系之上的那种单纯的自由的心境，不计功利，只说真话不说假话，袒露本我，才能满足创作要真诚、真实的条件。创作主体以澄彻如镜的审美心胸观照外物时，在心与物默然相会，契合无间中直接达成，并通过一定形式凝聚在作品中的对宇宙人生的一种适宜的感悟--一种深沉超旷的宇宙意识或生命情调。诗歌创作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只有排除世俗的欲念，达到无利害的审美状态，才能具有高妙的审美情趣。当然，诗歌创作，不仅要对诗歌本身负责，还要对时代、对现存在有所启示。因此诗人应该由表及里，深入体察宇宙人生，从外部形貌到本质神理都获得充分深透的认识，这样才能在心目中形成活生生的映象和形象，才能观察和体会入微，纤毫毕见。这是时代精神或者说人类意识或者说宇宙心灵的内在要求。诗歌如果不是在这种最广阔的时空里获得自由和体现，就决不会具备它最该具备的品格--解放了的美的自由，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纯真的感动。诗人必须摆脱利害关系和个人欲念，以极高的情致和意念对待自然和人生，不将自己的眼光囿于浅层或小小的一角，而能高瞻远瞩，在有限的生命和现实的狭小世界中感受到宇宙的浩渺无穷，而获得一种融入无限的精神超越感，并具穿透力，对事物本身的美加以升华，感发人类之感情为其自己之感情，从而表达人类全体之感情，最终推向人类的普遍感情。
“最显著的一点，作为一种探讨生命奥义的诗歌，其力量并非纯然源于自我的内在，诗人不但要走向内心，深入生命的底气，同时也须敞开心窗，使触觉探向外界的现实，而求得主体与客体的融合。”[5](洛夫语)创作主体某种激烈的现实感受，经审美观照和形式转化成为的一种充分个性化而又具有深广包孕性，富含现实意义的审美情思。当然，诗人通过“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而充分显示出来的“人类之感情”或者人性的理念之“真”，既要严格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创造境界，又要通过自己的选择加工，寄寓理想情趣;同时，即使是注重理想情趣抒发的诗歌，也要受到现实生活的制约，不能天马行空，不着边际，必须“遵循自然之法则”。这样，让人在“直观”自己生存状况的同时，还展示出不同于平庸现实的精神境界与理想境地，能够引起读者的深层心理回应，激发起读者对理想人生的向往和追求。
诗歌对生活在尘世中的人类个体和群体精神的压迫和心灵异化，在激烈的竞争、价值遽变和欲望膨胀中所产生的焦灼感和危机感加以整体性观照，把人的生命价值和宇宙规律进行历史透视和哲学思考，使作品在充满强烈的知性色彩和充沛的历史感与“纯正”的美学品格中，传达出现代人文精神的终极性关怀。诗歌作为"清醒者的梦幻"(贡布里希语)，它的一切感发心志旨在终极处对世界和人的本质的关怀。诗歌表现的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不能离开诗人对人的生与死、爱与恨、痛苦与快乐的思考，不能离开诗人对人与生活世界本体论的"存在"和未来学意义的“存在”的思考，不能离开对历史和现实的人的存活状态、人生境界、精神境界以及理想的人的存活状态和人生境界、精神境界的思考。诗人通过生命的感动，自由地驾驭“诗歌的不自由”，以荷担人类一切苦难和罪恶的大智大勇，体悟最微茫渺漠的人生境遇，心与感官统一，在最根本的不带任何现成性质的居间发生状态中，开掘出终极境域本身的生发气势，从而达到“无所待”的至极不殆的境界。当然，除了人格高贵、体验真切外，诗人对人生、宇宙始终心存历史性的敬意和尊重。现实就是诗意繁茂处，离世弃俗，仅仅固守本我是最遭人们唾弃的大俗。诗人的生活世界就是其生存之道的存在场景，他距离人们最近也最远的一步是总在“生活世界”里对人生几微在其概念化、实质化之前，捕捉到使一切混然自行的终极性构成，从而促使人们在情感的激荡中打开审美自由的构成境域的天机，导致精神释放世俗之累而返归自由，心灵脱离欲望之囿而回复自在，超越现成实体主宰局面的胶着状态，还归认定的纯真本性。生存、活动成为一种自由自觉的自在之为，与世区别而又无从有别，但更加脚踏实地地在人生构成状态中生活。在苦难和宿命面前，人可以活得更纯洁、更高贵。愈是黑云压顶，诗人愈是努力靠近太阳;愈是命中注定的苦难不可避免，诗人愈是从心底唤起孩童般的自信，纯洁而坚定的希望，人性尊严的光芒。
诗人凭着心灵对世界的感知或者说天界神灵对人类诗心的开启，在领悟光明的境域中构建人与世界、人与天的彼此是非不得而存的纯粹审美意境。诗歌无非人生，精神境界即人生存活的质量向度。诗歌在诗人与读者的生命感动中维持人的生发持存，精神即在这种始源性的持存中感发、升华，自觉地沟通，天人同构，使之成为逍遥而游的“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刘春的《低音区》一诗真像一缕低吟的乐音，能让我们烦躁不已的灵魂得到安顿：
“有一种事物在顶楼盘旋，回环、跳跃/像装修工人用指头敲响新鲜的玻璃/但更优美、连贯，要与世界和解而不是对抗/体内的泪水，要成为上升的空气//我在新近落成的房屋里设计生活--/这里该摆上一张双人床、这里是茶几、沙发/除了电视机、会客室、梳妆台/还得腾出一小块灵魂休憩的地方//那声音漫开，先是柔板，然后/变得激越。一些陌生的召唤/从门窗缝隙流进来，挑拨耳垂/那令人心悸的振颤，终止了我的思想//把感情投入另一种情境之中/自己成为自己，与上午的小报编辑有了区别/哦，弹奏者应该是一个诗人/漂亮而好客，像梦中的茨维塔耶娃……//我清醒过来，透过被防盗网割裂的天空/观察其他户主的反应。乐音越来越响亮了/笼罩住整个居民区，为什么没有人出面抗议/甚至所有的民工都停下了手中的钉锤//一道光从体内滑过，像荷叶上的露珠/细微、安宁、转瞬即逝/我开始颤抖：除了这些令人心动的细节/还有什么值得一个男人去哭泣”
江业国教授说“艺术内在的生命力和魅力在哪里?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答案。但在我看来，主要在于艺术对人的生命活动的辩证全面而深刻的观照，对如何全面占有人的本质的追问和反思，及其对读者的触动、震撼或振奋，能引起共鸣。”[9] 作为艺术作品之一的诗歌也不例外。首先，我并不觉得它是完美的，完美是一种风格上真正的缺陷，诗人永远在残缺的途中行进。诗人听从心灵的感觉，捕捉日常生活中缭绕于生存之实的至大希声，或许那就是想象和高慕的精神产物。在其中，诗人的生活随着音乐流淌，或者也可以说是音乐随着生活流淌，从而，不期而然地遭遇感动的实在，人们随着诗人完成了一次对人的本真的自由观照。整首诗，可以说，产生感动效果的要素：洁净的诗歌语言，氤氲含蓄的诗歌韵味，推及普遍的个体感动在这里做到攻防有致的和谐聚首。
追求终极之美是诗歌的本能。诗歌是一种超功利的作品，它更多地体现于美学价值。在中国，每当实用主义肆虐之日，便是诗歌衰落之时。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只有在外掉所有负累之后，才能拥有一切。诗歌具有神性的一面，而通向神性的道路，只有美。因此只有依赖与情感感动共通的美，诗人才能说话。当所有的道路都指向感动的时候，诗歌才得以永生。
最后，我们以钟鸣的话结尾“我从不相信，一个人，一首诗，能改变时代，但我相信，贯穿所有诗篇的那种思想、风格、精神来源，正脱胎换骨，预示着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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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24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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