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看孤城 于 2014-4-28 11:40 编辑
遥远的声音——华语传媒奖年度诗人归属的遗憾
文/成业
我想谈的是诗歌趣味的问题。近一段时间来,有一些遥远的声音幽灵一样在诗坛上游荡,这本不足为奇——总有怀旧的家伙留恋旧时代的审美,但奇怪的是这些声音开始在中青年诗人身上激起回响,这让人感到遗憾。更让人遗憾的是,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一些权威的认定竟然为这些遥远的声音摇旗呐喊,大有支持幽灵借尸还魂之意,这样的行为对汉语诗歌的发展无疑是一种损害。就在前天,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把“年度诗人”的称号授予一位诗风停留在30年代的诗人,一个如此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做出如此有失水准的评判实在让人瞠目。
在过去二十年,汉语文学领域中最杰出的文学形式或许就是诗歌。第三代诗歌运动中,来自民间的口语诗歌对腐朽的诗歌语言发起了总体上的革命,这是一场疾风骤雨般的革命。诗人们和评论家提出“诗到语言为止”、“诗歌最重要的就是语感”、“拒绝隐喻”,把革新的大刀挥向过去。于坚、韩东、蒋浩、朵渔、雷平阳、沈浩波……口语诗歌诞生了一个个优秀的诗人,他们用新时代的语言描述新时代的生活,塑造出一种崭新的审美趣味。“都说那是金色的年代,而我却错过了多少次下流的机会”(于坚《女同学》)、“现在,我可以平静地说出电话、地址、信、报纸和一所四年前的大学/像一架失事的飞机/突然降落到我们中间”(蒋浩《说吧,成都》)、“我的朋友在陕南玩鸽子/如此年轻就想隐居起来/毕竟不是什么好事”(朵渔《读辋川集》)……诗句是最好的证明,口语诗将日常生活诗化,口语诗人取得的成绩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
今天,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站在华语诗歌的一块高地上,我们完全有底气向前方迈开大步,而不用频频回首留恋那些曾经的岁月。在我们身后,有过去二十年第三代诗歌运动形成的新诗文化,这种诗文化让评价诗歌好坏的标准回归到语言本身,撇清了那些故弄玄虚的搅乱,用最平实的语言挖掘着新的时代生活的诗意。这种诗意不止影响着诗歌本身,同时也影响着小说、散文、电影、戏剧、音乐、绘画。多年来,攻击和谣言一直包围着这种诗意,但从来没能阻止它的成长。在寻找到更好的“下一个”之前,这种诗意和它在过去二十年间产生的文化将依然是中国诗坛最有价值的审美取向。和过去二十年蓬勃发展的诗歌以及诗歌审美观念相比,一些历史上曾经有过地位,如今显得幼稚简单的审美趣味,它们的价值只在文学史教科书的评价词中,在当代诗歌中这些审美趣味只有自娱自乐的价值。那些寒冷的遥远的声音就来源于这些当代诗歌审美的最末端,无论是从语言形式本身还是诗歌与时代的关系来说,它的价值都少得可怜。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声音的形状:这些诗歌的主题永远定格在某些粗浅的平庸的哲理上面,比如“珍惜当下”、“人都应该自己生活”、“简单的家庭生活是美好的”、“人的一生最好这样度过”等等;或是表现一种只在想象出来的和谐的场景“一家人去郊游”、“一觉醒来城市里万物复苏”等等。这些诗歌往往以类似中学生优秀作文的简单语言,谈花花草草,说人生哲理,最后以感慨万千或尽在不言中收尾,刻意营造出余韵无穷的寓言式抒情感。这样读者文摘风格的作品作为某些报纸副刊的题词很合适,但以真正的诗歌审美的角度来看则不值一提。诗歌审美关注语言的创新,语感的流畅,诗歌语言、内容和时代生活的呼应关系,只有这些到位了才能够让人产生高层次的共鸣,发挥诗歌作为“语言王冠”的体裁魅力。而不是一班怀旧的人,在小集体共有的时代审美情趣里面通过创作熟悉的简单的文字,来获得交流的快感。
在物质日益繁密的城市生活里,口语以其破碎琐细致深刻嵌入当代经验,过去二十年来口语诗歌一直致力于口语与抒情的结合,这为人们提供了想象当代诗意生活的视野。寓言式的抒情,花花草草式的感叹则更多表现的是乡村时代的经验,它雕琢的是一个远离大众,只属于少数怀旧者的乌托邦。而从语言创新的角度出发,这种寓言式的抒情更是毫无贡献。现代诗歌从法国象征派发端,讲求陌生化的审美原则,而那些寓言式的抒情诗歌语言上沿袭的是中小学教科书当中的经典语言,整体上还停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80年代初期的前期朦胧诗歌在当时诗歌文化几乎处于断层状态的时期,找到了这些来自30年代诗歌的观念、技巧、语言的支援,开创了中国诗歌繁荣的开端。如今三十年过去,依然用三十年前学来的30年代诗歌的语言形态、审美观念来创作诗歌,除了对遥远的声音有深切情感的怀旧者,就是对诗歌这个文类了解不多的年轻人。
最近一段时间,许多青年诗人在这些遥远的声音的召唤下,也开始创作30年代语言风格的诗歌,这不免让人感到惋惜。已经被时代抛弃的想被重新捡起来除非依靠扶持,但凡是扶持的总是不能持久,还是自己站得起来的才能最终留下。只是可惜了那些被误导的青年诗人,热情用错了地方,荒废了诗歌创作的黄金年龄。当然,这样的荒废肯定不是青年诗人们自身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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