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诗歌是全球化时代的提问者
据文汇报2014-04-30消息（刘擎）嘉宾对话 在不确定的时代里，漂泊既是寻找也是家园，追问为了成为精神上的强健者
刘擎：我觉得杨炼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诗人，他是一个时代的思考者和知识分子。刚才演讲中对人类的精神状况提问，每过两三分钟所涉及的话题，都是一大群哲学和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们的研究课题，虽未详细展开，但都触及到了，体现了诗人的高度敏感性。
从1980年代过来的人，对杨炼刚才用的“梦醒时分的状态”一定很有共鸣。本来我们觉得世界应有未来的明确目标，中国不够现代化，我们就赶超“四个现代化”，当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后发现，物质好转了，精神层面却空虚了。西方近代思想史上也有同样的疑惑。前现代的生活中，基督教有上帝这样的权威，中国人有传统的权威；但进入现代社会，尼采提出“上帝死了”，权威受到追问；对中国来说，西方船坚炮利带来的是它文明中的理性追问，一问之后，我们就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以杨炼触及到的是一个大的时代问题。
杨炼不光有屈原式的追问，还有一些回答。我们需要一个重建生命根基的家园，什么才算家园？杨炼说，在路上就是在家园。如果把精神和理想的家园幻想成一个永久不变的庭院，把根基变成水泥一样，那生活实际上是终结了。杨炼的生命宇宙观里有一个很强的存在主义的生存论观念——人的生命是一个过程，人的本质是不断的生存和显现的，所以寻找本身就是求解，就是一个答案。而漂泊既是寻找又是家园。换句话说，正是由于我们有这样一种对家园的传统想像，我们才会遇到精神危机。杨炼实际上是暗示了这样一种精神，就是不断地成为自己，不断地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强健者，去发问去寻找。
杨炼：我在伦敦发起了私人国际诗歌节，题目就叫《水手之家》。6个语种的诗人同题写成10首诗，然后翻成英文。水手是没有家的，在他寻找之中，让自己变得真正经风历浪。结果非常成功，完全享受到了诗人内部深度的交流。广义而言，每个人都是一个水手，都在寻找一个家。人性何尝不是一直在路上呢？我们老怕失去一种保护，一种支点，一种固定的结论。但事实上人生其实是没有一种固定结论的。刘擎：康德谈启蒙时说，公开大胆的应用的理性，我想这是一种人类未成熟状态；在今天看来，你永远大胆面对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这才是人类的成熟。
诗人对于公共生活的贡献体现在，其诗意的激情包含了对生活的所有层次的追问
刘擎：是。在西方哲学史上，苏格拉底时代就遇到诗歌和哲学的冲突。诗人在个人世界里冒险、寻求，但是对于公共生活、政治生活，诗人经常的作用是“问题化”，把他认为凝固的天经地义的事情打开。比如说发展商业，诗人告诉你，商业使我们变成犬儒主义者，变成利益计算者，变成精神上的爬虫，越来越失去了高贵的精神，所以不应该搞商业。在公共生活中，往往有两种价值：精神世界的价值和政治价值，后者的原则具有强制性，一旦达成，对所有的人都适用。请教杨炼，诗人对于现代的政治共识或者公共生活中缺乏价值的共识，能有什么贡献或看法？
杨炼：很好的问题，因为诗人很容易被理解成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家伙，有时差不多是对的。但是“独立”和“自私”不一样。我认为“独立思考”是诗人参与这个世界的一种根基性的东西，也是我刚才说诗意的激情，自我追问，它包括我们社会生活在内的所有层次。
比如八十年代的精神乡愁，从“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是要深入到对语言的思考，对精神潜意识状况的思考；德国人写的诗作《历史》，不仅追问自己是受害者，也追问自己同是迫害者。对自我追问加深时，也是对自我价值的尊重，实际上是自我开始长大。
这样的追问，内含着政治的价值观，通过创作所体会的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观。比如说社会的不公问题。当我在英国的工人们中间朗诵、演讲时，就会问，为什么中国的劳动力如此廉价，难道仅仅是中国人多吗？
前年我被聘为北京文艺网总监，从2012年开始到2013年7月，和西川、翟永明等一起发起了第一届国际华文诗歌奖。一年内八万多首诗投稿，至少10%以上写得相当精彩，过了所谓诗歌的史前期，就是我们写朦胧诗的那个阶段。其中最重要奖项之一——第一部诗集奖，至少需要写40首，获奖诗人是一位真正的农民工，曾在富士康工作过。他诗歌的主题《纸上还乡》，写被派去安装造楼的安全网时摔了下来的小伙子，他的骨灰被送回家去时的那种安全，毫无空洞、宣泄的语言，极为美好、甚至举重若轻。里面交织着和当代中国深刻的血缘关系。其实在社会的商业化表象下，有一个看不见的诗歌大海，农民工等无声的群体在这个网站发出了声音。据说有2300万农民工在写诗，受到了鼓舞，我们设计了鹿特丹北京文艺网的国际同步诗歌节，三个小时内，现场的点击率达到670万，午夜后点击率上升到了1400万，10天之后则是2500万。
这就是诗歌参与社会的方式。得奖的农民工笔名叫钻石先生，现在开始扬名德国、英国、荷兰，被不断采访，虽然他一家四口仍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月薪1500元，欠债十万元。这正说明任何人都可以主动参与到诗歌创作之中。
对我而言，所有我作品后面那首真正大诗就是中国，某种意义上也是世界。真正的原版是那个变化中的史诗性的中国，而我的作品只是那个大史诗的一个小小的分支。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也在与外部的遭遇中不断生成自己、辨识自己、发展自己，无法拒绝他者
刘擎：诗歌不仅要发问，在对待公共生活、社会生活当中，诗人会和其他人联合起来一起来做这些事。谈到中国我也很有体会，刚才杨炼的演讲中谈到他的流亡精神，每个人在这个意义上都是流亡者，在现在的世界上。
大家在这个时代里，面对着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一方面要守住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又觉得应该拥抱世界的开放性。杨炼虽然没有完全展开，但暗示的一种态度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似乎没有觉得外部世界对我用汉语写作的人有冲击，反而是给我开放出一个新天地。
杨炼：一个人的精神的存在质量，是随着给自身提问的深度和丰富性而增加的。这是我不期而然获得的东西，我父母都是英语教授，但我在国内拒绝学英语。在海外写作时，没有感到语言上的转折，只有深化和印证，因为中国这部“思想辞典”真的是有质量的。刘擎：“中国的思想辞典”，这个说法特别打动我。实际上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力量对待外部的文明的民族，但在近代以后收缩成封闭、防范和抵御的状态。在我看来，中国所谓文明的复兴是重新能够和世界相容。
杨炼：今天，西方、中国已无法截然分开了。在混淆之中，实际上焦虑、困惑不只是对一个他者的困惑，说实在，现在世界面对着一个非常古怪的，可能从来没出现过的荒诞，贫富差距的产生和扩大让人越来越难以理解，这世界是怎么了？反过来中国知识分子也面临这种问题。我认为，其实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都处在一个大洗牌的状态，我们在一个大的没人面对过的处境面前。
刘擎：我赞成您的看法。这个过程，好像是新的，实际上也不是新的。我们个人是在关系当中的，民族也是如此。民族从来是和外部的交往或者遭遇中来生成自己、辨识自己、发展自己，我称之为“文化的遭遇论”。在晚清、民国初年时，西方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应对、消化、吸纳进来的外部，一个绝对的他者，所以我们有了这么长时间现代化的艰辛历程。到今天，在学习当中，外部慢慢转化成内部，内外的边界从来不是固定的，外部的东西变成了中国自身的构成性的部分，还不是一般的部分。所以我们不能带着外部、内部的泾渭分明的视角。
杨炼：当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我们内部的问题时，正是同心圆在诗歌的提问中不停深化，不停扩大建立独立的精神世界之时。诗歌在这里还是有点用处的。
刘擎：有很大的用处，我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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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2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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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3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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