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西川：当代诗人与读者之间存在100年的“代沟”

冷铜声

西川谈诗歌：民国范儿当道 现代文学遇冷
2014-05-22

【编者按】“中国人有一种对知识的崇拜感，但是对于处于进程中的东西往往都会忽视甚至蔑视。”近日，中国当代诗人西川、于坚、欧阳江河受作家出版社及腾讯文化之邀做客腾讯书院，把脉中国当代诗歌。西川认为，在中国，诗人和读者之间存在隔阂，其之间诗歌经验相差甚至达100年，笑言中国诗人活着是件“麻烦事儿”。但如何面对现世生活中的问题又是诗人的一门必修课。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当代写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100年的“代沟”

西川（诗人、随笔作家、翻译家）：提及中国诗歌，大家脑子里反映出来的一定首先是中国古诗，然后才是新诗。而大家所了解的中国新诗代表不外乎为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等。外国诗歌大家可能也了解一些，比如《拜伦与雪莱》之类。这种情况对于当下的诗歌写作者来说是比较煎熬的。煎熬在哪儿呢？当下写作的诗人们的阅读和中国诗歌读者的阅读，离得十万八千里，这是特别现实的情况。

提及诗歌，一个写了几十年诗歌的诗人和一般的诗歌读者，脑子里反映出来的可能完全不是同一类诗人。而且这中间甚至都差了100-150年的样子，这是一件特别让当下写作诗人难受的事。

客观来说，由于翻译过程存在时间跨度问题，我们当下诗人对国外诗歌的阅读已经滞后了大概三十年到四十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读的外国当代诗歌，可能是人家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比较火爆的一些诗歌。而我们的读者对诗歌的阅读，比这个更滞后一百年左右。当说到一个诗歌问题的时候，你从一种诗歌知识出发，而达到听众的诗歌知识储备却是一百年前的。这个现实使得诗人在中国活着成为一件很麻烦的事。

民国范儿当道，现代文学遇冷

今天的主题还涉及到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民国诗人。人们不会认真地、严肃地看待当下诗人，但是提及那些民国时代的诗人（徐志摩、戴望舒等），会无限崇拜和敬重。从1919年到1949年只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当代文学史从1949年开始，到今天已经有60多年的发展，但是这六十多年的积累却不被大家承认，在校园课本中，1919年-1949年的诗人成就被反复地讨论，无限地上纲，而1950年到今天的诗歌，人们不觉得那是知识，因为它是一个进展中的过程。

中国人有一种对知识的崇拜感，但是对于处于进程中的东西往往都会被忽视甚至蔑视。于是大学教育里出现这种情况：六十多年的诗歌永远都追不上49年前的，因为1919年-1949年的诗歌都是“民国范儿”，那些都是民国诗人，所以一旦你说某位当代诗人的成就已经超过了一个民国时代的诗人，立刻就会遭到反对。因为你的诗歌不那么琅琅上口，不能被大众记住。人们记得住的还是譬如“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最是那一低首的温柔”，或者“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等等，大众知道的就是这些。

问题是诗人自己必须往前走，你无法仅仅守着民国时代的那些诗歌，来面对当下中国的问题。每一位诗人需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和生活。比如说，我们今天所面对并不是民国时代的山水，或那样的天空，现在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现在北京，一出门就是雾霾，你还假装天空依然是碧蓝的天空，这实际上是一种“虚伪”。所以作为当代诗人，面对这样的雾霾天，怎么写就是你的问题。

我们一直认为雾霾天、沙尘暴没有诗意的，没法写，可这些的确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对当代诗人来讲，你必须获得处理这样一种生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民国时代的诗人们所不具备的。中国古代的诗人们也根本没有提供给你这样一种写作范式作为参考。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诗人需要面对的，国外的诗人，西方的也好，拉丁美洲、美洲包括非洲的诗人，都需要面对他今天的生活，所以当下的诗人们共通之处，即便每个民族背后的历史文化并不一样。

中国当代诗人在困难中前行

当然各民族文化之间也有区别，近日，我参加“中法诗歌节”的交流，现场，中国诗人和批评家们一个劲地向法国诗人们致敬。20世纪对于法国人的意味和对于中国人的意味还是有点不一样，甚至存在很大不同。法国人用法语写作，法语有法语的传统，中国人用中文写作，中文有自己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就是古汉语，小传统就是使用现代汉语，包括民国以来，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新中国以来已经形成的一套思维方式。这种情况可能跟法国诗人遇到的情况还是不一样。

所以，中国当代的诗人和国际诗人的交流会有一些相似的经验，但是在这种相似的经验中，有我们自己独特的经验，其实这也是当下中国诗人们所要面对的非常根本的一些问题。诗人需要向自己写作的困难负责任，而读者不需要，读者只负责阅读和批评甚至谩骂，说你的诗写得很糟糕，说你已江郎才尽，没什么才华，你赶不上徐志摩……读者不需要为诗歌继续往前走负责任，但是写作的人他得想这个事，所以他会面临无数困难，我先说这么多。

冷铜声

欧阳江河谈“诗歌革命”：

当代诗人面临写作生态困境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就是我们当代诗人面临写作的生态问题。作为写作者，我们所面对的处境与困惑，和读者所面对的中国当代诗歌和古代诗歌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所有读者对诗歌的理解和美学标准以及接受度、个人品位等都不一样。

例如，什么是诗？这个概念被已有的文本所培养和决定的。刚才于坚讲到的新诗，我们都是在所谓民国诗人作品的培养下形成对阅读的品位和标准，以及审美的趣味和立场，更不要说往前推到古汉语的影响。读者所接触的和我们从事诗歌写作的诗人接触到，即便是同样的东西，但也不是一回事。

因为完全从阅读的角度来理解，它就是一个审美对象，一个接受对象，什么叫诗，这就是诗，但是我们当代诗人，我们要从事写作，要怎么把诗歌往前推进，如何让诗歌写作不仅和我们的审美情趣，我们对传统的、资源的理解有一个衔接，同时要把这一个工作向更高处和更深处推进，得有我们的存在。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样一种处境，作为人的处境，我们这个时代产生最深的写作意义上的，思想意义上的联系，成为我们写作两相辉映的立足点。

诗歌革命：创新与传统之间的较量

像古汉语本身的作品，以及古汉语通过旧白话向新白话以及现代白话、现代口语转型的过程中，产生的无数诗歌作品，仅仅依据这样一种关系延伸是不够的，所以诗歌写作需要有创造性。

面对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生存处境、我们的语言以及我们对诗歌的定义这样一种局面，我们和阅读（不仅指普通消费意义上的阅读，甚至也和批评性的阅读，学术性的阅读，翻译性的阅读）存在很大落差——我们可能太激进，太前卫，我们走得太远了，甚至带有破坏性。很多人认为，根据古汉语的经典文学作品和以及民国的经典诗歌培育所得成果，已经成为我们生态，变成诗歌本身的定义。而事实上，我们和“它们”产生了对抗，甚至不太认同的局面。

于是，我们把自己抛入了“非诗歌”、“反诗歌”的境地，这样的写作和阅读，甚至是我刚才讲的学术性、批评性的阅读，它成为我们现在写作的一部分。我们已经习惯这种方式，这是诗歌革命、新诗的革命——可能真的只能用“革命”来命名它——里面有种决绝的感觉，甚至有点绝望的局面。

我们所有人的，关于诗歌的基本的审美和标准，主要由民国诗人和古诗所确立。那么我们当代诗人需要干的事——敢于同整个中国当代诗歌的标准、审美趣味“叫板”，我们把我们的存在、现代性东西、把非诗歌的东西放进来，我们得写雾霾天，我们得写停电，（正好西川也写过，还有刚才于坚也写过好几首非常有名的诗就是停电）。而这些东西在古典诗歌和民国的诗歌里没有参考，我们只能在和现实的对应中摸索，寻找写作的灵感，挑战和力量，寻找这种不可能。

“读者读不懂”的尴尬场面如何破？

自新诗诞生以来，尤其是文革后以及新时期的文学时期，诗歌写作就伴随着来自阅读的质疑和严厉的批评。多年来，民国诗歌（比如徐志摩、戴望舒等）所形成的审美趣味就主宰和制约着我们对诗歌的界定，不仅是“好坏”与否的标准，更是“是”与“非”的界定。在界限内，这就是诗，超出这个界限，就不是诗。朦胧诗出现以后，就出现“懂不懂”的问题，而且这个指控首先是来自诗歌内部，来自一些老诗人的批评，一直持续至今，而且我觉得将会永远持续下去，

除了怎么定义诗歌美学，和阅读环境、阅读生态的慢慢的规定和培养，还有一个原因是现代诗没有绝对的标准。同时，我们不享受古代诗人的那种“特权”。比如说庄子、老子、孔子的作品，难道我们今天就读得懂吗？但是他们有让你读不懂的特权，你敢说他们的作品是垃圾吗？所以，读不懂是你的问题，你的素养不够。而当代诗人并没有这个特权，所以当读者读不懂的时候，就是诗人的责任，不是读者的问题，这里有一种历史处境的吊诡。

关于“读不懂”和怎么对待我们当代诗歌写作的经验，让我们所努力呈现出来的作品和读者之间有更多共鸣，这不仅是写作的问题，更是双方沟通的问题。

天客潇人

学习，思考。

木棉古丽

谢谢老师分享，受益了，遥祝老师夏安，周末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