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摘巴曼的一篇短文:
中国新诗应与古诗词赋及民歌结合
中国古代诗词是华夏民族的瑰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无比灿烂的五千年文明无不与中华古诗词相联系。因此,中华文化和伟大的华夏民族精神即是以古典诗文的形式而流传千古的。我们现在学习古诗词传统文化,应该是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为重要己任才是硬道理。这也是对现今当代中小学生进行课外阅读训练的最为基本的要求,那么,我们在今后和将来的日子里,怎样才能让中小学生们更加高效地学习和把握好古典诗词的精髓呢?
首先,古诗词应以“寻美”为主要线索,现代大诗人郭沫若曾经这样地说过“:没有节奏的便不是诗。”我们作为一个新诗创作者,在传统的中华古典诗词面前我们都应该是一名学生,从“五四运动”前后而产生的,那种有别于古典诗歌的一种崭新语言创作行为,而今我们认为他是“中国新诗”。其实,它只不过是一种从国外引进的“舶来品”。但它是以白话文作为基本语言手段来进行自由体诗歌创作的一种诗歌体裁与体系。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发展史的过程中,应该说在它的身上,即包括了诗、赋、词、曲发及民歌等的创作因素;汲取了中华古典诗歌创作曾经取得很高成就的养分才能真正的算为诗歌。
但到了近现代时期,中华古典诗歌的创作,几乎已经逐渐走向僵化的不协调阶段,那种“陈词滥调滥”的套语形式尤为充斥当今诗坛。随即,出现了太多的“无病呻吟”的种种倾向,让中华民族的美好诗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几乎消声匿迹于华夏文坛。纵观其古典诗歌,它所采用的词汇,与现代口语化创作已经严重脱节开来,那种在其创作的形式之上,以及语言的章法、句式、对仗、用典,和使用平仄韵律等等都已经完全被当代的所谓“诗人“们所摈弃。由此,中华诗歌随即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出现了断代脱节的种种不正常的现象。
中国诗歌进入到现当代,毛泽东同志对于新诗发展最初的设想和构架才是最为正确的理论依据所在。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中国诗歌的出路问题。他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巴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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