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茅草
一、口语写作是语言哲学在诗歌领域里的伟大实践
上世纪60年代,世界哲学领域发生了划时代意义的语言哲学转向事件,诞生了世界级的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海德格尔、摩尔、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塞尔、奎因、克里普克、罗蒂、福柯、巴特、伽达默尔等,都在这一范围。这一哲学转向的重大意义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虚妄和无实际意义的终极关注,而且直接肯定了日常语言在语言系统中的中心位置,从而开辟了实践哲学的空间。而今,这个时代的现实性、人生观念尤其是幸福观的现实感以及关注底层、远离精英的意识、强化草根的意识等思想观念无不为这一哲学潮流所派生。我们知道,关于文学与哲学有两个常识:一是一种文学现象,具体到一种创作方法,往往受到这个时代的哲学或思想潮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就这个时代思想的副产品,比如说唯物论支持下的现实主义文学、意识流支持下的意识流小说和意象派诗歌等等,这些我在《新汉诗的11种类型及其美学特征》一文里已经论述得非常充分,那么口语诗写作它就是这一语言哲学转向支持下的诗歌实践活动;二是文学较之哲学离生活更近,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哲学是社会、生活的理论反映或逻辑反映,从思维发生学说,人类是先有形象思维,然后才有逻辑思维,形象较之逻辑更生活化。那么口语诗不仅是语言哲学在文学领域里的实践的成果,也是这一思想的形象的传播。
二、口语写作是新汉诗全球化的重要标志
口语写作不是哪个天才灵光一现想出来的,也不是哪个庸才闲得无事、闭门造车搞出来的,它是世界诗歌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出现的,既有我们已经谈到的哲学背景,也有它自身的文化继承。稍有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上世纪西方文学史上出现了声势浩大、影响深广的现代主义文学,其中之一的象征派诗歌就是现代主义诗歌领域里的一帜。象征诗歌巨擘艾略特是以经院诗人著称的,他的代表作《荒原》就晦涩难懂。这时候,一个叫威廉斯的诗人走了一条跟艾略特完全相反的路子,这就是口语诗。假如没有语言哲学转向,假如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后工业社会,假如没有互联网开辟的网络新生活,威廉斯的命运也许就是另外一番景象,那么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也用不着费那么多脑筋来攻击口语诗。可是,不知道是历史错了,还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倒楣,到了上世纪70年代,威廉斯的路越走越宽,口语诗风靡世界,直到上世纪80年代,那股风才娓娓地吹到了中国。中国第一首公开发表在《诗刊》上且产生重大影响的诗《尚义等六号》,它的作者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于坚。从此,新汉诗的写作模式以及抒写风格,就与那种直抒胸臆的强烈的主观抒情模式划清了界限,而变得冷静、客观,同时也与那种晦涩、艰深的象征诗、意象诗分道扬镳,而变得通俗、浅显。这是新汉诗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重大选择,也是中国风格的诗歌与世界诗歌的一次极其重大的融合。岂容漠视!
三、口语写作是新汉诗对传统诗歌的本土化继承
全球化的两个维度一是与国际接轨,一是对本土文化的弘扬,前后两者的结合点就是积极与进步。具体到口语写作这个事件上,我们不难发现,口语写作既是世界诗歌发展到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中国诗歌一直以来的传统。从《国风》到《汉乐府》到唐诗里的白居易写作,无不是口语诗写作。看吧:“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国风•硕鼠》);看吧:“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汉乐府•重重行重重》);看吧:“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看吧:“狗强盗,你要问我么:‘枪、弹药,埋在哪儿?’来,我告诉你,‘枪、弹药,统埋在我的心里!’”(田间《坚壁》);看吧:“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藏克家《有的人》),难道这不都是口语写作么?那么今天的口语诗写作它成为了一个流派或现象,是从我们已有的诗写作传统上发展起来的,怎么就不行?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四、口语写作是中国后先锋诗歌发展的伟大开端
《尚义街六号》作为中国第一首产生重大影响的口语诗,它的出现不仅仅是一首诗的公开发表,它结束了中国诗歌的一个时代――先锋主义时代,开启了另一个时代――后先锋主义时代。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前者是知识分子写作,后者是大众化写作;前者是书面语写作,后者是口头语写作。虽说后先锋诗歌里也有陈先发、藏棣、柏桦等学院派,与伊沙、车延高、马丽华等彻底的口语写作相比,他们更多地使用书面语言,但他们的书面语写作已与北岛、顾城他们的书面语写作相去甚远,即使是高举汉诗旗帜以光复中国古诗精神为使命的张执浩、李以亮的语象诗写作,其语言运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口语化。这就是说,口语写作它已经不仅仅是限于它自身的一个体裁行为,而是中国诗坛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后先锋诗歌写作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五、口语写作是所有诗写作中唯一坚持大众立场的写作
我们不能不承认一种写作它如果能坚持一种立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而口语诗名副其实地做到了这一点。前面我们谈到,自上世纪60年代语言哲学转向以来,世界哲学的潮流走向了实践哲学阶段:上帝死了!理性死了!形而上学成了过街老鼠,主体臭名昭著。那些企图主宰世界、妄称把天堂带给人间的20世纪的英雄们,也随着上帝的死去而死去。没有人再相信他们。那么流行的词汇的什么?是大众,是草根,是日常生活,是后现代,是反深度,是平面,是解释,是解构,是超市,是麦当劳,是消费,是互联网,是娱乐,是快餐,是流行音乐……等等。那么,在诗坛是什么与这一种社会潮流和时代时尚接轨?是什么负起了诗坛的这一重大的、时代使命?是口语写作。新汉诗从1920年以来,经历了大约11种不同类型的写作模式,唯有口语诗是最彻底、最坚定的平民化、大众化写作。其余的10种类型,基本上属于知识分子写作,至于象征诗、意象诗就更不用说了,即使于坚、韩东他们主张反精英、反传统、反主流,但他们所写的解构诗、解释诗,依然具有较浓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成份,只有读伊沙、车延高、田禾,才真正闻到油盐酱醋和泥巴的味道。
六、口语写作带来了诗歌领域里的语言革命
我们已经把口语诗使用日常语言或口头语言论述得很清楚了,但还不彻底。彻底的姿态是:《国风》也好,《乐府》也好,杜甫白居易也好,仍然只是向劳动人民和日常生活学习、借鉴、吸收口头语言,最终被用到诗里,依然要经历被诗化的过程,只是与那些艰涩难懂的诗相比它通俗易懂而已。口语诗不仅仅是这样。与传统的口语诗相比,口语诗至少有两大突破:一是语气的使用。请看木棉古丽的《今天脑子不上班》:“五官之间的较量/毫无疑问,那只能定性为内部矛盾/法律与脑的博弈,那才叫命悬一线/而今,眼下的现状有点那个啥/鼠走猫步,虎在噩梦中醒来/最想练就一身爬山虎的脚/好家伙,柔中带刚的北风哗哗地吹/紧张的庶民欢喜得都想拥脚笑了//所以给紧张过头的脑子/制定一套最新方案:表情最好幼稚一些/影子的支架,最好抖落一些铁锈/呼吸系统一律加班,迟到早退一律不行/总而言之,分散无聊,集中呆滞/去没有门票的景点转转/也可以去没有霾的真空进行一下桑拿/这个主意一出炉,我逗得几乎笑不出声来”。这诗中大量地使用说话的语气,在传统诗中是无论如何使不得的,传统诗对口头语言的锤炼有个基本标准:那就是必须诗化,就是说口头语言你必须诗化了才能入诗。所谓诗化就是要有韵味,要上品格。比如“卖碳翁,伐薪烧碳南山中”(白居易《卖碳翁》),所用的词都是在生活中使用的口头语,但进入了诗,你就得符合诗所要表现的主体的情感或意义,你就得在那个诗的韵律、节奏中和谐,绝不能把“毫无疑问”、“有点哪个啥”、“我逗得几乎笑不出声来”一类的完全是生活中的语气带进去。二是俗语、俚语的使用。请看伊沙的《致傻逼》:“今生与诗无缘者/便希望天下无诗/诗人都是吊死鬼/抑或活死人/别自卑/下辈子/请你先当牛做马/下下辈子/让你做诗人”。“傻逼”、“吊死鬼”这都是俗语、俚语一类,在传统诗里绝对不能入诗。可是,伊沙把它们用到这里,恰到好处地讽刺了那些不写现代诗、写不好现代、讥讽现代的人,是不是也包括那些有如此习气的评论者或什么家?这一种尝试,不只是降低了口语入诗的门槛,实质上,就是把所有的口头语都定性为诗歌语言。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哪些语言可以入诗,哪些语言不可以入诗,是有严格界限的。《诗韵合璧》就是树立这一界限的专著。现在,这一本书在口语诗面前是显得多么地捉襟见肘。但依然有人还抱着这一本书来看口语诗,真有一点不合时宜,毕竟要碰一鼻子灰。
口语诗对新汉诗的发展还有一大贡献就是,它以自身的成功实践为其它各种体裁的诗写作提供了口头语言入诗的可能性。尤其是情绪类诗,它本是直抒胸臆诗的变种,而直抒胸臆诗是古诗里的赋发展过来的,我记得我的老师在讲到这一内容时,跟现在的一些评论者一样径渭分明地指出口头语与书面语的差异,可是,现在的情绪诗依然大量地使用口语。在众多情绪诗人中,楚衣是有较深厚的古诗基础的,请看他写的《一个女人的自首》:“很久没有进来了/你的声音,积满灰尘/桃花和月光,正跪在那里/被风吹,被雨淋/满眼的诗,向着忧伤跑去//时间,打上了许多补丁/你精致的情话,摔了一地/在记忆的墙壁上爬着/我的目光,被压成一张照片/很旧,像你的承诺//你离去之后,青春也离去/连泪水也找不到/我想念的巢穴筑在哪里/此刻,我对失眠自首/一个女人,已失足多年”。不能说它没有直抒胸臆诗的那种庄重,更不能说它不美,它美得几乎接近了唐诗宋词,但它却大量地使用了口语,连“很久”、“正跪在那里”、“打上了许多补丁”、“摔了一地”这样的语言都用上了,而且用得恰到好处。可是,它们损害了诗意吗?没有。
七、口语写作使曾经的贵族文学实现了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跨越
前面谈到,新汉诗的11种类型仅有口语诗才是最彻底、最坚定的平民化、大众化写作,说明诗在传统上、主流上就是知识分子写作,而且这种观念在人们的心中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尽管有《国风》、《汉乐府》以及大量的口语诗歌的存在,但依然复盖不了《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的主流地位。这种现象表明:第一,诗歌活动只是少数人的活动;第二,诗歌语言只是少数知识人士用以言志咏怀的表达工具,所以,诗歌应该具有贵族精神,诗歌应该存在于高雅的殿堂。事实上,写诗的人,包括屈原、李白、杜甫等,无一不是潦倒或落魄之人,可是,越是这样的人他越追求高贵雅致,于是就有了屈原的《桔颂》和李白的《将进酒》。在古典主义的语系里,我们暂且保留意见,但在后现代的语系里,我们实在是再难以保持沉默:不觉得这样的所谓高贵雅致过于虚伪么?并无价值甚至是自欺欺人么?如此地要把诗硬留在一个本不属于它的什么贵族领域,是对诗的强奸。口语诗的写作就是对诗的解放。写诗原来并不是什么难事,你想写就写,也不需要什么“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更不需要什么平仄对仗之类,就是我们嘴里的语言,张口就来。从这一点上说,“乌青体”也好,“梨花体”也好,“羊羔体”也好,都有它们的理由,更有受人欢迎的理由,也就是说,它们作为对过去的过于讲究的书呆子写作是一种矫枉过正。近来活跃在诗坛上且荣获了华文大奖的张执浩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说:“目击成诗,脱口而出”,就是这一理念的最好注释。作为一个评论者应该首先看到这一点,然后才去批评,一味地去指责,去否定,以谩骂甚至阻挠的方式去喝止人们读口语诗、写口语诗,真的,有点可笑。在诗歌日益受到经济生活的强烈冲击之时,诗歌写作恰逢网络时代的到来,广大诗歌爱好者以平民的身份来写平民的诗歌、表达平民的情怀有何不好?如果是一个有良心的诗人或诗评者,应该为此感到拍手称快才是,怎么好意思横加喝断?而且还要定罪?
八、口语写作开创了轻松、幽默、戏谑之风格
是的,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带有贵族习气的传统的诗歌,它一直正经危坐,不苟言笑,具有庄严的知识分子情怀,如果写出了“雪压竹枝驮,乌鸦变白鹅。 风吹屁股冷,留待明日屙”的打油诗,则留下千古骂名,也会引得一些人切齿仇恨。可是,时代如果老不变化,诗歌如果老是那样,似乎也不大可能。口语诗的写作突破了这样一个传统,把文学本来就应有的轻松、幽默、戏谑的特质在诗写作上变成了可能。我写过一篇《木棉古丽的黑色幽默》一文,赞扬的就是口语诗的这一特质。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木棉古丽的写作里:“今年的这个春天/有点东拉西扯/似乎被好强的夏季提前点狠了穴位/一束迟暮的光在五月的第一天/倒在了黎明的前头/一切有关色彩的汉字/刻卸掉浓妆 /披麻戴孝//风儿的泪沾饱了儒家的风范/强调疼痛去掉病字旁的重要性/在独幕剧的甬道上重拾冬恋的哑语//五月的五/多么简单的字笔画却如此沉重/这个季节注定不能喜忧参半/我要怎么做才好呢/最起码要把悬吊的心情打包寄走吧/然后用纯得发紫的心情焚香/祭奠同往天国的人/他们在那儿最好能/相互认识”(《简单的一个字,笔画却如此沉重》)。这一种幽默感是书面语写作望尘莫及的,而口语诗的这种幽默感难道不是开创了诗歌美学的一种新的可能性?基于此,我在描述口语诗的美学特质时,把幽默、戏谑、讽刺当做了它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也就是说,口语诗并不把传统的言志、咏怀当作它所擅长的,言志、咏怀还是留给直抒胸臆诗吧,口语诗就是平民大众的诗,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平民大众的轻松的智慧、幽默的情怀和讽刺的才华,不同的诗歌体裁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美学特点,怎能标准错乱,相互否定呢?
九、口语写作创造了自具特色的诗歌体裁
解构诗、解释诗、情绪诗、叙事性诗、散文化诗都是我在总结新汉诗94年发展历程时提出的诗歌体裁,这些不同体裁的提出不是闭门造车,是有大量的写作事实、作者、作品做依据的,从影响和大家接受的程度看,口语诗最为广泛,最具活力。因此,它创造而且丰富了新汉诗的写作方法,同时也为广大诗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表达方法。它作为体裁被喜欢它的诗人使用着,它创造的作品将永远地存在着。不管你接受不接受,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都在那儿了。它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迄今已经持续、活跃了30年,如果它没有生命力,如果它没有深厚的文化、理论背景,如果它不是时代的需要,如果它违背了文学的规律,怎么可能如此持久?那些活生生的口语诗人,那些快炙人口的口语诗作品,任何人都无法把他们从地球上赶跑,至于将来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你可能得意地说:等着瞧;那我也可以得意地说:等着瞧吧!反正我们都活不到那时候,那么我就再告诉你:至少现在我赢了。
十、口语写作大大缩短了接受的距离
说实话,我对理论著作的阅读兴趣明显地超过了对文学阅读兴趣,在网络上的浏览我也属于不勤奋之列,所以,阅读的面不算广。尽管如此,我依然接受到了很多优秀的口语诗。如果你认为我的审美能力不可靠,那么,我愿意和你一起分享,或我请教于你,你看这些诗算不算是优秀之作?
山翠口语诗三首。1,《祸从口出》:“在黄山/我曾吞下一片彩色的云/几年后/它开始在体内燃烧我的年龄/怕惹祸/我一直不敢使劲咳嗽/如果我吐出的是雾霾/蓝天准保不高兴/要是我吐出一条黄河大鲤鱼/河流只会赏我一巴掌浑浊的浪花/我一定不能吐啊/只有我自己知道/一吐,火山就会喷发 ”。2,《你懂的》:“惠说,三月真美/我们旅游去吧/还是呆在家里吧/万一碰上昆明车站的事/惠无语/世界没有听到我们谈话的内容//楼下有人在喊/“磨剪子来,戗菜刀” /有重重的关门的声音回应/然后寂静无声”3,《相思》:“那个男人,他不说话/整夜都在诗行里踱步/一枚豌豆/是他丢失的誓言/被我种在扣眼里/锁住 方向”
还叫悟空口语诗一首。《停尸场》:“还叫悟空/废弃的火车头就停在这儿,一个个唬着脸,好像功臣一样/我知道它们的底细,跑了一辈子也没跑出过中国/有的,甚至没有跑出过满洲里——”
长河岸边口语诗一首。《油菜花》:“油菜的列队,气场十足/冬的口令,一棵棵依次向右看齐//经过一个季节的原地踏步,油菜花开了/稍息,立正,炼就春天的身姿//夏天里的角果,真枪实弹上阵/三面转法,打探田野外的虚实//秋天来了,油菜籽出列/又一支列队,开始报数”
阿慧口语诗一首。《文字游戏》:“我看到有些人被文字俘虏/成为阶下囚,憋疯,或砍头/一些人在指挥文字/用拼音堵住西天的裂缝/抢回青春,飞进诺贝尔的上空/鹰一样滑翔,体会飞的快乐/我按兵不动,不是等死/是不知道“意外和明日谁先到来”/无力派出一卒过河去挽回马航失联的影子/玩在游戏中,输赢注定/享受撕心裂肺的过程/是使出五笔的劲,搬起囊中羞涩的一撇一捺/紧随春的美/怕一下子无影无踪/后悔”
楠方口语诗一首。《秘密花园 》:“ 花要走了/抱了抱墙角的竹芽/ 要乖哦,乖乖的长大/风绕过篱笆,爬上窗前的铃铛/连雨水都呈现出淡淡的蓝//这是一片静寂的园子/原本是一块墓地,没人愿意来这里/朝向园子的窗都被钉死/墓志铭藏在尘土之后/过去与现在,仅一尘之隔//好了,你不必再缄默/我已深感愧疚,从发丝到脚趾/花要走了,去往下一季/带着凋谢的爱情/我还能说什么呢,除了歉意”
朱剑口语诗一首。《磷火》:“ 路经坟场/ 看见磷火闪烁/朋友说,这是/骨头在发光/是不是/每个人的骨头里/ 都有一盏/高贵的灯//许多人屈辱地/活了一辈子/死后。才把灯/点亮”
这些诗,不用我解释了,它们的通俗、明了、轻松、幽默、口语鲜明的特点跃然纸上,想象力是丰富的、奇特的,表达是准确的、深刻的,而且表达思想、表达生活、表达爱情,题材和内容非常广博。虽然如此,但它不晦涩,不艰深,不难懂:这就是口语诗与象征诗、意象诗或者其它诗的不同。这也是它对接受者的一大贡献。它就是大众化的诗,它跟接受者是零距离的,它不需要大学教授来做很多的注解才能读懂。是不是有些大学教授感觉到在口语诗这里失业了,有些失落?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我说过,我的阅读视野有限,也不能以偏概全。我相信,广大诗歌爱好者一定会读到更多、更好的口语诗。尽管我并不认为伊沙的诗、车延高的诗都好,但我不会昧着心抹杀这样一个事实:当我第一次读到他们的诗时,那种简单的、干净的、机智的、幽默的语言和表达令我眼睛一亮,那种写法让我蓦然看到了一个新的天空。
结束语
口语写作有没有副产品?当然有,而且不少,我们从来就不否认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并没有遮丑,但我们与那些攻击甚至否定口语诗的人根本不同:第一,我们把口语诗与口水诗分开,我们不能同意口水诗就是口语诗,现在的一些人列口语诗的罪也好,说它危险也好,把它看成洪水猛兽也好,竟然直接就指口语诗,这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换之以口水诗倒还情有可原;第二,我们把正品和副品分开。跟所有的诗一样,口语诗也有副产品,它的副产品就是口水诗。其实,这又有什么奇怪的?所有的产品都有副产品,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精神的副产品会更多。我们一直奉为中国抒情文之世界经典的唐诗宋词难道是我们看到的全部吗?那么还有我们没有看到的那么多唐诗宋词呢?都是经典吗?而这些经典难道不是在那些副产品的基础上实验出来的吗?是的,它们已经死亡了,我们已经看不到了,那么我们有什么必要去诅咒死亡呢?今日的口水诗到明天就会归于已经死亡了的唐诗宋词一类,按照人类道德习惯,对于做出牺牲的我们应该予以敬意,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对口语写作所出现的副产品多一点宽容呢?非要把副产品说成是整个产品,从而下结论说这是不成功的,是失败的,予以全盘否定,这到是在装傻?还是别有用心?第三,我们不混淆标准,我们把评价的标准与体裁的写作统一起来。诗写作发展到今天,已经远远不是从前景象,即使是从前也存在多种写法,总不能以写景的诗去衡量政治抒情诗吧?总不能以写爱情的诗去衡量哲理诗吧?我们拿《再别康桥》的美,却衡量藏克家的《有的人》,或者反过来,不都不是诗了吗?现在有的人动不动就问:这是诗吗?有的可能确实遇到了非诗是问对了,但更多的是搞不清楚当今诗的多种写法,犯了体裁混淆的毛病,更有甚者,一些人还沉在唐诗宋词的标准里,内心深处总有那种情绪,以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尤其是以古诗的语言来评判当今的诗、口语诗,他们就越看越不顺眼:呵呵,多么苍白啊!多么没有深度啊!说这些有时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真心在评诗,也没有静下心来多阅读、好好地阅读,而只是表明自己的高明和修养。这种思维的方法在中国人不是少数,他们习以为常。不仅在文学,在思想、政治、道德其它领域也是如此。以古非今、厚古薄今似乎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生存方式。第四,我们正视当下,我们活在当下,我们热爱当下,我们与时俱进,我们反传统但不是不尊重传统,我们尤其对一切的新事物、新尝试抱有无比宽容的态度。我们不能接受那种对新汉诗的仇视的心态,竟然堂而皇之地给“口语写作”定下了“十宗罪”,并把口语写作视为一件有危害的事,这是哗众取宠?还是别有用心?这是诗坛的恐怖分子,真的令我们战战兢兢:这写诗也有罪啊!这是什么世道!莫说口语诗功莫大焉,就算是彻底失败了,也不该定罪呀,何况“十宗”啊。怪不得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岌岌可然,原来这些文化人,毕竟是文化人啊,怎么也毫不讲理了?不都是在诗坛上混吗,何以如此相煎何急?为什么不能多一点宽容?犯得着定罪吗?也许你会说这个罪不是法律上的那个罪,只是借用罢了,可是语言意识依然是罪呀,潜意识里依然有恨才有罪字的出现呀。何必让我们看到这样的字眼呢?我们可是胆小者啊。此外,我还不得不提到一个基本常识:千万不要小看大众,不要过于把自己当作精英、权威,你总是说这不是,那不是,动不动就要定罪,其实,凡事只要是大家都去做了,它自然就有它的道理。那么,你看不顺眼你最好是远离这件事,如果不远离,还想动一动嘴皮子,你就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仔细去研究研究其中的道理,而不是一味地去指责它,更不容横蛮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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