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伦理精神，兼谈后语言主义诗学写作
序 章
《湍流》第二辑（2012年卷）已于2013年1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有关野梵首倡的“后语言主义”诗学写作日益被提高到一个意识日程，就后语言主义的精神导向及表达诉求，野梵希望每一位后语言主义成员，及未来可能的后语言主义成员，及关心后语言主义的非后语言主义者都来加以讨论与阐释。按野梵的提法，语言的开放性，亦为后语言主义的一个基本属性。不拒他流，回归语言精神本质，是为后语言主义的一个基本导向。作为民刊的《湍流》的存在，实质上是为探讨语言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语言的场域，一个实验探索、精神化的语言场域，旨在为被世俗生活与极权政治过度消费，以致扭曲、变形、膨胀的语言去蔽，回归语言精神本我，重铸汉语言精神元气。我们将具有如是精神气质、精神品格的语言称为后语言。后语言仍是语言，但它是一种纯正的，具有表意的真实性、精神的批判性、伦理的清洁性的话语存在，保有一种“向死而生的纯粹精神”（野梵《词·新符咒》）。按诗人语，当下这个时代是一个“瓦釜雷鸣，妖孽群舞”的荒魇时代，亦即谎言时代。在这里我们可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谎言还是不是语言？也就是说，是不是具有一切语言本身自有属性的语言？如果不是，那这个时代还有没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就不拥有这个时代，我们就失掉了整个的时代生活。所以，诗人指出，后语言主义诗学写作是“代神立言”（野梵《诗·撕开摩耶之幕》），也是为时代立言，用真实性语言揭示时代的精神气象及生活本质。野梵这样界定诗人：
诗人的目光，即真人的目光一直都是像刀子一样冷冷地扫过诸神与诸魔的面庞，没有什么伪善、邪念与恶行能够躲过诗人的拷问与追查。诗人也会把棱形的刀锋深深地刺进自己内心的污点和盲点。因为诗人不能容忍欺骗之神遮没大地的心灵之镜与事物的真相。因为诗人急于想看见彼岸的真如世界，并渴望重新发明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尺度，另一种爱。因为诗人早已洞明只有撕开现实、历史与人类的虚幕，才能进入真实的创造，才能代神立言。
野梵的这段表述让我想到了林贤治在随笔《东方学，西方学，爱国主义及其他》中所提到的俄国诗人恰达耶夫关于爱国主义的一种表达：请你们相信，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都更爱自己的国家……但是，我的爱国情感与有些人有所不同，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地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的人，我认为，盲目钟情者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我们首先要献身于真理的祖国。在这里，恰达耶夫提出了“真理的祖国”这一言说，实质上是强调了在爱国主义上的人的现代理性。唯有人的理性之爱，亦“自觉的爱国主义”，才是真正的爱国，才能真正对祖国有益。这就对许多打着爱国主义幌子，私底下干着欺世盗名勾当的人以彻底的否定。真正的爱国绝不只是口头上的爱国，绝不只是玩弄文字游戏，口号式的爱国，盲目钟情者的时代已经过去，爱国需要有更为实在的理性的实践与批判。敢于否定批判假的、丑的、恶的，而不一味地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才是真正的爱国，体现在文学上，便是一种去蔽的文学，拒绝谎言，拒绝粉饰，拒绝迎合，它“急于想看见彼岸的真如世界，并渴望重新发明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尺度，另一种爱”，这“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尺度，另一种爱”，我们说，便是我们的真实世界，是我们该拥有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在诗人，亦即真人的语言中存在着。《湍流》一书存在的意义在于，它作为一种语言的场域，为时代的在场提供了一种可能。在这场域里，语言散发着它的本质之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语言主义者们把《湍流》定位为“后语言主义诗学基地”。这种语言作为一种诗学语言，有两重基本含义，这在《后语言主义宣言》（野梵执笔）中有明确表述，其一是自由，其二是诗学。作为一种语言，它在本我的意义上是自由的语言，是诗学的语言。诗学的语言亦即语言的真，即在指称事物与表达批判立场时客观与公允。诚如宇向所言，诗歌被它自身要求，被它自身对“真”的识别和承担人性的不幸与光明的诗性所要求，它与每一个明辨时代黑暗、面向真理和自由、以书写来保留生存与死亡尊严的写作者的人性来协商。（宇向《在一个理想落空的时代谈谈诗歌》）
那么，我们在这里谈论后语言，就不单纯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它暗涉了我们心灵之域的精神走向，它甚至还关涉在极权制度下自由写作的可能性问题。在极权制度下，还有自由写作的空间吗？写作还有写作原初的价值与意义吗？按格拉斯的说法，文学惟有保持与人类苦难记忆的联系，它才是道德的、人性的、人生的；惟有这样，它才可能返回人类的心灵，获得为其他精神创造物所没有的温度和力量。（见林贤治《后奥斯威辛写作》）但是我们说，越是存在处境困厄的境遇下，文学才更加显示它的必要与功能。文学对人类心灵的启示将如黑夜里的明灯，永远高悬于波涛的大海上，给人以精神的启示。而在此之前，我们要做的，首先是作为一个语言的操作者，给予语言应有的修正，以使语言重新回到自由思想表达的功能，完成一次语言的自救，也是人类心灵的自救。
一 语言：来自物质的光谱
海德格尔曾对语言作过深入的剖析与阐释，他有一个见解是：语言只在语言本身才是为语言，语言居于语言对语言本身的言说之中。这一言说道出了语言与我们日常生活话语之间的重大区别。我们日常的话语是被运用的语言，是进入了某种流程的、他物化了的语言，亦即在语言之外附加了其他的功用和信息，语言是作为一种载体被使用，此时的语言不再是语言本身，而是一种言说的工具。语言只居于语言本身之中，而非处于某一流程中被使用着的话语。我们把这种语言可称为元语言，即不在使用中的语言。日常生活话语指向世界的过程，或曰事件的发生，与语言本身无关。实际上，日常话语已摆脱了元语言语义的束缚而在另一重意义的轨道上飞奔。元语言则指向事物本身，指向语言自我，处于一种相对静止永恒的状态中。我们说，只有当语言指向语言本身的时候，语言才是为语言，即语言居于语言自身之中。
比如我们日常的一句问候：你吃过饭了吗？这是话语而不是语言。它指涉某一事件的发生，即“吃晚饭”，而不指涉具体的物象，不指涉人、碗、米饭等具体意象。事实上，只有当语言指涉语言所涉及之物的时候，语言才是为语言。比如我们从“你吃过晚饭了吗？”中析离出诸如“人”“碗”“米饭”等语词，这些语词是为语言。但在“你吃过晚饭”这一世界过程中，语言的本我意义被抛离了。这一抛离使我们日益远离了语言自身，而居于语言之外的另一重世界。事实上是，自语言的诞生起，我们就始终处于对语言自身的抛离之中，我们仅仅是在使用语言，而非寻求语言自身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实用的功能。在日常的语义里，语言仅仅是因被使用而存在，因需要而存在，语言作为一种工具被使用着，作为一种消费品被消费着。但我们说，除此之外语言还有作为语言存在的自身的意义，这也在语言诞生之初就发生了，只是语言自身意义的隐蔽性，让我们更多地忽略了它。但无论是被忽略，或是被使用，被消费，语言都有一种自在的恒定的本质性。正是这种恒定的本质性，使语言一直存在着，命名着世界。为存在者命名，在指向事物的过程中指向自我，这是隐蔽在语言表象作用之下的语言的另一重功用，是语言之真的本质属性。
实际上，在对待语言的认知上一直存在一个严重的误区。由于是人造了语言符号（文字）和语言系统（语法），并一直是人在使用着文字，人便以为语言是人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人创造了语言，语言是人的某种特有功能或属性。但我们考察世界的过程，早在语言生成之前，物质的世界就存在了，人对世界也早有认知。人们对一棵树的形象，对一条河流的形象，早在文字形成之前就已经在脑海里存留。人们对一物的符号指称，只是对该物质特有属性的认定。这一认定在漫长的时光中形成语言。由此我们判定，语言来自物质的光谱，人的意识反应区是对这光谱的接收、反应、判定器。人创制语言符号是对对象物属性的一种确认与判定。所以，语言的最内在恒定的自有属性不是来自人的意志，而是语言指称物的自有属性。物质的属性的恒定带来语言自有属性的恒定。比如我们指称“鱼”，便是指一种用鳃呼吸，在水里游的生物，无论我们在何种语境下使用这一语词，其基本的涵义不发生改变，不被消解。正如我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鱼是鱼本身。这里鱼即指称鱼，而不指称其它。语言的这种自有属性的恒定性为我们命名世界提供了可能。我们为世界创制了一一映射的语言符号系统，世界便在我们的观照中，在我们的认知中。我们对世界本质性把握，便是一种向“真”的接近。而我们说，惟有在“真”的意义上，世界才是诗性的，是可表述的，才具有能指的清晰性。
我们说汉字是音形义的结合，这还不是最确切的说法。这里义即指涉事物，指涉世界。音形是表面的，是作为符号的存在，而义则指涉世界。语言只有当一种符号与世界对应物无缝结合，语言才成为语言。就好比灵魂与形体的关系。灵魂与形体是不可片刻分离的一对组合物。一个符号如果不指向对应物，这个符号就不成之为语言。从这个角度讲，语言是表意符号与世界对应物的重合体，不仅是物质本身由语言符号来表述，事物的意志也由相应的符号系统来表达。比如说“沉重的石头”，“沉重”在这里是为石头的意志。石头是沉重的，这意志阻止它被随意移动，它是沉重的。再比如“锋利的刀刃”。“锋利”是为“刀刃”的意志，这一意志表明刀刃具有对某一事物可能的侵袭性，它锋利，将使某物受损伤。在这里我们强调说，语言的这种表述一定要是“真”的，是由物质本身所释放出来的气息。比如石头，我们不能说“轻盈的石头”，“轻盈”不是石头自身的意志，是我们人主观的错配。这一错配违背事物的内在原理，将被指谬误，有违道德，事物的道德，世界的道德。
语言的这种道德使世界变得庄重。或者反过来说，世界的庄重使语言要讲求道德，使语言具有自我的伦理清洁精神，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写作标准与写作尺度。我们经常说到严肃的写作者，那么何为一个严肃的写作者呢？即在对语言的运用中始终遵循语言的伦理清洁精神，不有违事物的道，不有违世界的道，向语言之真无限靠近的写作者，这样的写作者，通过对语言的把握而把握世界。我们说，语言是来自物质世界的光谱，作家的写作就是以自己心灵的铭感对这世界光谱的析离与判定。在这种写作中，语言得以归于语言本位，即居于世界的本质性之中，居于语言的言说之中。
二 语言有时对意义世界构成遮蔽
以上我们讲语言对物质世界能指的功用，语言为世界命名，使世界得以清晰地呈现，显露出世界的真。这是从语言的自我本性来讲的，亦即元语言。这种元语言运用的都是语言本身的自有属性，即与所指涉物象一一映射的属性。我们用语言命名物质世界，亦即对物质世界属性的把握。但在日常话语，乃至政治话语中，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抛离了语言的本我属性，而在语言的衍生意义上飞奔。衍生意义亦即他者附加于语言的意义，或者说一种期望的语义，一种远景的语义。这种语义的特点是，语言所指示的语义是由我们主观意愿期望发生的，或假想它发生的，而并非对象物实在的情形。当我们使用这种语言表述对象物的时候，语言就对真实的意义世界构成遮蔽。语言的指向让我们看到由语义所指示出来的假象、幻象，而真实的图景却被掩盖于语义的面纱之下，形成一种视觉的，也是逻辑的欺骗。我们把这种语言称之为“非语言”、“假义语言”，与元语言相对。用一个更通俗的词语来表现便是谎言。谎言的存在阻止了语言的实在表达，它就像一道鸿沟，横在了我们（认知主体）与真实世界之间，它误导我们进入一个错误世界，接触幻象，蒙蔽心灵理智。
比如我们说“团结”一词，我们说“他们几兄弟很团结”。“团结”在这里是对兄弟内部关系的指认，团结指称几个个体之间观念一致，利益一致，在道义上、情感上、行动上都结为同盟的关联。但有可能，这里团结只是一种外在的表象，即几个兄弟平静地相处，而他们各个个体之间并不利益一致，观念一致，甚至相左，互相冲突。这样的兄弟从本质上讲是不团结的，但外在表象给人以团结的印象，我们或是出于主观的愿望，或是受主体表现的蒙蔽，或是有意地歪曲事实，遮掩事实的真相，我们称这几兄弟是“团结的”。当我们发出这一判断的时候，词语对意义世界的真相构成遮蔽。词语的表达阻止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而导向幻象世界，错误世界。这一误导的后果是，使我们理性心智在认知世界时失去了正确判断的可能，我们陷入了词语对意义世界命名时的迷茫。
导致语言的遮蔽主要是由于在语言的使用中我们（操作者主体）对词语的错配。而导致这种错配的根置性原因在于我们对世界某种主观的意愿，亦即世界本非如此，但我们意愿着，希望世界如此，于是错配发生。比如说上面的几兄弟，这几兄弟可能是矛盾的割裂的几兄弟，充满了利益争斗的几兄弟，但我们从主观意愿出发，我们希望这几兄弟是团结的、友好的、相亲相爱的，于是，我们在指称这几兄弟的时候，称他们是“团结的”。当我们向他者发出指称“他们几兄弟很团结”这一讯息时，并没有指向意义世界的真实，而是发出了我们的一种主观愿想。这个世界也就不是实存的真如世界，而是存在于我们意识区域的一个幻象世界。他者受这种语言指示性影响，而步入幻象世界，错误世界。
造成语言遮蔽，主要有这样的三种可能：无知之言，小人之言和极权话语。无知之言主要是由于认知主体受知识程度的局限，对事物之真缺乏深刻认知，在未获得本质性认识之前，随意主观地下结论，对事物的真相造成遮蔽。这种遮蔽不是有意识的，属于无意识的行为。而小人之言和极权话语则属于有意识行为，是一种下意识地引导人步入错误世界。小人之言是就个体而言，因为认知主体（小人）道德的缺失，内心中不再有语言的道德，世界的道德，而完全从个人主观意愿出发，褒贬事物，把黑的说成是白的，把白的说成是黑的，导致世界价值意义的混乱，使人陷入认知的迷区，丧失判断的理性，误导世界，也误导他人。极权话语则属于一种集团行为，他通过其他的力量，比如政治的、军事的力量，掌握话语霸权，扼止消灭一种学说，而夸大宣扬一种学说，引导众人向极权思维方向靠拢，以此维护自己的极权利益和极权统治。在这种话语形式下，语言不是以世界真理为标准，而是以极权利益为标准，它对意义的真实世界同样构成遮蔽，而且是一种更广大的遮蔽。常常一种貌似宏大的庄严的世界，恰好不是真理的世界，而是更高的谎言建筑。
以上三种形式虽有体量上的差别，但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就是不管哪种形式的语言遮蔽，它们都违背物质的道，世界的道。世界——可命名的事物——有其自身的道。道即世界的本原性。语言有着天然的与本原世界相契合的伦理精神。语言对世界的表达有自己的律令，要符合真，要引导世界和对世界的认识进入光明区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才是为语言，语言才是与世界存在始终契而为一的。语言恰好不是要对意义世界构成遮蔽，而是使意义世界显现。
三 语言有其自身的伦理精神
但我们说无论语言被怎样使用、消费，都有其恒定不变的根本性语义，这一根本性语义指称世界，指向世界的真。语言的这种自有属性在时间的延缓中不断地自我澄清、净化，使语言复归于世界的大道，是为语言的伦理。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有那些不违背语言之道、世界之道的语言，才是有生命力的，才会长久地存在并指称事物，而背离语言与世界之真契合这一大道的语言，是没有生命力的，是会在时间中死亡的语言。任何的谎言、假言都没有持存的根基，都只可能是一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的自我澄清、明朗，假言的论断与表达（谎言）都会被最终推倒、重建。正如宇向在谈论诗歌时所说，真正的诗歌应具有长久的活力，只要它面向真理，就结盟永恒。（宇向《在一个理想落空的时代谈谈诗歌》）而周亚平也说，诗，唯有逼近当下，才能留得更久。（周亚平《生死不明：被诅咒的诗歌》）以上的言说实质上都指向语言的伦理精神。诗歌的语言是一种伦理度极高的语言，堪称语言的金字塔尖。于坚在《在黑暗中坚守大道——谈最近三十年的诗歌》一文中说，新诗最近三十年一直在努力使汉语从粗糙的、简单的、暴力的语言重新回到丰富的、常识的、能够召唤神灵的语言。亦即从假言、谎言，对意义世界遮蔽的“非语义”性语言，回到明晰的、能指的，命名世界的元语言。简而言之，诗人所作的一切努力，就是修正被世俗消费与极权话语日益破坏、毁损的语言伦理。
语言要求自己是清洁的，语言要求自己在被使用的过程中始终指向它本原意义所指称的事物和事物的意志。语言要求回到世界的本质性中去。语言是存在者之家（海德格尔语），但更是存在者存在之显现，这才是语言之道，也是世界之道。只有合于“道”的语言表达才获具真的力量，获具意义的永恒。实际上，语言有一种无论怎样被使用被消费也不能消解的自有语义，这一不被消解的语义，是为语言的元语义。元语义指称世界稳定结构。认识语言的元语义有助于人类重建内在的心灵结构。对此，宇向给出了这样的描述：新世纪前后，在对这种处境的反省中，人们开始试图用各种方式重建失去的理想和自由，诗人们的写作对现实的介入和重审成为精神建构的方式之一。（宇向《在一个理想落空的时代谈谈诗歌》）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意义的追寻，就是对这种语言的元语义的追寻，对世界之真的追寻，对语言伦理的重建与修复，同时也是对现代人心灵理性的重建与修复。可能唯有诗歌的语言在最高意义上实现了语言的伦理。为什么诗人要写诗？为什么诗人执著于对语言的探求而居于世界的世界性之中？为什么诗人要和这个时代过不去，始终执掌反叛的大旗？为什么诗人在决绝的孤立中，始终“在黑暗中坚守大道”（于坚语）？野梵在《湍流》2012年卷卷首语《词·新符咒》中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其表述如下：
诗人向诗而生的词或向死而生的纯粹精神，已饱经了瓦釜雷鸣、妖孽群舞的时刻。毫无疑问，一种恶与平庸的集合体，我姑且称之为蛊的巨大力量，一直弥散于我们世间的广阔生活，并且一再咬噬着我们普遍变质、异化的内心。正是这样，一种日益零碎、低俗、从众的现实处境，一种加速犬儒化、温室化、耻骨化的文化空心走向正主宰着我们我们的所谓未来。
我们日益聒噪而缺氧的盛世已贫病如此，而蛊的超级伪足还在四处流窜、蔓延。我们新新人类在后后时代到底能够何为？——我们必须严正回答。是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了！是到了杀毒、辟邪、祛蛊的时候了！是到了所有的真人、或诗人拿出内心的勇气与正巫的精神严正招魂的时候了！是到了潜入生活与时代的根部并深入词语的核心拿出新文本，彰显真性灵的时候了！
以上表述强烈而鲜明地召唤着语言伦理精神的回归。语言的伦理同时也是世界的伦理。世界世界着，而不是虚象、幻象、假象，在于这种语言伦理精神的在场。词为词，语言为语言，世界就为世界。一个真理的时代，首先要是一个祛魅的时代，去除一切不伦理的部分，使世界归于明晰、清洁。所以我们说诗人也是真人，是就其语言伦理精神而言的。倘若一个诗人所写之诗在伦理上不那么干净，这首诗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值得怀疑的，要受到世界道义和语言伦理的双重审判。宇向讲“被要求的诗歌”，更精确地说，是“被语言要求的诗歌”，只有在语言的伦理上立得住的诗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诗歌。这是语言的伦理精神对诗歌所提出的首要的也是核心的要求。
四 后语言是一种诗学的语言
在对语言作了如上一些沉思之后，接下来我想对后语言也作一些尝试性探求，虽然这显得是那么棘手与困难，因为任何言说都可能遭遇不曾踏临的沼泽湿地，有可能陷入某片语言的泥潭区。也碰到过有人问我，后语言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我真的是感到一片迷茫，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现在，我仍鼓起勇气，不害怕被人指脸的危险，作一定的尝试。这里我还是要再说说诗学的语言，只有把诗学的语言这一言说辨明了，后语言也就变得纹理清晰了。因为我在这里已经讲了，后语言是一种诗学的语言。
在这里，我首先还要把诗学的语言和诗化的语言两个概念区别一下。我们通常说诗化的语言，是说一种抒情意味较浓的语言，比如我们在表达某种思想的时候，会使用一些意象华美的词句，读起来让人感觉很纯美，很雅趣，就是一种诗化的语言。但我们在这里讲诗学的语言与这种诗化的语言有本质的不同。诗学的语言是一种向世界本质性更深靠拢，更加求真的语言。它在某种程度和意味上拒绝抒情，拒绝人文的美学意识，是一种去诗意化表达。这里我想借用王家新对策兰诗所作的评析来阐释这一说法。王家新说：……策兰的这种努力，在很多意义上，也就是“去人性化”、摆脱西方人文美学传统、重返语言的源头的努力。（王家新《“伟大的嘴仍在歌唱”——从策兰的一首诗谈起》《湍流》2012年卷 第153页）在后面王家新接着写道：……也正是这样的诗，策兰顶住了“美的诗”、“抒情的诗”这类陈腐吁求，坚持实践一种“远艺术”的艺术……现在我们看清了，策兰的这些诗，是一种幸存之诗，也是一种清算之诗，还原之诗，朝向源头之诗。它清算被滥用的语言。它抛开一切装饰和文化上的因袭。它拒绝变得“有味”。（同上《湍流》2012年卷 第156页）在这里，我们说王家新指称策兰的诗歌为朝向源头的诗，是重返语言的源头，实质上也是对语言伦理的建构。策兰一直所致力追求的，就是实现一种诗学的语言，而摒弃诗化的语言，实际上也就是对语言自有意义的世界本原的靠近，对真的靠近。正如策兰的批评者布吕克尔所写道的：策兰的诗歌大多都是由图象构成的……尽管布吕克尔的其他论述我也不认同，但这一点是对的。策兰旨在在语言中还原世界的真实，呈现世界本原的图象。但我们说这一图象并不是对世界简单的勾画，而是经由诗人理智深刻认知之后事物的自在，是本原世界折射出来的物性光谱诗人在语义上的捕捉与表达。在此处，诗人仅仅只是一位理性的旁观者、谛听者、审视者，诗者不是世界的主宰，也非语言的创造。诗者只是在以自身的理解力、洞察力努力进入世界本原的意志。所以，策兰的诗并不散发出迷醉人的气息，但他指引我们进入事物的内部，进入纯粹的语言的道说。他让我们看到、感知到此存的世界及世界的意志。他让我们回到元语言所命名的世界中来。我们把如是的、指向世界的真的语言称为诗学的语言。后语言是这样一种诗学的语言。它“清算被滥用的语言……抛开一切装饰和文化上的因袭……拒绝变得‘有味’……重返语言的源头……”（王家新《“伟大的嘴仍在歌唱”——从策兰的一首诗谈起》）
现在我们明白，后语言的“后”不是指以哪一具体时刻为标准时间的先后，这里的“后”是相对于一种“被滥用”的，被过度消费、消解了的语言的语言。后语言召唤的是对元语言的重构与确认，召唤对世界的再次评估与命名。后语言的这种旨趣需要在未来正典的诗歌写作中去完成。谈到对新诗的期待时于坚有这样的表述：新诗的目标与汉语的整体运动不同，它是通过对现代世界命名重建“大道”，“礼失而求诸野”，再次扮演为文明招魂的祭司角色。（于坚《在黑暗中坚守大道》）而野梵也在《后语言主义宣言》中，对后语言给出了明确界定，原文如下：
首先，我们的后语言主义的理论主张可以从如下概略的复合从句中得到表述：
1充分摄纳历史传统的菁华并从中游离出来，向当代、向现实、向现场渗透。
2全心观照民族政治的危情并从中游离出来，向生命、向主体、向自由渗透。
3努力探究个人命运的讯息并从中游离出来，向自然、向异域、向神性渗透。
接着，我们的后语言主义的精神朝向可以从如下概略的复合从句中得到表述：
1反对文痞坊间展览的风情口水，在语言和现实的冲突中执守生命的伦理。
2反对才子避世俏弄的魅惑闲章，在语言和思想的对接中恢复心灵的激情。
3反对行僧翻晒伪经的吊诡言说，在语言和政治的拮抗中重构存在的本质。
然后，我们的后语言主义的诗学方法也可以从如下概略的复合从句中得到表述：
1穿过语义的假膜潜入逻辑的盲区，在不断的颠覆与修筑中恢复汉语的魔力。
2穿透语法的碱性深入词语的内部，在不断的实验与重构中激活汉语的生机。
3穿越语感的声样锲入感觉的罅隙，在不断的变奏与歌吟中演绎汉语的神韵。
从以上表述中我们不难领悟到，后语言主义所倡导的后语言实质上是一种伦理度极高极纯粹的语言。后语言因摒弃一切吊诡、异化、魅惑、闲适、伪经，重返语言与世界之本原而获得一种纯昂清洁之精神，以此重建被命名的世界，重新莅临语言之真、世界之真、心灵之真。这样的后语言实为一种诗学的语言，在清算被滥用的语言之后，重归世界语言的诗性。对后语言野梵还用“十八反”来进一步明确了其内涵实质，即在政治和个体上——反极权、反宰制、反新闻出版垄断，反阿世、反帮闲、反自甘奴役、反弃权主义、反极欲；在思想和文化上——反腐儒、反恶俗、反实用主义、反商业崇拜、反历史宿命论、反文化帝国论（即反西方中心主义、反大中华主义）；在语言文学上——反平庸、反俚俗、反闲适、反小圈子主义、反伪现代主义。解读这十八反，实质上就是一种清算，清算被滥用的语言，清算以一切不道德之手段与途径对语言造成的毁损，重新恢复语言的表意之功能，命名之功能。“反”也是“返”，反什么，也就会返回向另一种什么。反谎言，就是返归语言之真璞。野梵写道：
我们如此这般坚执的反抗与拒绝姿态绝不表明我们就是一个个赤裸的文化虚无主义者，也不表明我们是无根的反民族主义者，我们的反抗并不遮掩我们对任何优秀人文与文本的无上尊重。我们所有的“反”不只意味着我们对人类普世终极价值的肯定与关怀，更意味着我们对新的文化伦理和文学精神地理的殷殷召唤。我们的“反”理所当然，如果我们始终没有正大的反，我们就无以健康而有效的重建。我们只是反应该反的，反必须反的，反不准许反的，反曾经害怕反的，反忘记反的，反不得不反的。
在我们坚硬的反骨背后，我们不会远离心灵的本源，世界的根据。在一次次警觉的狼顾与血腥的撕咬之后，一个“返”字出现了，在黄昏与黑暗降临以后，我们又要重新回到词语的洞穴，隐修我们的肉体、感性与智慧，保持骨与血的纯粹和饥饿的冲动。这一过程就是返回，折返，返归、复返——真实的源头，本真的居所，不老的童心，真率的性灵，澎湃的旷野，神秘的肉体，神性的据点，无极的心灵。
我们说，语言有一种天性是指向世界之真的，语言本身的伦理拒绝谎言的存在，拒绝一切不清洁性，语言使大道在语言的世界中奔驰，语言引导众神众生回归世界本原的居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的诗性。这里我们所说之诗，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诗歌之诗，这里的诗是指世界之真。靠近真理、真相，也即语言的源头，一首诗性之诗才能是我们所谓的真正的诗歌。或许策兰的诗最大限度的以自己的诗写达成了这一目标。它（德国诗歌）的语言变得更清醒，更事实化了。策兰如是说。它不信任“美丽。”它试图更为真实。如果我们可以从视觉领域多色调的表示中找一个词来比拟其现状，它就是一种“更灰色”的语言；这种语言，甚至在它想以这种方式确立自己的“音乐性”的时候，也和那种处于恐怖的境地却还要多少继续弄出“悦耳的音调”的写作毫无共同之处。这种语言，尽管有其不可剥夺的表达上的复杂性，它要达成的是精确。它不美化，也不促成“诗意”；它命名，它确认，它试图测度被给予的和可能的领域。（策兰语 王家新《“伟大的嘴仍在歌唱”——从策兰的一首诗谈起》《湍流》2012年卷 第152页）
在如是的表述中，我们约略可以窥见了一种诗学的语言，也即后语言的品质特性。尽管我们说完全仿效策兰的诗歌写作是不可能的，但策兰对语言的探寻与建设，却会给我们无尽的启示。
五 后语言要求实现语言的自由与意义之真
如果我们以上所有的言说都是成立的，语言是存在者存在的显现——物性世界内部发出的光谱，语言靠向世界的真，清算了滥用语言的后语言是一种诗学的语言，那么我们将得到两个归结性结论：后语言要求实现语言的自由和意义的真。
首先我们说语言的自由。实际上，自由是使任何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前命题。一个事物是不自由的，那么就还不成之为该事物。比如说一个不自由的人，就还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他只能是囚徒或是奴隶。如果一个人是以囚徒或奴隶的身份存在于这个世界，那这个人就不是我们正常意义上谈论的人。他是非人。他不获具人的资格及基本属性。他只是具有了成为人的可能性。成为人本身还有待他的争取和斗争。同样的，语言也应该是自由的。首要的前提是，在本我的意义上，也即语言的元语义。语言在表达的时候不能背离自我语义。语言不能指向虚无和虚假。语言必须是在保持伦理精神的意义上才是为语言，否则就是我们所说的非语言，假义语言，谎言。假义语言（谎言）形式上仍为语言，但实质上脱离了语言本质的大道，而在一个虚幻的、错误的世界飞奔。那样的语言就不是自由的语言，而是被挟制的，被扭曲的，被讹化的语言。那样的语言已丧失了其指称事物、命名世界的最始原的功用。那么我们说，在此种情况下，语言不成为语言，而是为某种遮蔽物，好比罪恶世界的一袭黑纱。自由语言必须只按自有意义去表现事物，表达世界，呈现世界之真。文学艺术，就是依靠以自由抵抗而抵达未来的。（林贤治《后奥斯威辛写作》）其次是充分。语言在表述世界及世界意志的时候应是充分的，不留有余地，不回环曲折，不畏缩退让。语言应最大限度表现自己所指之物。如是的语言是为自由的语言，就如世界是自由的一般。世界在呈现万物的时候，是饱满充分的，直接呈现事物的一切自有属性，以指称事物、命名世界为始原意义的语言要保有与世界同等的自由。我们说后语言要求这种语言的自由，要求语言在表达世界的时候自有功能最大化，一切都在语言的直指中显露真实。这样的语言就具有了伦理的清洁性，将对陷于悖谬的世界给予纠正。野梵在《后语言主义宣言》中说，后语言主义有两把钥匙，第一把钥匙是要打开自由之门，第二把钥匙是要打开语言之门或诗学之门。其实，这二者合起来就是语言的自由。后语言是指涉一种语言，但不是指涉语言的语法结构，而是指涉语言的精神动向，指涉语言对世界的架构。
接下来我们说说意义的真。几乎所有的严肃写作者现在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被滥用。语言的自有语义日益被抛离，语言被随意用来他指、虚指。语言也遭至了商业化消费时代极权化专制时代的异化。这一切使语言世界乱象丛生，一切价值范式失真，失衡。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谈论语言几乎成为不可能。用宇向的话来说，在这一切的前提下，还有我们不能言说的大背景，我们所能拥有的是极其有限的自由和一个人关上门有所选择的内心自由。（宇向《在一个理想落空的时代谈谈诗歌》）这话说来是颇让人痛心的。实际上，一个人内心自由被日益紧扼的时刻，也即是语言世界崩毁的时刻。语言的被滥用被紧缩已到了它的极限值，世界正面临着它的方向性抉择，重建抑或毁弃。那么面对此种时刻，作为自觉肩负起了某种神圣使命的诗人（亦或真人）何为？野梵在《词·新符咒》中发出了如下的质问：
我们日益聒噪而却氧的盛世已贫病如此，而蛊的超级伪足还在四处流窜、蔓延。我们新新人类在后后时代到底能够何为？
这是一个必须给以应答的质问。那么诗人也给出了如下的回答：
——我们必须严正回答。是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了！是到了杀毒、辟邪、祛蛊的时候了！是到了所有的真人、或诗人拿出内心的勇气与正巫的精神严正招魂的时候了！是到了潜入生活与时代的根部并深入词语的核心拿出新文本，彰显真性灵的时候了！
这一回答是响亮的，严正的，它切中时弊，给予了确切的指向，那就是去寻找发现一个意义真如的世界。我们需要生活在一个真实的正确的世界中，而不能长久地沉溺于一个虚幻的、谬误的世界里。意义的真就是指世界的真实、正确，指真理。于坚指出，在中国语言的运动必然是文化运动，也必然是意义和精神方向的运动。林贤治则强调当代汉语的写作首先必定是祛魅的、求真的写作。真即意义上的真，在对世界的命名中，语言重返语言的源头，重新恢复对世界指称的功能。野梵说，诗人们（真人们）急于想看见彼岸的真如世界，并渴望重新发明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尺度，另一种爱。这“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尺度，另一种爱”，实际上就是本原世界的真实。这一真实就存在于语言的语义世界之中，存在与世界的大道之中，存在与世界的诗性言说之中。
宇向说，新世纪前后，在对这种处境的反省中，人们开始试图用各种方式重建失去的理想与自由，诗人们的写作对现实的介入和重审成为精神建构的方式之一。这种方式不仅仅是社会事件化的，还细节到更日常的生存状况之中，更多的是一种从个体处境出发的人性和诗性在现实和写作上的展开。……诗歌被它自身要求，被它自身对“真”的识别和承担人性的不幸与光明的诗性所要求，它与每一个明辨时代黑暗、面向真理和自由、以书写来保留生存与死亡尊严的写作者的人性来协商。（宇向《在一个理想落空的时代谈谈诗歌》）
在这众多诗人的回响共鸣中，我们已经能倾听到后语言之音。我们看到，“真”是它的灵魂。唯有表达了“真”的语言，才是符合我们心灵结构的，才是符合世界大道本质的，才能实现我们对话语世界的重审与重建。
尾 声
关于诗歌是否能拯救世界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一种回答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尘世和普遍人心的麻木与窳败，这个“各各他”世界目前还没有任何被拯救的真实迹象。另一种回答是“这是可能的，而且必须！”作出这种回答，是缘于一种诗者的勇气和对世界的责任。令人惊讶的不是这两种回答如何相悖，而是这两种回答发自同一个声音，是从同一的语言主体——人——发出来的，由此我们看见当下的这个世界以及与之相关的心灵世界如何深陷于矛盾的处境之中。一方面我们感到的是世界的不可拯救，另一方面是世界必须要被拯救，由此我们看到人这一语言主体，亦精神主体对语言世界的承载与担当。实际上是，无论这个世界或我们自己最终能否被拯救，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都可以去有效地回应自己和世界，在语言的道义上践行自己内心的法则，也是世界的法则。这实际上是对话语世界的一种重构与建设。诗者即是这种话语世界重构与建设的建设者。诗者不仅保有对艺术领域探求的权利，同时还兼有对意义世界求真的历史责任。诗歌能否拯救世界暂且不论，但它首先要给予这个病肓的世界以穿刺和治疗。这就对以诗来表达世界的诗人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必须首先要有社会公民意识。只有一个真正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人，他才能在执掌语言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在世界的真实的范畴与尺度之内，才能保有语言的伦理清洁精神。这一公民意识也就是世界最高的人的意识。一个诗者首先要在内心中建立起世界的道德规范、语言的道德规范，然后他才可能开始言说，开始表达，他才能居于世界的诗性之中，使世界的诗性显现。一个真正的诗人他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有立场的，有观点的，有判别的。一个真正的诗人首先应是一位世界公民。一个诗人应首先是一位道德的监察者，正义的守护者，良心的同盟人，然后他才是一位诗人，真正的诗人。这样的诗人的写作也将直指社会的良心，揭示世界的真相，这样的写作才能被我们称为有效的写作。我们姑且称这样的写作为后语言主义写作。后语言主义写作倡导的语言的道义对谬误世界提出质问与审判，对真实的意义世界进行追索与寻找，在诗学的意义上架构起现代人的心灵宏领域、新穹顶。后语言主义不应是一个流派，更不是一个文学写作团体，而是一种写作导向，语言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它应是所有未来写作者的一种精神价值取向，一个里程碑式的方向标，在当前价值失范、语言淆乱的世界，为所有诗写者指出一种未来的可能。当然这一切到目前为止，都仅仅还只是一个意愿，美好的意愿。一切都还刚刚开始，就像这个春天，一切都还有待真诗人开拓，建设。
2013-3-21
注：于坚、周亚平、宇向文字来源于《长江文艺》2013年第2期“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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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27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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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0 2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