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听一个诗友说，他去鲁迅文学院参加一个诗歌笔会，也就是那种为赚钱的笔会，来者不拒。有个19岁的女孩，有几分姿色，写点爱情诗歌，从没在诗歌刊物发表过作品，诗刊寇主任竟在会上宣布，看了参加笔会的诗歌爱好者的稿子，确定她入选青春诗会，全场震惊。这女孩上了青春诗会后就不见其在诗歌与文学刊物上发作品，便蒸发了。还听说一位来自农村的诗歌青年，写点庄稼植物比喻与乡村生活表象诗歌，参加笔会没钱，又赖着不走，被主办方的人打了几下，于是他到领导那里，大评论家那里，人民文学编辑部去哭诉，人民文学编辑很是同情，给他发了一组，意思是给他点路费回家，也就因人民文学发了组诗，便参加了青春诗会.
也有省里报刊的编辑告诉我，某某某是通过什么专员的关系上的青春诗会，某某某是有钱，专门舔编辑与名家的屁股。以前在诗歌论坛上，有不少帖子抨击青春诗会的作品，说青春诗会一年不如一年，看了那些平庸的作品就想吐。十年前，诗刊有个中年编辑，正派善良，看不惯某些人的行为，看不惯那些关系稿，他与我说了心中的苦闷与失望，他看中的好稿子也常常被主编压，有些组诗到终审只剩一两首，后面他也没兴趣编稿子了，回家去了，十年后来诗刊办理退休手续。
有次青春诗会在我所在的城市举办，我陪同喝酒游玩，也给学员看看稿子。一天晚上，我与几个诗人吃完夜宵已经是夜里11点了，酒喝多了，不想睡觉，就去找诗刊上半月刊编辑聊天，我们敲开房门，某某某看见我们进来就有点尴尬，我看见里面有个女诗人，背对我们坐在桌前，也没敢回头看我们。我想，如果是修改稿子，要不两人都坐床上，要不一人坐床上，一人面对床铺坐椅子上，因为只有一张椅子，她不可能背对床铺与房门坐着，必然是在听到敲门声时做了位置的变动，我笑笑，说不打扰了，我们便退出了房间。于是我们又敲一个编辑某某的房门，进去后又是一样风景，又一个女诗人背对我们坐着，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了，罢了罢了，回房间睡觉。
去年网上聊天，有两个发表过不少作品，有些名气的诗人说，自己几次投稿青春诗会都石沉大海，看了青春诗会专集的作品，感觉也不怎样，有的如儿童诗歌。我说，自然投稿青春诗会那是浪费精力与表情，青春诗会不是名家推荐的人，就是编辑圈定的人。参加青春诗会的人多为初级水准，有的甚至是30年前的文革类劳动赞美。博客上写诗歌的人，超过青春诗会水准的就不少，比如梦石，连作品都没发过，比诗刊上大版发的名诗人作品就要好多了。而一流博客诗人，超过一期青春诗会的作品总合的两个档次。难怪有一些爱好诗歌的大学生说，在图书馆看了几年人民文学与诗刊，找不到一首自己喜欢的诗歌。
商震在人民文学当副主编的时候，下半身大款诗人获得了人民文学奖，不知道他会将青春诗会开成什么会？有些顶级优秀诗人说，他当诗刊主编，我们不投稿青春诗会，随他们怎么玩去，反正没有好作品，天下诗人读者不买账。
百名作家必须深刻反省
中华亲爱家 于 2012-5-28 13:06:2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原创评论
连日来，各大网站的网友，都在关注一事，即百名作家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然后由某出版社汇编成书；每位参加抄写的作家，各得一千大元，作为参与抄写的回报。据称，这100位抄录者，既有曾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耄耋老人，如贺敬之、玛拉沁夫、王昆、周巍峙等；也有〝文革〞后才得以脱颖而出的中年作家，如铁凝、莫言、二月河、唐浩明等。令人吃惊是的，写过《一百人的十年》、以批判文革而得到许多读者尊敬的冯骥才，写过许多哲学随笔、曾经耳闻目睹过文革给他的老师和同学带来不人道待遇的周国平，也在抄写讲话之列。
已经好多年，没有人提及延安讲话。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延安讲话是在阶级斗争年代中发表的，不可避免有其时代局限性，过于强调文艺的宣传作用，忽视文艺的独立性，过于强调文艺的阶级性一面，忽视文艺在维护人性上所起的作用。不利于文艺事业的繁荣昌盛。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延安文艺讲话，由于其存在的局限性，在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极左人物的文艺纲领，压制和迫害文艺界人士，打击文艺创作自由，使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沦落到万马齐喑的局面。
作家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己要热爱真善美，坚持正义和良知，有独立人格，不为权贵和金钱所俘虏。同时，也要努力在他们的创作中，体现出对真善美的热爱，体现出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勇于揭露踏人的价值与尊严的行为，勇于歌颂那些为捍卫真理、捍卫人的价值、捍卫公义的仁人志士。
但这次百名作家抄写延安讲话，实在是不应该做的事！他们难道不知道文革的危害？他们难道不知道，延安讲话的许多内容，与文艺创作规律，相差甚大？他们难道不知道，过去若干年，极左多次兴风作浪，使国家惨受其害，而百家作家共同抄写延安讲话，在某种意义上说，显然是给极左推波助澜？他们难道忘记了，他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有一些创作自由，与其说是极左给他们带来的，不如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极左，给他们带来的？
糊涂啊糊涂！堂堂作家，其判断力和道德境界，应该高出普通国民许多，怎么干出如何糊涂之事？他们如何向信任他们的读者交代？他们如何向在一次次极左中，遭到迫害的文艺界前辈交代？他们如何向他们自己的良心交代？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不参与抄写延安讲话，虽然也会在政治或经济利益上有所损失，但他们的处境，也决不会像文革那个时代那样，那样悲惨？他们知道不知道，以后他们走到大街小道时，或者出现在讲堂、为年轻人举行讲座时，他们所面对的，将不再是尊敬的眼光，而是一双双蔑视的眼光，说你们不过是一个个丧失了独立人格的文化侏儒？他们知不知道，历史必然会写下这一笔，说：这个作家，还有那位作家，在某一天，仅仅为了一千元，而出卖了自己的人格，出卖了做人的良知，做了他们所不应该做的事？
两位作家，一位姓叶，一位姓周，已经发表文章，承认自己糊涂。姓叶的作家，不乏对自己参加这件事的嘲笑。姓周的作家，不乏对自己参加这件事的辩护。无论姓叶，还是姓周，他们对这件事的恶劣性，都认识不够。
还有九十八位作家，在事情被网络曝光一周以来，却一直保持沉默，既没有向公众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没有为自己参与这类活动辩护。
为了在一次次极左中遭到迫害的文艺前辈，为了读者对他们一直以来的信任，为了曾经以他们为骄傲的许多亲人朋友，为了中国今后岁月文学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更为了他们自己的良知，这百名作家，必须对自己的可耻行为，作出深刻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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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1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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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1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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