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们没有想到要吃炒面,起初我们只是喝茶。三联书店挂满旧画和木雕的大堂里,每晚必到的那么几个人,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后来也不知是谁偶尔说起了他,一个许多年前心高气傲的先锋诗人,现在在市中心公园门口的食摊上卖炒面。这听起来当然是个不怎么令人愉快的消息,至少我发现一段时间内大家都默不作声。后来到底还是好奇心占了上风,我们打算乘兴去拜访他,顺便在他摊位上吃盘炒面充当夜宵,以示对他从事经济工作的支持。虽说在眼下时代诗歌已如白头宫女唇边的开元天宝旧事,但一个诗人的炒面,毕竟还不能让人完全无动于衷。 那天座中有一位正好是新上任的文艺部门的头头,我在向他介绍了这位诗人的创作以及生活状况后,特别强调了此人的才气。记得当时我还举了金庸小说里的绵里针陆菲青,衡山派掌门莫大先生等例子,说明真正的高人总爱隐于市肆之中,深藏不露什么的。而我们的领导当然也喜欢礼贤下士,再说也经不住我们的一再鼓动,于是欣然答应一同前往。当时大约已是深夜十二点左右,一行人付账出门,兴致勃勃,浩浩荡荡向诗人赖以为生的食摊杀将而去。
路上我回忆了个人与他为数不多的几次交往,记得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天晚上我埋头写作,忽有一人撩开门帘扬长而入,与我大谈了一通艾略特与非非主义理论,并指出我作品中存在的危险的媚俗倾向,而他的诗因为是写给下一代人看的,因此不为编辑和读者接受也就理所当然。我唯唯诺诺,自觉受益匪浅。后来他走了,后来他在单位辞职了,后来听说他自费去全国考察,半路钱用光只好回来了。1988年东北的邵春光来湖州看我时,他已是一名熟练的三轮车夫。于是我们隐隐以东北诗坛盟主自居的邵大侠客湖期间风光的交通用具,就是他的那辆吱吱咯咯的破车。再后来他还干过屠宰,家具售货员,副食小店店主等,直到现在的炒面摊老板。是的,他从事过的职业固然如他当初对诗歌形式的探索那样让人眼花缭乱,但他对生活的热爱,也像他的诗歌精神那样一直没有改变。
美食街在路灯下呈现出商品社会所特有的生动与活力,也没费上多少周折,我们就找到了正在喷吐火舌的炉灶边忙个不停的诗人。他当然对他昔日文坛朋友的突然造访感到吃惊,但也只是短短的一瞬。当我用略带几分夸张的语调告诉他,我们新上任的文联主席特意来拜访他时,他的反应竟然只是淡淡一笑,说:“这个现在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说话间将锅中炒面翻身、浇油、起锅,装盘,动作熟练得就如将写好的诗稿装入信封,贴上邮票封讫寄出。夜色中的街心公园在他身边像一张巨大的美丽的稿笺,他用锅勺在上面写作。对面是新建的优雅的市图书馆,他本该在那里有一个固定的位置。而现在,他那原先打算拍拍诺贝尔老头肩膀的手,却不得不长久地浸在水里,像翻动书页一样清洗着一大把青菜。 我们颇有几分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好,直到我们的领导同志不露声色招呼我们坐下来吃炒面时才如释重负。看来领导到底是领导,在等待与闲聊的过程中,我记起他以前一首很有名的诗,满纸写的都是绿字,密密麻麻有好几百个,就中间部分填有十来个黑字,而这时邻桌刚巧端上一盘青菜香菇。此情此景,我心中的苦涩与感伤,一瞬间真是难以形容。好在这时面条已送了上来,我们匆匆吃罢,起身告别。商业是严峻的,诗人毫不犹豫接过我们手中的大额纸币,在边角捏了捏,又仔细验过水印,这才收下找回零钱。一连串沉着的动作,把我们中间曾推测他要客气一番的那位看得目瞪口呆。而我却由衷地为他的成熟感到高兴——既为他路灯下收入菲薄的炒面摊,也为他将来或许会东山再起的现实的诗歌。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到他夜摊上去品尝他的炒面,而我这篇深情而无力的文字,算是为他和他的炒面摊所做的小小广告。
柯平 1956年12月出生于浙江湖州,祖籍宁波奉化,诗人、学者、湖州师范学院教授。曾获《萌芽》创作奖、《人民文学》散文奖、《青年文学》散文奖、首届中国艾青诗歌节“茶花杯”诗歌大奖等。著有长诗《文化浙江》、《历史与风景》等。从事明清文学研究多年。出版专著有《阴阳脸——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生态考察》、《都是性灵食色:明清文人生活考》、《明清文人生活考》、《素食者言》、《大话荤食:柯平与李渔的对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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