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刘斌 于 2014-8-1 09:33 编辑
当下诗坛状况的分析与展望
当下诗坛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诗歌阵地多样化，初步出现了相互融合、互补共生的局面。官刊与民刊、地方刊物和企业刊物、纸质刊物与网络刊物等等，各自发挥着各自的优势，有相互间有交融有互补。比如，像《诗刊》《星星》《诗选刊》等刊物，已经相当自觉地有计划和制度地安排，成规模地从网络和民刊上选发诗歌作品，吸取民间草根的智慧与营养，增加其自身的活力与人气；而一些民刊或者网络诗刊也组织参与对当下诗歌创作的评比、讨论甚至诗歌排行等等活动，有效地实现着对当下诗歌创作生态的平衡与调节。这个多样化的趋势是好的。任何一个对诗歌创作抱真诚期望与真爱的人，都应希望看到我们的诗歌创作体制化的壁垒越来越弱，创作环境越来越自由平等的局面。这也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文学艺术事业真正实现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这也可以使得更多的诗歌天才得以脱颖而出。（二）诗人队伍整体实力强，整容大，梯队分布更加明显，特点更加鲜明，互补性与共振性更强。就我个人的看法，目前诗坛依然以60年代诗人为中坚力量。当然，向上稍微辐射到50年代少数诗人，如于坚等，向下延伸至70年代少数诗人，如朵渔、黄礼孩等。这批人是目前诗坛的主力。像出现这样庞大整齐而高水平的诗歌队伍，在现当代诗歌史上还是罕见的。
但不容回避的是，当下的诗歌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一）去知识化，反抒情，反崇高与后现代思潮
当下诗歌的审美标准是诗歌审美的主流是世俗性、及物性、叙事性、口语化。这是对早先那种高蹈的、抽象的、形而上的、矫情虚饰的、过分依赖意象与隐喻诗歌的一种反拨，是崇尚质朴本我、生命真实与返璞归真的诗学思潮。但是，这样的一种审美标准现在常常是走向了一种极端，那就是去知识化和反抒情。反知识玄虚，反唯本本主义，反对西方诗歌资源的过度依赖，这些无疑是对的。但是，现在有些诗人一提到文人、理想、价值等抽象的或者是一些所谓的大词，甚至一提到爱、正义等等理念，就不受待见，就招人讥刺甚至被骂“装B”等等。我们翻开诗歌刊物，满眼都是对庸常人生的口语叙述，诗人躲抒情唯恐不及。诗歌应有的神性召唤与生命启迪没有了，诗歌缺乏对主体真实的观照与表达，没有精神的昂扬和超拔，没有多姿多彩、魅力无限的存在的灵动显现与对心灵无限深度的探寻与窥测等等，这显然是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在美学原则上，后现代主义主张反价值、反意义、反本质、反中心、反英雄、反崇高，还原凡夫俗子、平民百姓吃、喝、拉、撒、性、玩、乐的生存本相。在美学表现上，后现代主义文学主张平面化、无深度、抽空主体的冷态叙事和零度抒情，追求客观还原的日常生活琐碎、无聊、庸常、世俗的“原生”“本真”效果；具体到语言运用和技艺策略，则集中、典型地表现为反意象和口语化。上世纪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后现代诗歌写作是有着现实的积极的一面和历史的合理性的。但在中国的当下，后现代思潮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美学思潮。它还受到权势集团与商业暴力有意无意地合力地支撑和利用。由于我国当下的法制建设和法制改革受到极左势力和权势集团的制约与阻滞，公平正义规范的法律精神和原则一直得不到很好的伸张和维护。而商业暴力一方面依赖权势集团，实施原始积累的大肆掠夺，一方面极力主张单向度的消费文明，磨蚀和消解人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把人引向游戏、娱乐、消费、媚俗的市场大合唱。在这样的形势下，后现代思潮对诗歌的影响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的。著名学者王岳川先生就指出：“当‘诗’不能给人以生命的启迪和唤醒，或‘诗’逃离了直面苦难并拒绝苦难，而只以大众文化包装过的软语、柔甜的耳畔私语或无所追求的粗野放纵，去征服漠视深度、玩味平面的读者，则无疑是诗之悲。这种缺乏‘当代性’的历史本质的无生命之‘诗’，是怎样的一种诗的贫血症！”（王岳川《世纪末诗人之死的文化征候分析》《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489页）难道人不是文化意义上的人吗？难道知识不是人的知识吗？难道珍惜情感和表达情感不是人的本质要求吗？难道崇高不是人的质量标杆和意义依据之一吗？如果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的诗歌写作有什么理由对这些进行回避、漠视、调侃乃至拒绝和敌视呢？
（二）诗歌介入与功利主义写作
作为当下诗歌写作的世俗性、及物性、叙事性的一种常见写作类型，是介入诗歌。所谓的介入是萨特提出的。萨特说：“文学不是消遣，也不是免费的游戏，对于选择了写作的人来说，同自己所面对的世界和现实作斗争，而且他有责任为所处的时代作见证，将内容和形式转化成物质和精神需求。”（但萨特在另一些场合又主张诗歌不在介入文学之列）我国诗歌历来有介入的传统。比如最早强调的诗歌的“兴观群怨”，比如白居易的“歌诗合为事而作.”以及“裨补时阙”等等。但是，由于多年来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强调以正面宣传为主等政策的规约，使得我们的诗人写作反而陷入两难。不介入吧，是脱离现实和大众，违背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意志；介入吧，又要求唱高调，以正面宣传为主，作粉饰文章。这样的局面到今天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转变。官方诗歌刊物在选稿编发上实际上是有着杠杠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真诚写作的诗人在，有真面现实勇敢介入的诗人在。第十七届柔刚诗歌奖就分别授予了写介入诗歌的白桦（代表作《从秋瑾到林昭》等）沈苇（获奖作品《安魂曲》）唐不遇（获奖作品《我的缰绳拴在你的耻骨上》）关于介入诗歌，诗人王家新在《没有英雄的诗》中这样说道：“没有必要去提倡什么‘介入’，因为我们就身在其中。我们所做的，是正视它，并尽可能地以一种艺术家的良知来承担它。”他又说：“‘诗的见证’不是要去充当一个时代的‘代言人’，而是通过这种见证，诗人把自己纳入到时代的具体遭遇中讲话。”所以，米沃什说：“不是我们目睹了诗歌，而是诗歌目睹了我们。”从诗歌本体论的角度来看，诗歌“技艺”的维度不仅涉及到了诗歌表达的丰富整全与否——“怎么写”，其实更涉及到了诗歌表达的主题方面——“写什么”。换句话来说，诗歌的社会政治历史维度同样也要介入对诗歌“技艺”的探讨中来，这也是避免“诗艺”仅仅堕落为修辞技巧，或将风格理解为一种可操作的语言程序的唯一方式。（参见余旸《“技艺”的当代政治性维度》）现在的问题是，介入诗歌深陷功利主义的漩涡。一方面，反对介入诗歌的人认为诗歌介入不起作用，诗歌是“无用的”。他们举例说，二次大战后，诗人奥登就说过，世上所有诗歌加在一起，也无法拯救一个煤气室里的犹太人。这是指斥诗歌无用。难道诗歌真的无用吗？同样是二次大战，苏联诗人瓦•列别杰夫-库马契怀着痛苦和愤怒的心情写下了著名的诗篇《神圣的战争》激励着千千万万的苏联人勇敢地投入到反法西斯战争中去，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样是在二次大战时期，在波兰的帕兰密斯集中营里，数百名被囚禁的犯人，遭受着非人的折磨。一名意大利军官，冒着风险珍藏着一本诗集。每个清晨，他打开这本书，朗诵其中的一首诗，同室的难友们——工人、医生、工程师和素来不爱读诗的律师——纷纷围拢来，静静地谛听，眼眶里止不住流淌下思念祖国和亲人的泪水。这本诗集就是意大利著名诗人、诺贝尔获奖者夸西莫多的诗集。（见夸西莫多《水与土》吕同六译，漓江出版社2001年4月版）再扩大一点来说，诗歌几乎可以说参与了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文化建设和民族精神的养育。试想一下，人类没有诗歌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这样的巨大的作用，怎么可以说诗歌是无用的呢？这样的从“诗歌无用论”角度理解诗歌恰恰是极端功利主义的，实际上正是反诗歌的和伪诗歌的理论。另一种极端功利主义则是看到诸如“打工诗歌”或者一些写底层的叙事诗歌受刊物青睐，大写特写一些所谓的介入诗歌。没有对现实的深刻体验，没有对当下政治经济生活的研究和剖析，没有对商业文明与集权政治的认识和批判，更没有真实的创作冲动，而是模仿写作跟风写作，使得介入诗歌陷入一种庸俗的社会学写作甚至流入一种伪介入写作。既亵渎了诗歌艺术，也玩弄了诗歌读者，更欺骗了自己的诗歌写作。更有甚者，由于这样的功利主义的影响，一些诗人不是扎实地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和写作技巧，不是潜心观察研究剖析以穿越现实，拥有独特的诗歌言说资源和力量，而是投机取巧，照猫画虎，假慈悲、虚怜悯，写一些无病呻吟的所谓介入诗歌，这样的写作只能使得自己离真实的诗歌介入越来越远，甚至背道而驰，而使当下诗坛出现了大量的粗制滥造雷同化的伪介入诗歌。
（三）乡土经验与诗歌同质化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历史又特别长，农耕文化特别丰富、深厚，血缘宗法观念影响极其深远。这些都决定着中国古代乡土诗歌特别发达，中国古代诗歌中对乡土经验的叙事几乎可以说是占主要的地位。在当下的诗坛，乡土经验的叙写依然是占着很重的比例，各大诗歌刊物中写乡土的诗歌也是很多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新世纪十年，我们的乡土诗歌写作并没有大的突破。尽管这些诗歌都具有着一定的水准，写作技艺上已经圆熟，但有新意的的，具有对当下乡土经验有穿透力的、具有着新颖开拓的想象力的好作品不多，缺乏那种来自乡土自身的生命质感，人们感受不到那种乡土的神性与启示，唤醒与警觉。相反，呈现出一种趋同，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诗歌写作的复制。最近，著名诗歌评论家霍俊明先生对由诗刊社编选的“2011年诗歌年选”进行分析，指出了一个现象。一本诗歌年选中写乡土的就有35首诗歌。他对此发出疑问：“这么多在谱系学上相近的诗歌文本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而这些‘同质性’诗歌又是来自于国内那么多的期刊这有说明了什么问题？”诗刊社这本诗歌年选是从全国40多家期刊杂志中编选出来的。应该说是相当说明问题的。霍俊明进一步指出，这种诗歌同质化的背后是“阅读的同质化，趣味的同质化，写作的同质化。”在我以为，这种同质化更是反映了诗歌写作心态的功利与浮躁，写作准备的仓促与浅薄，究其更深的根源则是我们的诗人对当下的乡土缺乏发自心灵的关切与守护，也就没有深入认真的研究和考察，更不会有怀有深情的倾听与对话。所以，我们的诗人就不会有荷尔德林那样抒写出对乡土的领悟与虔敬，也不会有泰戈尔那样传达出乡土的神启与召唤。而这样的同质化的写作造成的影响则是使得当下诗歌写作生态趋于板滞与干涸，缺乏生气与灵动，造成诗人创作冲动表层化，写作精神懈怠，从而出现大面积的复制化写作。霍俊明同时指出：“在诗歌中，我们不仅要看到一个生命的历史以及想象，还应感受到一个人的血肉、骨架、呼吸和灵魂。”我以为他的说法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乡土书写不是不可以写，而是我们的诗人要避免“虚假的乡土写作”、“没有难度的乡土写作”和“雷同的乡土写作”。要知道，我们的乡土已经变了。很多地方的乡土已经沦丧了，无论是现实的还是精神层面的，都是如此。我们不仅没基本改变乡土积弱积贫、乡土的文化荒漠，我们甚至连中国乡土原有的精神和气质也异化和瓦解了。有志于写乡土的诗人就应该重新认识我们的乡土，研究考察分析解剖穿越当下乡土，真正了解、关爱、忧思我们的乡土，真正写出自己独特的面向乡土之思。
（四）都市叙事与空间诗学想象[/b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诗是源自西方的。美国当代学者威廉•巴特雷先生认为：波德莱尔是“我们所谓‘现代诗’的发起人和先驱者。他还是第一个城市诗人，因为在他之前的其他人都市乡村诗人。”照本雅明的说法，波德莱尔是都市里的“拾垃圾者”和“暗探”。整个西方20世纪现代文学实际上是一种城市的艺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比较优秀的都市诗人，如李金发、戴望舒、穆旦、袁可嘉、卞之琳等。当代一些先锋诗人也是很好的城市诗人。像早年的北岛、梁小斌。后来的陈东东、韩东、何房子、余怒、格式的一些诗歌，近些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我国城镇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也由于口语化叙述性诗歌美学的一度兴盛，再加上打工诗歌和底层写作一度受追捧，诗坛都市叙事的诗歌渐趋火热。这些诗歌专注于都市日常的感悟和描述，或借某一都市生活场景抒发感慨，或对某一日常生活事件表达观点，或对都市人异化加以批判，或因自身居于都市产生的疏离感与孤独感萌生乡愁，如此等等。城市诗陡然繁盛起来。但从我们的阅读来说，平心而论，好的城市诗实在太少。城市诗仅仅如实记录城市里的事情显然是太不够了。遗憾的是，也不知是受到口语化叙述化写作时尚的影响，还是追求及物写作，追求世俗性的效果使然，总之，现在很多城市诗变成了城市生活日记。一首城市诗歌怎么可能没有空间诗学想象呢？而我们现在的都市诗歌缺乏的就是空间诗学想象，缺乏形而上的理性追问和重建存在的理论力度。什么是城市？法国建筑学大师柯比意在其名著《都市学》中指出，都市“它是人类对于自然地操控。它是人类对抗自然的行为，一种庇护与劳动的人的组织机构。它是一种创作。”美国都市规划与建筑大师林区指出：“城市可以看做是一个故事、一个反映人群关系的图示、一个整体和分散并存的空间、一个物质作用的领域、一个相关决策的系列，或一个充满矛盾的领域。”法国哲学家巴什拉更指出：城市作为被人拥有的空间，“不仅有实证方面的保护价值，还有与此相连的想象的价值，而后者很快就成为主导价值。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的，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的。”我引用这些话就是要提醒我们的诗人，所谓的城市是有着怎样的历史纵深感和人文丰厚性，又有着怎样丰富的生命故事和生存可能，还有着当下情景的无比鲜活与隐藏着的幽暗与暧昧、无限伸展的开放姿态与多重皱褶的个我隐私与神秘……诗人正是要运用自己的丰富想象力，在语言上重建自己的都市，同时又重建这座都市的风情与传说、诗意与魅力、离别与浪漫……而上述的空间诗学想象的缺乏，究其原因，一是我们的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建设本来历史就短，而且很缺乏现代城市健康的商业文明和高水平的城市管理，缺乏城市对市民的细致呵护与很好滋养，缺乏城市文化的高贵气息与文明的优雅情怀，尤其缺乏城市文化所必不可少的历史沿革与文明遗留，缺乏城市独特的个性与底蕴，缺乏城市应有的灵动与神韵，自由与浪漫，传奇与风情，激情与颓废等。连年的战火和政治运动的破坏使得我们的城市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出现了断层与缺失，新兴的城市因文化积淀的荒芜，给人以精神上的冷漠与虚无之感。极度物欲化功利化生存使得城市失去了应有的闲暇与从容。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的诗人还常常疏于对城市的理解与领悟，游离于城市之外，难免浮躁与功利，所写的只能是一事一物的感兴了。而缺乏空间想象的更严重的结果是，对于城市哪些东西可以入诗，缺乏应有的判断。对于以什么视野审视城市，心中茫然。对于建立什么城市诗歌文化，更是没有志向。久而久之，诗歌写作感受力渐渐丧失，诗歌写作的冲动也就越来越少。再加上诗人与诗人、诗人与评论家、诗人与自我、诗人与生活缺乏有力的深度的撞击与良性互动，很多原先诗写得不错的人，终至于发现没有可入诗的。而许多所谓的城市诗就只能是“城市日记”或“城市速写”。
当下诗歌写作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尽管如此，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的成就是巨大的，是其他文学门类所无法企及的。那么，诗坛未来的发展趋势会是怎样的？我觉得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已经有着较明晰的迹象，可以帮助我们做比较谨慎的展望。
（一）口语化叙事型诗歌写作渐趋没落
口语化叙事型诗歌在新世纪诗歌写作过程中，是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它有力地促进了80年代末诗歌美学观念和写作的转型，从而使得当代诗歌在新的哲学背景下，极大地拓展了表现空间，丰富了表现手段，获得了新的发展路径。但是，口语化叙事型诗歌注定了只是中国当代诗歌走向恢弘大气、成就蔚然气象那样一种诗歌盛世的过程性的诗歌形态。究其原因，一方面口语化是一个含混的甚至是不科学的概念。如果说口语是当年胡适等提出的“我手写我口”那样一种口语，那么，我要说，当年胡适提出这样的“口语”是有着合理性和进步性的。因为那毕竟是对“文言”写作的反动与突围。今天我们显然缺乏当年胡适提出“口语化”的语境。今天，一个真诚写作的诗歌作者，如果他的诗歌作品是个性成熟的，那就必定是用他独有的语言来写的。换句话说，他必定是用他的“口语”来写作。你有什么理由说他的诗歌不是口语呢？所谓的“我手写我口”，终究是写作者本人的“口”。是不是他的“口”严格来说只有他自己能判断。既然每个诗人都在用自己的“口语”写诗，提口语写作岂不是多此一举？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不习惯或者不喜欢甚至或者读不懂就说这个人的诗不是“他手写他口”的“口语诗”。所谓口语的诗学标准在哪里呢？如果仅是与书面语有别的这样的一种“口语”，那实际就是一种“俗语”，是日常通俗的语言。于是，诗坛的众多写手，往往丢弃了“我手写我口”，因为这无疑是更高层次的诗歌写作，对写作主体的生命质量、整体素养乃至诗学造诣都有着极高的要求；转而追求“俗语”的低难度写作，也就是“诗到明白为止”。那恰恰是取消了诗歌语言的个性化与独特的美学风格。这样，口语化的写作泛滥就是必然的结果了。就这一点来说，近十年来的“口语诗”写作的毛病正是如此。难怪诗人、学者李志元这样说：“其中有三种表现尤其令人担忧：一是对口语的庸俗化使用，一些诗人在使用口语进行叙事时不经过提炼，将干瘪乏味的口水词汇套入冗长死板的说唱‘行板’中，使得口语叙事变为毫无诗意的唠叨。其二，将叙事变为平面化的语言能指游戏，即仅仅把叙事看作一项朝语义的形式竞技表演……还有一种表现，就是只图快感的肉身叙事或恶叙事。”（李志元《当代诗歌话语形态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226页）就连当年力挺口语诗的著名诗人于坚也说：“我感觉到，‘我手写我口’……最近十年，已经走到极端。……口语化已经成为主流，并泛滥成灾，形成口语暴力。……..泛滥的口语只剩下拙劣，而没有大巧、大音。”（于坚《于坚诗学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12月版，第147页）口语的诗学界定含混，又没有及时有效地得到纠正或补救，造成口语诗评价标准混乱，对众多诗歌写手的写作造成误导。再从诗歌语言本体的层面来看，单纯提一种“口语”的诗歌写作，对于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开放的诗歌写作无疑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因为口语正是由于它的明白性通俗性决定了它表现力的有限性，使得它根本无法独自担当起诗歌艺术无比丰富无限深远的探究和发展的使命。如此，当新世纪的诗歌已经不满足于停留在诗歌美学转型而要向更加高远雄浑的境界发展时，口语诗的没落也就成为必然。而口语诗正是以自身的没落成就着汉语诗歌的新发展新辉煌。
（二）浪漫主义诗学价值的新发现
浪漫主义诗学源自近代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发生地域涉及英、法、德、俄、意大利、西班牙等，是世界文学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学潮流。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郭沫若、徐志摩等就是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这之后，浪漫主义的诗歌写作一直是我国诗歌写作的主流，一直到朦胧诗，也是如此。但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随着海子的去世，中国浪漫主义诗学似乎也随之终结。伴随着1990年代的口语诗、叙事诗、戏剧诗和经验诗的成为诗歌写作主流，人们对浪漫主义诗歌的认识也趋于共识化：普遍认为是“感伤的写作”，不够现代和丰富，敏感、甜腻、孱弱、甚至是故作高蹈、玄虚、空泛、矫情。并认为它还和知识化写作有密切关联，是脱离大地的写作等等。我们不能说浪漫主义诗歌写作不存在这些弊端。我们要分析的是欧洲浪漫主义诗学究竟是怎样的诗学？为什么我们中国浪漫主义诗歌存在如此严重的弊端？
首先，欧洲浪漫主义诗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诗歌美学体系。英、法、德、俄等国之间虽有浪漫主义的一些共同特质，但又有各自鲜明的美学内涵。作为思潮的浪漫主义本身就是如此。巴尔松写道：“浪漫主义不是仅仅反对或推翻启蒙时代的新古典主义的‘理性’，而是力求扩大它的视野，并凭借返回一种更为宽广的传统――既是民族的、大众的、中古的和原始的传统，也是现代的、文明的和理性的传统，来弥补它的缺陷。就其整体而言，浪漫主义既珍视理性，珍视希腊罗马的遗产，也珍视中世纪的遗产；既珍视宗教，也珍视科学；既珍视形式的严谨，也珍视内容的要求；既珍视现实，也珍视理想；既珍视个人，也珍视集体；既珍视秩序，也珍视自由；既珍视人，也珍视自然”。（转引自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何光沪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第154页）著名学者卓新平认为这个描述虽不十分准确，却也是对推动浪漫主义思想运动之代表人物的心境、追求的整体捕捉和领悟。学者李枫则进一步指出：浪漫主义文学“它既有世界主义倾向又有民族主义情绪，既提倡遁世又鼓励交际，既崇尚属于异教时代的古代文明，更向往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既留恋过去又向往未来，既有梦想有很务实，既有革命激情又信奉保守主义。总之，多样性是浪漫主义文学最大的特征。”（李枫《诗人的神学——柯勒律治的浪漫主义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29页）就我们所读到的浪漫主义诗人作品，实际上也反映了多样性这个特点。比如柯勒律治的诗歌既有敏感的、丰富的、富有激情宣泄的特点，又常常体现出诗人的内省与沉思。又比如波德莱尔的，既有感情孱弱、伤感的一面，更多的是对现实的批判与反讽，像萨特所说的：是通过恶走向善的。还有一些德国诗人的作品，也是即珍视宗教，也具有着科学的严谨。像诺瓦利斯等人的作品。而且，这些浪漫主义诗人都有着对现代工业文明的高度警觉，对人性的真诚呵护，以他们的诗歌创作努力实行着对人性对自然对神圣之物的保守和留存。所以，有很多学者认为浪漫主义文学是西方现代文学的源头。
其次，为什么我国的浪漫主义诗歌实践存在着如此多的弊端，除了海子等少数人的作品堪称佳作，近一个世纪好作品的确不多。我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浪漫主义文学当初引进之时，客观上不具备系统全面的绍介和深入系统地研究消化吸收的条件。我们对欧洲浪漫主义的全貌和精髓缺乏了解。即使在今天，我们的研究也是远远不够的。二是我们的学术风气不正。多年来，我们一直是赶潮流地引进、学习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我们总是那么浮躁那么功利那么图新鲜那么好沽名钓誉。前不久王安忆与张新颖的对话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总是热衷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须知，对于以“求是”为最终学术旨归而言，一时一地的所谓“实际”是应该可以甚至必须忽略不计的。否则，我们就可能因为“实际”的功利而丧失学术尊严，违背学术规律，就难以取得比较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求是”就成了自欺欺人的空话。从80年代开始，我们先是引进现代派，后来是弗洛伊德、荣格、再后来是萨特、海德格尔、然后是德里达、福柯、拉康、……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都不能使我们从容的深入的对西方学术有扎实充分的消化与吸收，对浪漫主义文学也是如此。三是，除了上述种种因素干扰影响之外，我们的浪漫主义诗学的发展还受到了极左政治的制约。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是有着很激进的革命主张的，政治性很强。而我们的浪漫主义诗歌长时间是一种遵命文学，主动积极地吸收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中的革命元素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样，诗歌成了革命的工具和政治的传声筒，有着上述弊端就在情理之中了。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这些诗人已经沦落到丧失诗人品格的地步。而从朦胧诗到海子之死，前后也就不到10年，历史和现实留给中国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空间是何其逼仄。
为什么现在重提对浪漫主义诗学价值的再评价？一是上述的，我们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认识远远不够，从诗学建构的自身，需要对浪漫主义重新发现和研究。二是上面说的，当下诗歌遇到了新的困境。一方面，后现代思潮的“上帝死了”“人死了”“隐喻死了”的理论盛嚣尘上，消费主义与金钱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商业暴利与极权政治的紧密结盟，造成了理想情怀的丧失、意义价值的消解，人的自我确证的失败，人与外界失去了良性的共存关系转而为掠夺与报复、疏离与叛离的关系。另一方面，“口语叙事”泛滥，“日常”存在消失了神性之维，人的角色面具单一，使得生存失去了应有的诗意情境与审美内涵，越来越沦为“单向度的人”。在这种情形下，人需要有自我的确证，诗歌需要有存在的确证。所谓确证某物，“指的是将该物与一种价值相连，这种价值在人群中间应该是无可争议的。而在人群中间不可争议的，说极端一点，只会是被视为神圣的——也即那被视为不可污蔑，无处不在和无所不能的。”（弗兰克《浪漫派的将来之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4页）而这样的“确证”正是欧洲浪漫主义所热衷的。正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解释的那样，“这是在自我确证失败导致的绝望下，对已经变得摇摆不定的理智的一种救赎。按照尼采的观点，‘狄俄尼索斯精神’在欧洲历史上有两次挽救了理智，使其免于虚无主义——一次在古希腊诡辩智术师的末期，一次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末期。”这是怎样的虚无主义呢？“当上帝/神作为超感官根基和所有现实事物的目标死去之后，当超感官的世界丧失了它的约束力尤其是它的庇护力之后，那么就空无一物足以让人类依托并且以之为自己定向了。”（同上，第5页）而照弗兰克的看法，狄俄尼索斯正是早期浪漫主义的钟爱，并且这种钟爱一直沿袭到20世纪。这就是浪漫主义的价值所在。它有助于我们重新确证自己。我们的古人不是也说过吗？什么是“神”？“天神引出万物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3页）什么是引出万物？这固然有神造万物的意思，我以为更有着因为人心中有对“神”的持信，有对自我的确证，世间万物才真正向人敞开了的含义。“人死了”，万物对人还有意义吗？也正是基于此，我们说，重新认识浪漫主义诗学的价值，就是实现对当下“口语叙事泛滥”的矫正与纠偏。恢复诗歌语言的审美多维，恢复“日常”的神性，恢复人的多重角色面具，使我们接上人类古老的精神源头，进而使得诗歌写作的可能性无限敞开，使得中国诗歌在立足大地的同时，拥有不可或缺的浪漫与梦想。
（三）强调生命本事入诗
上面我们提到要追求诗歌的神性，崇尚诗的理想与情怀，要在更高的境界和更丰富的维度为当代诗歌敞开审美的和意义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严格汲取曾经的教训，警惕意识形态的过度侵入，警惕空泛的道德绑架与政治操控，反对矫饰，反对不及物的虚空与浮泛，主观冲动下的矫情与放纵。这样，我们就需要诗歌中有生命真实的信息，要有诗人真实的生命在场，给人以生动饱满又各具特色、充满个人存在的丰富多彩的“本事”。诗人伊沙《蓝灯》获奖之后，著名评论家陈超敏锐地指出:这首诗的成功，有“本事性”是原因之一。其实，当下的一些优秀诗人的成功的作品中，都有“本事”的出色运用。如陈先发的一些长诗，如于坚的《0档案》，如雷平阳的一些诗歌，等等。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本事”不是传统诗学中的“有我之境”。因为“有我之境”更多的是指古诗里的作为抒情手段的写景状物的一种方法或美学境界。我们说的“本事”，应该是当代诗歌中的叙事，是个我的真实的故事。当代诗歌光靠玩弄语言技巧或者叙事修辞之类的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当下的诗歌读者的审美需求了。正像著名诗人王家新在《回答》中写的那样：
是啊，什么是“真实”？我不知道。
我只是看到我所爱的人们，不需要一种修辞
就把历史创造新了。谁能拿出真正的勇气
讲出一个真实的故事？
王家新是敏锐的。读者需要诗人拿出真东西。“什么是真东西？真东西就是历史感、现实感和价值感在个体生存经验中的高度结晶。”（曲春景耿占春《叙事与价值》学林出版社，2005.，第9页）它强调诗人的个体意识，突出诗人个体生存的真实性，注重来自诗人主体内心的各种经验和体验，肯定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关注自我和回到自身的写作，强调语言的切身性。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什么故事写进去都是诗歌的“真实的故事”的。这里的“生命的本事”区别于“下半身”“垃圾派”。体验的真实不等于经验的真实，更不等于诗意的生命本事。作为诗歌中的生命本事，是诗人在真实的生存境遇中真实而严肃的思考与表达，是他们面对人生最基本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关切，是对生死、爱恨、存在与虚无等意义的追问，对信仰和理想、空虚与确证的探询；是有着反省性、建设性、真实性、引领性的特质，是有着诗人个体生命的质感、温度、尊严和本真的美的。
当然，我们还需指出的是，诗人的“讲出一个真实的故事”，不同于小说家的故事，它应该是诗歌中作为一个“象”出现的，就是“事象”。这个“事象”既具有叙事性，又保留着诗歌的抒情弹性、节奏与韵律，还具有着“不言而言”的张力与意蕴。
如此，本事入诗由于诗人真实的生命经验的介入，能有效地杜绝诗歌的空泛与苍白、单薄与肤浅，狭隘与逼仄。同时诗人个体生命经验的无限丰富性，也为诗歌打开了审美创作更加广阔的空间。
（四）重视诗歌的综合性写作
伊沙的《蓝灯》荣获新世纪十年诗歌大奖之后，在《红岩》杂志上，和著名评论家陈超有个对话。陈超先生认为《蓝灯》的成功主要得力于“具有综合创造力”。这点深获伊沙的认可。伊沙并且认为这是他今年来诗歌艺术的突破。在陈超认为：“诗歌作为对生命和语言无限可能性的洞开，其话语领域是无限开阔的。”他还以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为例，说“诗人成熟的心智使一个事件转化为了经典性的，对人具体生存情境的分析和研究。它承担了比事件更沉重的负荷。诗人既是冷静客观地叙事，又是戏剧性独白和深刻命名。他将克制陈述、戏剧独白、沉思追问和引文嵌入扭结为一体，写作者的态度因‘事件’本身的复杂性而变得迟疑，构成了诗歌巨大的包容力。这样，诗的叙事性依恃的不再是单维的时间链，而成为各种声部间的争辩；诗具有了打动人性的生存经验力量。”（陈超《游荡者说》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第34页）这里说的也是综合性写作的优势。
无独有偶。著名诗歌评论家陈仲义先生在他的诗学著作《中国前沿诗歌聚焦》中也列了“综合诗写流向”一个专题。他认为：“奉行综合写作的诗人们，不满足诗的单纯、线性推进、隐喻结构，他们认识到，世界与万物永远处于一种多维时空动态的馄饨关系，面对如此复杂的存在，只有祭起‘综合’’的法宝。”（陈仲义《中国前沿诗歌聚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24页。）显然，综合性写作得到了陈仲义先生的高度关注。
著名评论家杨四平先生在《清明》杂志2012年第2期上更是以《综合力越强，可能性越大》为题撰文，强调综合性写作的重要。
什么是综合性写作？目前尚未有很严格的定义。学者王昌忠有过这样的界定：“综合性诗歌写作是融合、凝聚了多种诗歌观念、表意方式的写作；具有综合特质的诗歌无论在内涵意蕴、主题对象还是审美品格、艺术形态方面，都呈现出异质、复杂和混成的特点。”（王昌忠《扩散的综合性》，人民出版社，2010，第27页）上世纪90年代。一批具有先锋意识的诗人们在打点、清理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各路诗歌实验、诗歌探索的时候，却很难甄别、辨析出哪一路有着足以通向经典化写作的潜力和能量；另一方面，正如孙绍振所言：“从文艺思史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创作的潮流，去冲击这种片面性（权威的、顽固的、僵化的）的时候，常常以一种绝对全面的（自觉是完美的）姿态出现，这就不可避免地带着另一种艺术的片面性。”这部分20世纪90年代诗歌写作者基于自己以及他们前辈的教训，失却了把某一种诗歌写作“建设”、“创立”为经典化写作的路向的勇气、信心和意志，因为他们明白，这样只会使新诗“走向新一轮集约化、标准化生产”，只会使新诗写作重蹈意识形态写作的老路。而其结果便只能使经典化诗歌写作的抱负和意愿化为泡影。于是，在此情形下，他们及时调整了思路，放弃了厚此薄彼、偏于一端地浓墨重彩地包装、推出某一种诗歌写作的作法，而亮出“海纳百川”的胸襟，提出并践行着综合性诗歌写作的主张，以期通过综合性写作“解放诗人的想象力和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促进技艺兴盛和写作难度提高”，“让现代诗扩容生长空间”并“滋生”“可供诗歌继续增殖的元素”从而接近或抵达经典化诗歌写作的平台。（参见王昌忠《扩散的综合性》）
实际上，诗歌的综合性写作的概念，西方的新批评理论家们早有论述。像瑞恰兹、艾略特等，都提出了类似的论述。克利安斯•布鲁克斯就指出：“一首通过艾略特式考验的诗也就是瑞恰慈所谓的‘综合的诗’——即是，不排斥与其主导情调显然敌对的因素的诗；这种诗，由于能够把无关的和不协调的因素结合起来，本身得到了协调……内部的压力得到平衡并且互相支撑。”（威廉•K.维姆萨特《具体普遍性》，《“新批评”文集》，赵毅衡编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第292——293页）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深入展开的不多，诗人们的实践也不多，仅在一些先锋诗人或比较著名的优秀诗人那里有所体现。应该说那种高峰性的经典的作品还很少。但从上述引述中，我们看到，这确实是非常诱人又有着比较令人信服的美学依据的诗歌写作方向。
我们上面看到，综合性诗歌写作分很多层面。像王昌忠，他在其专著中就分出了“个人与非个人化的综合”“历史化与非历史化的综合”“自由与限度的综合”“影响与创生的综合”“情思经验的异质混成”“表现手法、文体样式的综合性”与“审美特征的综合性”等。而杨四平先生在《综合力越强，可能性越大》中表述为“具象与抽象、宏观与微观、时间与空间、主观与客观、感情与理性、内在与外在、历史与现实、古典与现代、本土与异域、诗与思与言的有机糅合”。
我个人倒倾向于陈超先生在上面作的概括，即多种写作方式和技巧的融合。比如，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综合，比如叙事、抒情、戏剧化、独白等的综合，追求多声部复调的艺术效果。另外，还有诗歌元素的综合。像沈奇先生提出的诗歌“四象”的概念。一是意象，那是诗歌语言的根，是一种只求意会的象。二是思象，是诗的思想性，诗对思想的演奏。是让语感化叙事去寻找更深藏隐蔽的思想，诉诸于象，是为思象。三是事象，这是现代诗与传统新诗最为不同的本质属性之一，意象为虚，事象为实，虚实相济，诗意无穷。事象是对事的说，是意象性的说，戏剧性的说，寓言性的说，诗性的说，说事不可说的说。四是音象。是现代内化性、潜在性的音乐感，，是一种内化为语感中的呼吸；根据心境、语境、意境不同呈现不同的韵律和节奏感。（参见沈奇《动态诗学与现代汉诗——再谈新诗标准问题》）
应该说沈奇先生对现代汉诗的标准的界定，这几个审美维度是科学的，是能够据此衡量一首诗的质量的。不过，也还可以稍稍调整一下。比如，这中间应该加一个“形象”。是诗歌中写作主体的“象”。我们强调“本事”入诗，强调叙事，强调书写真实的生命故事，强调个我的历史体验，没有这个“形象”怎么行呢？还有，那个“事象”是不可以和其他几像比列的。它是统领的象，是“意象、形象、音象、思象”四象综合而成的诗的大象。
必须指出的是，综合性写作是更高一级的写作，是有难度的写作。不是各种语体的乱搭杂糅，不是无限制的文本大跨越，更不是各种技法的胡乱嫁接。我眼中的综合性诗歌写作，是有着诗人本事真实感、历史感和现场感的，是以事象营造一种忽然大气丰富饱满的诗歌气象，也即是不再是以为诗歌只是单纯地或者抒发一种情感、或者阐释一种思想，或者描述一种情景物象，那么一种单纯意思，而是力求呈现凝聚、集结的情感、事象的错综复杂的经验。这种经验的呈现，使得诗歌将抒情、叙事、议论等各种文类以及诗歌的各种技巧有机地平衡协调糅合在一起，从而具有了混成共生的美学价值，像艾略特说的“异质混成”的美。
上述是笔者对当下诗坛现状的简要分析以及一些粗浅的展望，目的在于正视问题，寻求解决的途径，期望对新时期的诗歌写作有所裨益。我们处在一个难得的诗歌写作和发展的机遇期，我们的诗歌理当有大作为，也一定会大有作为。
2012年6月10日初稿
2012年6月21日二稿
2014年7月16日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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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1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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