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歌九天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引爆当代中国诗歌论战的导火索。现在人们似乎已经形成共识：只要分行写的东西，不管有没有声韵、形象，都是诗歌。可“幻象派”诗歌创建人梦歌九天，却从传统诗歌的纯粹性出发，提出“诗歌和诗文的分类说”，在文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诗歌不是诗文，而现在的所谓“诗歌”大都是另外一种文体——诗文。公然宣称现在“写诗的人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东西，评诗的人不知道自己评的是什么东西”，以匹夫之力，与整个当代中国的诗歌界公然叫号、对抗，他是唐•吉歌德式的荒唐斗士，还是举世混沌中“唯他独醒”的圣者，在不同人群中，有不同说法。是以全文转发此文，请大家争鸣。
要点简介：
诗歌从创生起就是个独立文体——诗歌与诗文两种文体不分造成理论混乱——当代中国所谓的“诗歌未落”其实主要说的是诗文——中国当代诗歌正以民谣、韵文短语等形式蓬勃发展——中国诗文是近现代伴随自由体诗歌出现的新型文体——“诗文”不是诗歌——诗歌兼具诗与歌的特点——诗文让诗的形象性最大程度发挥——诗文具有无限的创新和发展空间——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运动”主要不是诗歌的复兴——“朦胧诗运动”是中国诗文事业的正式崛起和展示——诗文和诗歌的不同是没有格律声韵方面的要求——诗歌首先要有歌的音乐美——完全离开格律声韵的“诗歌”是诗文或其它——中国诗歌的散文化自宋词开始——柳咏的词是诗歌散文化的开始——中国古典诗歌因散文化、杂言化走向未落——当代中国诗歌的最大误区是诗文化——诗文化的破坏性比散文化、杂言化更大——散文化、杂言化仍保持诗歌的格律特点——中国诗文乱用意象形成了谁都看不懂的意宫迷宫——诗文的语言泛滥成灾秧及诗歌——当代中国的诗歌没有没落更没有被人民抛弃——广大民众正以民谣等的创作成为诗歌创造的主体——捍卫中国诗歌的纯粹性——复兴中国诗歌
一、诗歌是韵文的一种
从标准定义上讲：诗歌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从创生起就是个独立文体，一直是韵文的一种，首先对语言有特殊要求，要求语言遵循一定的格律和声韵，在形象的主导下，通过有节奏和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
近现代出现的一些所谓“自由体诗歌”，语言上不讲任何韵律，实质是新形成的另一种文体：“诗文”。这一点如果不明确，写诗的人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东西，评诗的人不知道自己评的是什么东西，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最后导致当代中国诗坛乱象纷纷，“诗歌没落说”甚嚣尘上，笼罩满了“世纪未日”的阴云。
当代中国的诗歌概念误区，造成了诗文和诗歌不分。因此，当代中国所谓的“诗歌“，更多指的是诗文，并且也忽视了诗歌重要组成部分——民谣、民歌的存在。所以，当代中国正被冷漠甚至抛弃的是跌入低谷的新兴的诗文，而不是历史悠久的诗歌。当代中国的诗歌，虽然传统主流形式的创作，即文人类诗歌的创作，日渐衰微，但与此同时，“病树前头万木春，沉舟侧畔千帆过”，当代中国的诗歌，正以民谣、以及通过短信、微信等现代技术形式传播的韵文短语等蓬勃发展，并且方兴未艾。
有关论述：
什么是诗歌。诗歌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是一种兼具诗与歌特点的文学种类。从中国诗歌讲，诗歌，是国故最早、最主要的活水源头，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活水源头。中国的所有文学形式，都源于诗歌。从文学史学的概念上讲：诗歌是韵文的一种，是一种语言上首先有着一定格律音韵要求的文学形式，同时具有形象和简单的天性。所以，诗歌与完全不讲韵律的另一种文体——诗文有着质的不同。
一，中国的三类诗歌。唐以后的诗歌，可分为近体诗歌和古体诗歌两类。近体诗又叫今体诗，它有一定的格律，有严格的用韵、平仄、对仗要求，可称为“传统诗歌”。古体诗歌一般又叫古风，模仿唐朝以前的古诗体创作，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束缚，用韵较宽，没有平仄和对仗的具体要求。而中国近现代产生的自由体诗歌——那些按一定格律、声韵规则创作的诗歌——不是完全离开诗歌纯粹性特点的诗文，则可称为“现代诗歌”。这三类诗歌，构成了中国诗歌的璀璨星空。
二，不符合韵文特点的诗文不是诗歌。从中国诗歌史上看，诗歌即韵文的一种，兼具诗与歌的特点；从现代文学分类上讲，诗歌即不是诗文，也不是歌或歌词，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文学形式。自由体的现代中国诗歌不要求合乐，也不要求固定或特定的格式，但要求一定要具韵文的韵律特点。无论“传统诗歌”、“古体诗歌”、还“现代诗歌”，都要首先在语言上保持充沛的韵律特点，不然，连韵文都不是了，自然谈不上是诗歌了。
三，诗文和诗歌不能相混。近现代以来，将诗文混作诗歌，将当代中国新诗的发展引向偏失，即让诗歌迷失了方向，也让诗文陷入“不知其谁之子”的迷茫。
回首一百多年来中国诗歌和诗文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到：随着新诗革命，中国诗歌在格式上、语言上、表现手法上，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并且同时产生了诗文这一新的文体，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都忽视了中国诗文创生这一事实，都只看到或注意了新体诗歌在形式上、语言上、表现手法上的革命，都习惯了把语言上没有韵律的诗文当成诗歌，于是，人们把对诗文发展的不满甚至愤怒，最后都倾泻到诗歌头上，再加上当代文人诗歌的溃不成军，中国诗歌的“没落说”遮云弊日，中国诗歌的境遇雪上加霜。
二、诗文是一种独立的文体
诗文不是诗歌，是另外一种独立的文体。
事实上，诗歌从产生到现在，与诗文、与歌的关系，几千年了，一直是个分不清、理还乱的混沌概念，现在需要对此进行一个明确分类。
从中国诗歌发展来看，最初被笼统叫做“诗歌”的文体，后来事实上形成了三个独立的文学种类，即：歌、诗歌、诗文。完全合乐的现代韵文称为歌，用于配合乐曲“唱”；不完全合乐的现代韵文称为诗歌，可以无乐，但语言上一定要有声韵和节奏，能够让人在音乐感中吟诵，或者说、唱，同是要有阅读欣赏性，要有便于记忆和传播的简单性。所谓“诗文”，在中国，则可看作近现代出现的一种新生文体，它完全从歌和传统诗歌的框架中脱离出来，也从传统韵文的范畴中脱离，演变成了不讲乐和韵的简约文字组合，最后只保留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简单性，只能用于朗诵，主要用作阅读、欣赏。由于一些诗文作品的语言具有一定节奏甚至声韵特点，这让人们长期将这一新生的文体，当成新形式的诗歌看待。
要说明的是：诗文并不是中国人创造的新文体，是西方古已有之的文体，西方古代的诗歌也有音律，都普遍要求押韵，但也有特殊情况，古希腊人没有发现押韵，其被人称为“诗歌”的作品不讲求押韵，事实上是诗文的源头。
中国诗文产生于近现代，进入近现代后，中国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开始了“新诗革命”。
这场革命，即是中国诗歌走进现代语言和现代形式的革命，同时也是诗文从诗歌中分离出来的革命。由于这两个运动近乎同时展开，中国诗歌进行语言和形式革命的壮阔波澜湮没了诗文的新生。当事人和文家史家们，都对这场运动的第二个革命事实完全忽视了，都只看到或注意了这场革命的第一个事实，都把这场革命单一理解成中国诗歌语言和形式的革命。这最后导致了人们将中国诗文与诗歌混为一体，由此从理论上到创作上，引发了一系列混乱。
在上世纪八十年初中期，中国诗文全面崛起并且成功走向第一个峰颠，其标志就是“朦胧诗”的崛起。上世纪80年代初壮阔兴起的“朦胧诗运动”，从主体上讲，并不是诗歌的复兴，事实上是中国诗文事业的第一次整体崛起和展示。
诗文在这次整体性的崛起中，基本上实现了意象的主导，整体上彻底抛弃了用韵的尾巴，越来越淡化了语言的音乐美和节奏感，当然，同时也造成了文字在诗歌和诗文中的彻底泛滥。并且诗文在此后的发展中，走向乱用意象、胡用意象的歧途，把意象为主体的诗文写成了甚至连作者本人都看不懂的意象迷宫。
完全可以这样讲：
“朦胧诗”的崛起，代表着诗文在中国的崛起。
令人遗憾的是，三十多年过去后，人们至今没有看到这是一种新文体正在走向完全独立和全面成熟，还是把新兴的诗文与传统的诗歌混作一谈。
作为一种新的文体，诗文脱胎于诗歌，承续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简单性，它用完全没有束缚的语言和形式，突破了诗歌语言上的限制，不用押韵，不讲格律、节奏，让作者的表达更加舒缓，更加从容，更加自由，更加具有叙述性和展现性。作为新生事物的诗文有着无限的创新和发展空间，最近几年，持续爆红网上的“犁花体”、“羊糕体”、“废话体”等等，事实上都是中国诗文不断顽强调整自身存在状态的表现，而不是中国诗歌的变性式挣扎，或垂死前的回光返照。
诗文可分为多种体式的诗文。它在语言上不要求讲韵律和节奏，但是，它所承续的形象性和简单性，决定了它的语言必然要有简单特点，而简单的语言，本身或多或少会有一定节奏风格。这是诗文在语言上的特点。
有一种语言节奏感很强但没有任何韵律规则的诗文，非常接近诗歌，长期以来，人们都没有任何疑义的把这类诗文当作诗歌，正是这样做法，约定俗成的将诗文与诗歌混作一个文体，引发了中国诗文与诗歌的巨大混乱，事实上，这种非常接近诗歌的诗文，不是诗歌，因为它不完全具备诗歌的纯粹性。这类诗文可以称作“诗歌体诗文”或“歌体诗文”。
诗歌为什么一定要讲韵律规则哪？因为从诗歌的天性上讲，它是个要点简记式的东西，目的是广泛传播，所以必须好记，要想好记和大家乐于传诵，必须有一定韵律，这即是限制，也是提炼，由此形成了诗歌讲究韵律的特殊语言风格。
如何让诗文这一新兴的文体大树参天，是个要全面反思和探索的问题，可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有两个事实：
一、由于实现了理论上的诗文和诗歌的分类，所以诗文相对于诗歌，是完全独立的另外一种文体，它如何发展，不是诗歌要管或能管的问题。所以，以后诗文的创作和评价，不要与诗歌混肴，把两者泾渭分明开来，让两者各自向着自己的方向健康发展。
二、由于综合了某些散文特点的诗文从诗歌中独立，事实上，在韵文这个大的文学概念之外，同步形成了一个“诗”的大的文学概念，同步形成了一个“诗”的大的文学区间，这是诗文独立的一个重要价值：让我们更清晰、更深刻的看到了诗的形象性和简单性本质。同时，也让我们在韵文框架之外，为诗歌和诗文找到一种新的、共同的文学区间。
从独立的“诗”或“诗类”这个大的文学概念上讲，诗歌和诗文两者如同孪生兄弟，即有很多相同之处，又有很多各自独立的区别。有人问我：可不可以这样讲，诗歌可看作是诗文的一个特殊形式，而诗文，也可看作是诗歌的散文化或杂言化。我认为：这样讲是不严谨的，容易继续造成两种文体间的混乱，还是干净、彻底的把两个文体区分开为好。特别现在这个“整顿”时期，矫枉必须过正。
由于具有共同的“诗”特质，由于在传统上两者血脉相联，打断了骨头连着筋，诗歌在发展中，可以牵手诗文作为同盟军共同迈步，反之亦然。但在本文中，我们只就当代中国诗歌发展的问题展开。
最后，特别明确一点：从严格准确的文学定义上讲，当代中国诗歌不包括现在事实上已经独立一体的诗文，从主流上讲，指自由体新诗歌的创作，从整体上讲，同时包括旧体诗歌在新时期的创作。
三、捍卫中国诗歌的纯粹性
诗歌的纯粹性，即它的韵律特点、以及形象性和简单性。
中国近现代伴随白话文运动开始的“新诗革命”，事实上同时存在两个革命目的，一是诗歌本身的蝶变式革命，即在语言、格式、表现手法上进行与时代同步的“变法”，二是诗文从诗歌中独立出去的文体革命。
单纯从诗歌革命上讲，应当在保持诗歌纯粹性的基础上，实现诗歌语言和表现形式的现代化，特别是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可惜的是，由于诗歌的蝶变式革命，与诗文从诗歌中独立出来的革命，混沌在了一起，并且由于诗文革命走向散文化、杂言化歧途，诗歌的革命也随之走向偏失，自由体诗歌也出现了严重的散文化、杂言化、诗文化等问题。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传统诗歌的散文化，事实上自宋词就开始了，柳咏的词是诗歌开始散文化的标志，诗歌最初的散文化，是诗歌的一种发展，历史性拓展了诗歌的表达空间，但是，也带来诗歌纯粹性淡化等负作用。
宋词在出现散文化之后，又出现了杂言化，这一势头历经数百年曼延，最后在明、清两代，让中国古典诗歌渐渐走向彻底未落。所以，自由体新诗运动的兴起，除了语言上进行白话文嬗变外，还有重新确立诗歌形象性主体，纠正诗歌散文化、杂言化的内容。但是，至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要特别指出：当代中国诗歌的最大误区是诗文化，诗文化的破坏性比散文化、杂言化更大，散文化、杂言化仍保持诗歌的韵律特点，可诗文化彻底把这点最起码的东西都泼到九霄云外了。
伴随出现若干问题的中国新诗运动，近现代以来，一些有识有志之土，试图通过各种努力“纠偏”，保持中国诗歌的纯粹性，推进中国诗歌的独立发展。比如1926年春开始的“新月派”诗歌运动，比如诗人韩笑以“一个人的战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纯粹诗歌的孤独坚守，比如近年贺敬之倡导并力行的“新古体诗歌”，比如方文山在台湾倡导的“素颜韵脚诗”，但，这些努力，最后都被诗文的洪水泛滥彻底湮没了。所以，当代中国诗歌的使命，是捍卫诗歌的纯粹性，将诗歌革命进行到底。
纵观徐志摩的作品，可见看到中国诗歌孤岛在诗文海洋中的苍凉漂浮。徐志摩是“新月派”诗歌最有代表性的诗人，除了广为传诵的几首诗歌精品外，其余的大部分作品，事实上都存在散文化、诗文化的倾向，所以，读徐志摩的诗歌全集，总让人感觉诗人广为传诵的几首诗歌精品，语言上有绝妙绝伦的音乐美，而诗人其它的大量诗歌则体现着散文式的语言特点，两种语言风格的作品，出自同一个诗人相同时期的笔下，却不象是同一时期的作品。
其它一些有志捍卫中国诗歌纯粹性的诗人作品，也大量存在这样的语言现象。
这从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侧面，折射着中国近现代诗歌在诗文淹没中的艰难挣扎，也折射着中国诗文势不可挡的滚滚浪涛，确实，一种崭新的文体就在这样的昏天暗地中横空出世了。
挣扎出形式束缚的当代中国自由体诗歌，一定要永远保持中国传统诗歌的纯粹性，即它与生俱有的韵律特点、以及形象性和简单性，如果离开了这些代表诗歌根本特点的“先天基因”，中国的所谓“自由体诗歌”或“新体诗歌”，也就不再是“诗歌”这类文学物种了，只能把它扔进其它文体中了。就象我们要种的是小豆，但最后长出的却是西瓜，这样能说我们种的是豆么？
现在，中国诗歌的最大问题，就是它的是诗文化。近现代中国诗歌的散文化、杂言化，都源于它的诗文化，创作者们纷纷把诗歌写成另一种文体的诗文了，而评论家们也都“茫然不悟身何处，水色天光共蔚蓝”。所以，当代中国诗歌要进行一次“从诗文中回归”的反思和运动，从文体特点上保持并发展自己的纯粹性和独立性。
而诗文这种文体的散文化、杂言化，比之诗歌的散文化、杂言化，更是泛滥成灾，更需要进行一次向诗文本性的反思和回归。
要注意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保持诗歌的纯粹性，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同时从几个方面发力。真正的诗歌是纯粹的诗歌，纯粹的诗歌同时强调三个要点：1、音乐性；2、形象性；3、简单性。
几千年来，诗歌在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误区，即：可以是形象和思辩为主要特点的诗歌，也可以是声韵为主要特点的诗歌，因为诗歌首先从形式上有格律声韵的要求。这样，很多人把几个字一行并能押上韵的东西，统统当成了“诗歌”，事实上这些东西，充其量只是具有诗歌或者歌词体式的散文或杂言罢了，并不是诗歌，这些东西，可能是顺口溜，也可能是有韵律特点的标语口号等等。这些所谓“诗歌作品”的泛滥，在中国诗歌几千年的发展中，严重破坏了诗歌的整体纯粹。对这类现象的批判和区分，也是维护中国诗歌纯粹性的重要内容。所以，当代中国诗歌要发展，除了进行文体上“从诗文中回归”的努力外，在“从散文杂言中回归”的同时，还要艰难的进行“从整体上捍卫诗歌纯粹性”的工作。
最后，说两个观点：
一，中国近现代的“诗歌革命”尚未完成。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中国“新诗革命”，虽然诗歌语言嬗变为白话文的革命早已彻底完成，其它的革命也都轰轰烈烈的进行了；虽然诗文从诗歌中独立的文体革命也已基本完成，目前主要面对一个如何提高和发展的问题，但诗歌走向现代化的革命并未完成。中国当代的诗歌，如何在保持诗歌纯粹性的基础上，实现诗歌表现形式的完全现代化，特别是思维结构的完全现代化，还是一个需要探索和完成的工作，可能“路正长，夜也正长”。
二，中国诗歌保卫战正在打响。复兴中国诗歌，实现中国诗歌的现代化，需要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才能实现。第一步要作的，最重要的，就是为中国诗歌正名，明确诗歌和诗文两种文体的原则区别，打一场中国诗歌纯粹性的保卫战，从理论到创作上进行有说服力的创造，形成队伍，形成声势，重新高扬起中国自由体新诗歌的旗帜，重新高扬起中国纯粹诗歌的旗帜。
四、诗歌的简单性和语言特点
诗歌的简单性，是诗歌与生俱有的一个特点，在具体创作中，要求诗人以高度凝炼的形式体现要表达的情感和内容。
诗歌的简单性特点，符合现代人简约和快捷的生活节奏，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诗歌，无论中国，亦或他国，不是没有存在的空间，而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当代中国民谣等的蓬勃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个事实。
刚起源时的诗歌，是个完全口语的文学形式，因为那时应当还没有文字，诗歌是原始人类进行信息传播的工具，必须简单、好记、通俗、易懂，具有朗朗上口的韵律，这样才能准确、快速、广泛的传播，毫无疑问，诗歌的简单性，以及它的韵律特点、形象特点，是诗歌的天性，离开了这些纯粹特质的所谓“诗歌”，顶多可以算是诗文了。这就是我们提出“诗歌与诗文分类说”的原因和意义。
诗歌的前身是口头歌谣，诗歌是在文字产生之后逐渐成为一种文体的。诗歌在诞生之时，诗即志，这个志，当时讲的不是后来的“诗言志”的志向，是用作记录的那个“志”的意思，就是大家现在常看到的“地方志”的这个“志”的意思。所谓“诗”歌，就是把口头传唱的歌，“志”——记录下来。上古时代，没纸、没笔啊，记点什么，得刻在甲骨上，甚至铸在青铜上，所以，说话可以罗嗦些，记点什么，那可是能简省到什么程度，就一定简省到什么程度。得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啊。所以，古时最初“志”下来的歌，应当只是当时歌的要点简记，这样的起源特点，决定了此后诗歌的简单性，这个简单，同时要求着内容和语言两个方面的简单，是高度凝炼后的简单，并不是简陋。这是诗歌简单性的来历。
约两千年前后的《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有一种古说：“诗者，志也，情也”，这个志，这个诗言为志的志，一是代表胸中志向，二是代表语言的简单性。但是，后来人们大多只片面的理解为：诗代表胸中志向。
理解了诗代表要点记录意思的“志”，我们要想写出纯粹的诗歌，一定要记住诗的三个特点：一是“志要”，就是诗歌是对自己要表达内容的“要点简记”，文字上、内容上都不要写多了，能简省到什么程度就简省到什么程度，二是语言要有音乐美，即有一定的韵律，三是必须主体上用形象表达人类的视觉、感觉、幻觉。
特别说明的是：
一、诗歌语言上的简单性，和“要点简记”的特点，让诗歌的语言，和口头歌谣的语言，产生了区别，于是，诗歌的语言一步步走向书面语言，并且一直以书面语言为主体。
二、诗歌是一个“要点简记”特点的文体，但是，诗歌的语言并不一定都用书面语言，诗歌语言可以是简写的书面语言，也可以是简写的口头语言。用口头语言表达的诗歌，演唱性强，用书面语言的诗歌，阅读性强。纯粹的诗歌即是用来阅读的，也是用来演唱的，所以，诗歌在语言上的综合性非常强，使用不同类型语言的诗歌，具有不同的语言风格。口头语言大众化，让人听了、看了亲切、自然，贴近生活，而书面语言具有特殊的硬感，让人看了、听了触目惊心。
后来形成的诗文，也是这样的语言特点。
三、由于诗歌发源于口语化的歌，是对歌的要点简记，所以，诗歌的书面语言，事实上也是一种带有口语物点的书面语言，是口语的要点简记，是对口语的一种提炼和升华，和口语即有区别又“打断骨头联着筋”。所以，诗歌不论使用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都要求朗朗上口，这是诗歌语言上的特性，如果不明确这点，诗歌就会彻底走进书面书语的极端，甚至走进语言的坟墓，变得艰深枯涩，失去活力，这是中国古典诗歌在明、清走向没落的主因之一，也是一百多年前，中国要进行诗歌革命的语言上的主因之一。
五、当代中国诗歌没有没落
不明确诗歌和诗文的区别，写诗的人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东西，评诗的人不知道自己评的是什么东西，由此，近年出现了“中国当代诗歌没落说”。
事实上，当代中国正被人们冷漠甚至拒绝的，是跌入低谷的新兴的诗文，而不是历史悠久的诗歌。当代中国的诗歌，虽然传统主流形式的创作，即文人类诗歌的创作，日渐衰微，但与此同时，“病树前头万木春，沉舟侧畔千帆过”，当代中国的诗歌，正以民谣、以及通过短信、微信等现代技术形式传播的韵文短语等蓬勃发展，并且方兴未艾。
民歌、民谣是中国诗歌的源头，也是古今中外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歌、民谣是民间的、业余的诗歌创作，属于大俗的、大众的、非标准的、下里巴人式的民间诗歌，与文人的、专业的、大雅的、阳春白雪式的专业诗歌创作，共同组成了诗歌的整体。
以此为标准，完全可以这样讲：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歌特别是民谣，处在几千年发展史上的最好时期，并且成功融在微信、短信等现代化传播形式中，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兴盛发达甚至洪水般扑天盖地。从民谣、民歌这些民间诗歌的角度看，中国诗歌正处在朝气蓬勃的继续发展状态，没有没落，更不会死掉。
中国的古代诗歌起源于民歌，劳动创造了诗歌。民歌、民谣就是人民的歌，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经过广泛的口头传唱形式逐渐发展起来的，是和人民生活紧密联系着的文学艺术形式。当代中国民谣等的兴盛发达，说明人民依旧喜欢诗歌，说明诗歌继续绵延不息，并且正在越来越深的植根于人民大众。更说明当代中国的普通民众，已经重新成为了中国诗歌创造的主力军。相比之下，可悲的是：中国文人的“大雅”式诗歌正在离人民和时代越来越远。
近年理论界和民间舆论大都一致感慨的所谓的“诗歌没落”，一是针对当代诗文创作高度彻底折落的现实而言，说的其实不是诗歌，而是诗文，这种误觉产生于人们对诗歌与诗文概念上的混沌；二是源于传统的、中国文人的“大雅”类诗歌正在形单影只的可悲现实。
所以，近年的中国诗歌没有没落，没有自己走进坟场，更没有也永远不会被人民大众抛弃。近年所谓的“诗歌没落”说法，源于我们多年在理论上没有同步进行诗文与诗歌的正式分类。这样，人们不清楚什么是诗文，什么是诗歌，将诗歌与诗文混为一谈，将新兴诗文的跌落，当成中国诗歌的跌落，同时，只把传统主流的文人诗歌当成诗歌的全部，忘了诗歌的本源和另一半是大俗、大众的民谣、民歌、韵文短语。
最后要说的是：
近现代开始的“新诗革命”，单纯从诗歌革命的意义上讲，应当在保持诗歌纯粹性的基础上，实现诗歌思维的现代化，实现诗歌语言和表现形式的现代化。但，百多年的努力，最后都被诗文的洪水泛滥彻底湮没了，都被诗歌的诗文化全面冲散了。
当代中国诗歌的使命，很简单：捍卫中国诗歌纯粹性，打响中国诗歌保卫战，将诗歌革命进行到底，实现诗歌思维的完全现代化，实现诗歌语言和表现形式的完全现代化，在中华民族复兴之际，首先实现中国诗歌的复兴。
2013年12月3日第一稿，
2014年9月12日第一次修改，
19日第二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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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28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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