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赵目珍 于 2014-11-22 22:41 编辑
在古典、故乡之间展开的诗性言说
马春光
一
作为一个1980年代出生的诗人,赵目珍有一个被诗评家普遍注意的身份:古典文学博士、学者。显然,这一“身份”或显或隐地影响了他的写作。通读他的诗集《外物》就会发现,古典文学作为他的“专业”,在为其提供生存基础的同时,为他带来的更多是一种知识的积淀,以及在这种知识的精进与思想的生成中获致的一种“审美习性”的养成。古典的资源由此在赵目珍的诗歌写作中成为某种“基质”性的东西,潜在地支持并引导着他诗歌写作的审美意向。
古典文学的修养,在赵目珍的诗歌中首先体现为一种整体性的诗歌氛围,比如他的这首《归途》:
群山群树逐渐从光阴中褪去
一只飞鸿没入狂野的边缘
当所有的声音沉浸下来
有大风吹拂过精美的秋天
在这首诗中,不管是视觉的“大”与“小”的精妙转换,或者是听觉的“有”与“无”的暗中交替,都体现了赵目珍精准的透视外物、诉诸心灵的娴熟技巧,它进而塑造了一种阔大、空寂的诗歌氛围。同这种古典氛围接壤的,是赵目珍诗歌中一些经典意象的反复出现,“风”、“秋天”作为一种基本的元素,萦绕着他的诗歌文本。正是在对自然景物的情感透视中,赵目珍的诗歌获得了道家美学的某种意蕴。“当所有的声音沉浸下来/有大风吹拂过静美的秋天”,这正是老子《道德经》所言及的“大音希声”的某种诗性表达,同时也正是庄子“天籁”的美学表达。在一种精练、克制的现代语言中,在具体的感性体验中获得一种古典式的美感,正是赵目珍为当下的诗坛贡献的一笔宝贵财富。
赵目珍浸染于古典中间之中,但并非简单地因袭、继承了传统,他在新诗写作中对古典文学一系列语言、技巧的创造性运用,为新诗写作增添了古典的美学质地。在《空空》、《三更记:致上海》、《三更记》等诗歌文本中,“三更”这一古典的描述时间的方式,被他一再地融进诗歌中,并与作为现代都市象征的“上海”并置在一起,就着实让人玩味。
三更半夜凉初透,大上海
我独上高楼,望尽繁华路
除此之外,赵目珍的诗歌语言处处彰显出一种优美的“古典质地”,极大地丰富着他诗歌的阅读感受。正是这样一种质地,很多时候在读他诗作的时候,诗歌的某种内在的音乐性被唤起,会不自觉地读出声音,这自然源自他独特的美学追求。他在《朗读者》中所言说的隐喻人生态度的“不仅要读,而且要读的抑扬、顿挫”,在某种意义上也潜在地构成了他诗歌的美学诉求。
二
作为生存背景的“故乡”,首先为他提供的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生存背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提升以及生存场景的转变,故乡和诗性自我在时间、空间上的距离拉大,诗人得以在一种“遥望”中对故乡进行想象。有意味的是,他的这种“遥望”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更加普遍的“中国语境”中展开的:这正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娃儿”在实现了对“村庄”的逃亡之后,无比复杂的心绪。赵目珍的《八月,从村庄逃亡》和《沉默的风景》就从诗歌的层面揭示了自己这一“逃亡”与“回望”的精神历程:
背叛庄稼
背叛土地
背叛村庄那些裹着小脚的奶奶们
我迷惘的目光转向一座骄傲的城
——《八月,从村庄逃亡》
成功地逃离之后,却是另一种心灵的折磨:
尽管在南方
一个如饥似渴的灵魂
已经在寻找到的舞台上
开始崭露头角
但他始终穿越不了那段
沉默的风景
——《沉默的风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由农村而城市的人口迁移大规模出现,这一过程而更加凸显了二元话语中的“城”与“乡”。作为一个80后乡村娃儿,赵目珍从鲁西南乡村走出,一路求学,后又在深圳这一极其现代化的城市定居、工作,其中的心路历程带有某种典型性。农村的落后以及城市的现代化构成巨大落差,这种落差构成一个时代的历史动力,“知识改变命运”这一理念在人们的头脑中变得更加迫切。而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他们“逃离”之后对乡村审视时的复杂目光和纠葛情绪。这正是一代人的生存体验的复杂之处,而赵目珍“故乡在北”的写作中,部分地为我们揭示了这种经验。所以,在赵目珍的故乡书写中,某种单一的歌颂、思乡或者厌弃情绪被搁浅,他的诗歌呈现出情绪上的复杂性:既无限决绝地背叛故乡,又无比痛楚地向往故乡,诗性主体与故乡之间的这种张力,在他的诗歌中体现为一种弥漫的痛感,“痛”“疼痛”等词多次出现在他的诗歌中。波特莱尔说:“要看透一个诗人的灵魂,就必须在他的作品中搜寻那些最常出现的词。这样的词汇会透露出是什么让他心驰神往。” 在这种痛感的背后,是一代人沉痛的生存体验,他的这个诗歌文本,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阵痛的一个心灵缩影。
正如他在诗歌中所表达的,这种灵魂的无法穿越其实恰恰来自灵魂深处的困顿,这种“沉默的风景”构成了诗人回望故乡的内在动力,并促使他在诗歌中让那些“沉默的风景”开口说话。“故乡在北”在此意义上就是对故乡的“一束想象”:
站在风吹起的记忆里
我将自己凝想成一束想象
在狼藉的瓦砾上重新构建曾经的旧居
我的泪水开始了瓜分每一个四季
——《尾声》
在“泪水”的视觉模糊中,故乡得以在广阔的时间空间中展开,一种痛感也开始肆意弥漫:
母亲多么不幸
目光在迷离的灯光中喊疼
——《持续抵达》
我喜欢整理小时候雪中发生的情节
那“咯咯”的踩着雪花的声音
是那么地响亮和富有诗意
可如今它已变了方向
母亲年老的疼痛正从中攒出
——《雪飘下来》
在八月,我始终诠释不了亲情
诠释不了友情,诠释不了爱情
所有的疼痛,让我想起母亲的疼痛
——《母亲的疼痛》
在《游子的眼泪》这首诗歌中,诗人在最后这样写道,“游子的眼泪,再次弄疼了/自己的村庄”,这是一个无比精彩的表达。这两句诗让人久久不能平静。这样一种诉诸客体的肉身感觉,为主体与客体的交融关系注入了某种深度。这使我想起诗人多多《四合院》中的经典表达:“张望,又一次提高了围墙……”。这种主观感受的客体投射,在诗歌中具有非常独到的表达效果。
对故乡的这种想象与回望,诗人似乎一直在一种克制的叙述中表达他复杂的情感,这种“克制”在这本诗集的最后一首诗《清明祭》中得到了象征意义上的释放,恰如赵思运所言,《清明祭》自始至终以连续的“我的”呼告,连缀繁密的意象,一气呵成,堪称为乡土文明招魂。“清明”这一特殊的时间意象,与诗歌中“我的”这一话语方式取得了乡村意义上的一致,“我的”呼告正是对中国乡村清明时节上坟时的哭庙的摹拟,而这种“呼告”本身在个体意义上则意味着内在情感的一种释放。相对于赵目珍的那些形式精致、感情克制的短诗,这首《清明祭》在某种意义上是他自我突破的一次尝试。
三
赵目珍诗歌写作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从普通的生活之物中所感悟的某种生命个体的生存奥秘,譬如这首《运命》:
不同的是
包裹里的东西是从一个光明
穿破黑暗直达另一个光明
而我们
则是从一个黑暗
穿越光明到达另一个黑暗之中
这个“包裹”的意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冯至早期的《绿衣人》:
但他小小的手中,
拿了些梦中人的运命。
当他正在敲这个人的门,
谁又留神或想——
“这个人可怕的时候到了!”
虽然两首诗在具体的叙述方式以及意涵所指上均有差异,但由日常事物上升到运命(两首诗都使用了“运命”一词)的这一诗思方式,却有着某种相似性。这种日常生活的哲理化思考,除了对生活之物的精神考量,还体现对日常所“看”的诗化思考。《下班途中》“除了堵车/路上似乎没有可看的风景”,这正是当下制度化、封闭化的生活方式的一种真实写照,而诗人感悟到的却是:
每天如此
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
每天如此
其实什么都改变了
这其中的意味值得反复的咀嚼、把玩,而正是在这种感悟中,一种“外在的风景”经由诗人“内在的眼睛”的发现,升华为一种内在的、生存的风景。
读赵目珍的诗集《外物》,不时被他诗中弥漫的“疼痛”感刺中,作为同龄人,他诗歌所表达的经验,总是会在不经意间唤起我的痛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赵目珍的诗歌从“个人化”的生存经验出发,以雅致、精美的语言和稍稍克制的诗性言说,抵达了某种普遍性的生存情境。赵思运在评价赵目珍的诗歌时,用“在回眸与逃离中确立自我”来指涉他的诗歌写作,在某种意义上精准地指涉了赵目珍的诗歌写作。其实,在古典、故乡之间,赵目珍的“自我”在很多的时候呈现出某种游移、分裂的症像,正是在这种精神资源、生存背景、情感指向的种种张力中,他的诗为我们进入80后的丰富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个入口,同时也为当下诗歌的诸多问题(语言问题,古典资源的整合问题,精神价值向度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资讨论的样本。
在赵目珍的这本诗集中,有两首同名的《在路上》,不管是前一首中“永远在路上的可怜的西西弗斯”,还是后一首中“让我更加寂寞的我的影子”,他们都指向了精神探索中的诗性自我。“在路上”暗示着赵目珍在既有的诗歌探索之外,还有更遥远更艰辛的路要走。如何在既得风格与美学观念的基础上,在一种从容克制的创作心态的引导下,让语言在与历史、现实的碰撞与摩擦中释放更大的活力,在更深更广的生存背景中掘取出更加独特而又带有某种普遍性的诗性经验,在古典的诗学资源中更加自如地融进当下的复杂、异质经验,都构成了赵目珍诗歌写作的潜在命题。在路上,意味着这世界“风景”的不断敞开,我们也期待着赵目珍在不倦的探索中,拿出更多更优秀的诗歌文本,在新世纪的诗坛呈现出更多亮丽而又独异的“风景”。
2014年10月31日于济南
作者简介:马春光,男,河南范县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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