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诗歌是我的圣坛（图）
上图：屠岸（右一）与卞之琳先生。（本报资料照片）
据文汇报2014年12月17日讯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对于91岁高龄的屠岸先生来说，这一年，生活始终繁忙而充实，满是新鲜的喜悦。
4月，屠岸先生在国家图书馆主持了一场“莎士比亚与十四行诗”的讲座，与读者共赏“光耀万世而不朽”的莎翁作品的魅力，以此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他翻译的我国第一部中文全译单行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也历经60余年时光的积淀，成为译诗艺术的经典。
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他和另外5位老作家举办了“边写边画——六位作家速写展”，展出了他笔调沉静的风景速写，这些上世纪40年代的画作，展现出青年屠岸的诗意情怀。
近期，他创作的全部400多首格律诗正计划出版，屠先生借用柏辽兹四乐章交响曲的名字，将诗集命名为《幻想交响曲》。
“我未曾受过牧师的洗礼，但诗歌是我的宗教，缪斯就是我的上帝。”他在诗集《晚歌如水》的序言里写道。
是的，诗歌已融入他的生命。从《萱荫阁诗抄》、《夜灯红处课儿诗》里的旧体诗，到《诗爱者的自白》、《深秋有如初春》中的散文和自由诗，从功力深厚的莎士比亚、济慈等英诗翻译，到得心应手的十四行诗创作，屠岸先生以对诗歌的虔诚探索来崇奉自己的“上帝”。
先生一生写诗、译诗、编诗、论诗，至今仍未停歇。
因为诗情，在屠岸先生身上，看不到耄耋之年的暮气。谢冕先生曾用“雍容、儒雅、亲和、中正”形容屠岸先生的气度，相信每一个走近屠先生的人都会深有同感。
倾心莎翁十四行诗
屠岸先生的家位于北京和平里的一个普通小区，他1961年定居于此，至今已半个多世纪。先生的书房兼做卧室，空间不大，却被书籍“侵占”了大半：书柜里装满古今中外的诗集和文学作品，床边的地板上也堆立着一摞摞半人高的书籍。冬日的阳光透过树枝和南窗，斜斜地落在深棕色的书桌上。
天气寒冷，屠岸先生在毛衣外面又套上保暖的棉衣，但依旧神色清朗，一身素淡益显儒雅的长者之风。
半个世纪来，他和这间书房几经沧桑。“文革”结束后，屠岸先生将其命名为“萱荫阁”，沿用了母亲的画室名，既是纪念母亲，也是“用母亲的勤奋、善良和坚韧激励自己”。
在“萱荫阁”，他用3年时间完成了《济慈诗选》的翻译；将自己1940年代翻译、1950年初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精心修订了数次，使之成为莎翁十四行诗最经典的译作。
与屠岸先生的谈话，正是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这部经典译作展开。
“40年代中期，我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翻译之初，就被莎翁十四行诗的艺术所征服。”屠岸先生说道，“十四行诗音韵优美，形式整齐，每一行都是抑扬格五音步，整首诗的押韵也十分讲究。”
但是对于初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屠岸先生谦逊地说：“40年代翻译的版本，现在看，有的语言比较陈旧，有的比较幼稚。我一直在不断地修改，使其能为今天的读者所接受。”
他早年翻译的莎翁十四行诗，给很多人带去了精神慰藉。在“文革”时期，他的译本以手抄本形式在下乡知青、部队战士间流传。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青年诗人高洪波对屠岸说，他在云南当兵时曾与战士们共读莎翁十四行诗。他当即背诵了一首，屠岸发现果然是自己的译文。
初版60多年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不断再版再印，累计印数达50万册以上。每新版一次，屠岸就要精心修订一番，他感慨，“译诗难，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更难”。但他又说：“以后如有机会，我还将再进行修订，因为对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琢磨、改进，是无止境的。”
为什么翻译莎翁十四行诗如此之难？屠先生说，难点有两个，一是形式，一是内容。“不仅要译出原诗的韵律、节奏之美，还要译出原诗的神韵与风格之美，达到形式和内容的合一。”
在屠岸对莎翁十四行诗的几次大的修订中，卞之琳先生的翻译理念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1962年，我首次登门拜访卞之琳先生，把我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给卞先生看。卞先生对我的翻译是肯定的，但认为还需要修订加工，并亲自为我译了莎翁十四行诗第一首作为示范。卞之琳主张诗歌翻译应神形兼备，在‘形’上要遵从原诗的格律和韵式，用中文的五个顿代替英文每行五个步，同时原文如何押韵，中文也如何押韵。这种方式的首创者是孙大雨，卞之琳加以改造后完善，形成译诗形式上的典范方法：以顿代步，韵式依原诗，亦步亦趋。我根据这一原则，进行了全面修订加工。”
屠岸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有一个特点，每首诗译文后都附有一篇“译解”，对这首诗的内容和形式作了说明和解释，以利于读者对原诗的理解。这种加“译解”的做法，受到冯至先生的肯定和赞赏。
“文革”前夕，屠岸借用卞之琳先生的借书卡，从社科院外文所资料室借了英文版《莎士比亚全集集注本》中关于十四行诗的一卷。所谓“集注”就是外国许多注释家的注释集中收在其中，屠岸据此又把每首诗的“译解”做了调整。
修订后的莎翁十四行诗于1981年出版，卞之琳在《译诗艺术的成年》一文中，认为新版本更加“谨严、光润”，并把屠岸译作作为“译诗艺术成年”的例子。
“按照卞先生译诗原则译诗的，还有杨德豫、江枫、方平、黄杲炘等人。我认为把英文诗翻成当代白话，成就最高的是杨德豫，他翻译的量不多，面不广，但精益求精，他是中国诗歌翻译的一个顶峰，很难超越。”屠岸说。
卞之琳先生也翻译过10首莎翁十四行诗，收录在他的译文集中，但没有收录他为屠岸示范翻译的那一首，屠岸至今都颇为遗憾：“他的手稿给了我，自己没有留底，而我在‘文革’时两次被抄家，丢失了，极为可惜。”
翻译诗歌带有使命感
“真正要译好一首诗，只有通过译者与作者心灵的沟通，灵魂的拥抱，两者的合一。”这是屠岸在诗歌翻译中遵从的最重要的原则，也是他的诗歌美学观念的核心。
这一原则是来自济慈的诗歌理论概念Negative Capability，屠岸将它译成“客体感受力”，在翻译界独树一帜。“诗人自己是主体，主体的反面就是客体，因此negative是客体，是吟咏的对象。济慈原意是写诗的时候排除主观精神状态和主观推理要求，把自己变成‘太阳’、‘月亮’等吟咏对象，然后进行创作。这和王国维先生的‘意境两忘，物我一体’是类似的意思，我非常赞同这个观念。”
屠岸把这一理念移用到诗歌翻译上，“拥抱原诗是精神上的共振、融合，要把原作者的东西化为自己的，体会诗人的创作情绪。有时翻译不成功，非常困惑，千方百计地找到表述方式，特别是用于押韵的字词，最后就像追求爱人一样，终于追到了，是一种精神狂欢。”
译好一首诗“就像追求爱人一样”，这也印证了他为何耗时3年时间才译成《济慈诗选》。
然而，有关诗的翻译，历来充满争议。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诗，就是经过翻译失去的东西。”意大利有谚语：“翻译即背叛。”翻译是否会使诗歌受损？
屠岸先生认为，这些话不是完全没道理，但是“真理性只有百分之十”。
“诗是可以翻译的，可以把它的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只是每个翻译者实现的程度不同。雪莱《为诗辩护》认为诗是不可译的，但是他自己翻译了很多希腊罗马的诗。中国戏剧界、诗歌界受莎士比亚影响很大，没有翻译不可能如此。”
“翻译是一种文化识别和迁移的过程，表面上是语言，实际上是穿越文化隔膜、触摸灵魂、深入沟通的过程。诗歌有千差万别的气质和韵味，翻译之难在于译出其神韵。严复提出‘信，达，雅’，他所指的‘雅’是桐城派文风，如果要使之适用于所有翻译，对‘雅’的理解要有些调整，也就是要忠实于原文风格，比如莎翁剧作中上层人物的语言就要翻得‘雅’，下层人物的语言就要翻得‘俗’，否则不合乎身份。”
“当然，一些意义复杂的诗，翻译时要从中文找到对应，不容易。特别是外国现代派的一些诗，有的地方不能用逻辑来解释。所以，大部分诗是可以翻译的，小部分有双关意思的诗是不可以翻译的。大部分可翻译的诗，精神上也要打点折扣，而优秀的翻译‘折扣’很小。”
但是，让屠岸感到遗憾的是，很多人不了解翻译，国内对翻译的重视也远不够，“许多人不理解翻译的精神、灵魂，好像翻译是很简单的事，认为‘翻译就是个技术问题’，‘不认识的查字典就好了’。鲁迅很伟大，他把翻译者称为‘送给人类以火的普罗米修斯’，是传播文明火种的人。没有翻译，人类不可能向前发展。我翻译英语诗歌，最初由于爱好，后来也带有使命感。”
写诗的冲动始终存在
1941年，18岁的屠岸第一次发表诗作《美丽的故园》，到现在，他的诗歌创作已跨越了70余年。
诗人成幼殊是屠岸的诗友故知。1945年，屠岸与成幼殊、卢世光、陈鲁直、何溶、吴宗锡、章妙英等人成立“野火诗歌会”，以诗会友，友情长达60余年。成幼殊说，当年的屠岸有着生动的形象，沉静、纯净、清澈，很有风骨，可谓“诗如其人，人如其诗”，她从与屠岸的诗歌交往中读出“一贯清亮的笔调”。
1946年，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工作的屠岸在《梦幻曲》一诗中写下：“……但是，不中用的土牢呵，/圈住了我，可也得圈住我的灵魂呀！/它只要伸一下腰，就会展开洁白的巨翼，/开始，翩翩地，飞往自由的土疆；/呵！彼方，一片朝雾熹微，/在嘶叫马群的杂沓奔驰中，/猛然，跃起你矫壮的戎姿，/冲向寒栗的晨光……”可以看到年轻时代的屠岸鲜锐的革命激情与思想。
后来，他逐渐“把情绪和思想溶解在冷却的文字里”。特别是他的十四行诗，体现了他对现代汉语词汇、音节、韵律的细微考察。
在《哑谜》（1990）中，他写道：“……无知和悟性在宁静和骚动中溶解；/宇宙万物渗入朦胧的瞳仁。/千古哑谜在哲学家头脑里萌灭，/疑问如游丝潜入童心的裂痕。/为什么我是我，不是别人？脆声问。/上帝不言语，魔鬼睁大了眼睛。”
屠岸先生说，他尝试写十四行诗是在1940年代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之后，同时受到了冯至的影响，他认为冯至的十四行诗集是中国新诗的经典。
“不管是自由诗还是格律诗，诗歌还是要讲究一点韵律形式感，否则就变成了散文。写十四行诗，我想把思想天地放在一个艺术的规范里加以表达。我有时也写一些自由诗，但喜欢自由当中有严谨。我用‘古典的抑制’风格，把自己充沛的感情凝缩、冷冻起来，成为一种精炼的现代语言。我很佩服的一位诗人是吴汶，他的诗，自由当中有严谨，他的诗集《菱塘岸》即‘古典的抑制’的一个典范。”屠岸先生说。
1986年，屠岸出版了诗集《屠岸十四行诗》，得到诗界称誉。卞之琳评价他的十四行诗“得心应手，不落斧凿痕迹。”诗人郑敏认为他的诗是“在朴素而凝练的词句和严谨的艺术形式上透出深刻的思想之光”，是让“哲理穿上布衣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人提出写诗要“颠覆传统”“颠覆崇高”“颠覆理性”，甚至“颠覆语言”，同时口水诗泛滥，这让屠岸感到十分悲哀。“无论形式如何创新，但万变不离其宗，宗就是真善美。不能为了创新而写泡沫诗、伪诗、非诗。离开这个底线求变，必定走到诗的反面，诗也就死亡了。”屠岸先生说，“我一生在追求真诗，最讨厌虚假。我喜欢莎翁十四行诗、喜欢济慈，因为他们的诗真情流露，正像济慈所说‘真即是美，美即是真’。”
在《济慈墓畔的沉思》（2001）一诗中，屠岸写下：“你所铸造的、所有的不朽之诗/存留在‘真’的心扉，‘美’的灵府，/使人间有一座圣坛，一片净土，/夜莺的鸣啭在这里永不消逝。”这是屠岸对济慈的评价，也可视为他对自己诗歌的期许。
诗歌创作70余载，他至今仍感到“写诗的冲动始终存在，没有退潮”。有时已经上床入睡，如果出现诗思，立即起床把灵感记下。屠岸说，自己的创作方法是抛开思维定势，带着新鲜的眼光看待、观察熟悉的世界，从中发现新鲜的东西并用新鲜的语言加以表现。
屠岸先生正是以此保持着长久的创造力,诚如洪子诚、刘登翰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中所写：“屠岸是执着的‘美’的不懈追求者，细心且有耐性地去发现事物中的美、圣洁、欢愉。直到晚年，屠岸的诗也仍保持着年轻的心态，一种不做作的诚挚的童心。”
合着诗歌的节拍割高粱
在《诗爱者的自白》一文中，屠岸写道：“我是诗的恋者，无论是古典，浪漫，象征，意象；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只要是诗的殿堂，我就是向那里进香的朝圣者。”
忆起自幼对诗歌的迷恋，屠岸说，这是受到母亲的影响。那时家中有一幅对联：“春酒熟时留客醉，夜灯红处课儿书。”下半联描述的就是母亲教他古诗的情景。
屠岸的母亲屠时是常州的才女，擅诗、书、画、音乐，尤其在诗词丹青方面，造诣颇深。母亲从他小学三年级开始，每晚教他吟诵古诗文。母亲的吟诵是按照家乡常州的吟诵调，抑扬有序，疾徐有致，像动人的音乐。14岁那年他生了一场大病，母亲日夜守候，并吟诵诗词给他听，“当她吟颔联和颈联的时候，我感到她的嗓音中放射出一种特异的感情色彩。”从母亲的吟诵中感到的心灵震颤，至今仍会在他心头再现。
稍长，他开始倾心于白话新诗和外国诗歌经典。高二时，他从表哥在光华大学英文系所学的英国文学作品选读中，抄下了一百多首英诗，一首首研读，用了两年多时间研读了一遍，有的诗篇烂熟于胸。
出于对英诗的浓厚兴趣，读大学时他集中精力投入诗歌翻译。1946年，他的译诗稿开始投向《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唐弢对这个23岁的大学生的译作甚为重视。诗人里尔克的《寂静的时候》、麦克里的《在弗兰特的旷野》、斯蒂芬斯的《憎恨》……6个月中，他在《笔会》上发表了15篇作品，高密度的发表，给了年轻的屠岸以巨大鼓励。
诗歌，使他沉醉、痴迷、狂喜，也因为诗歌，使他在困苦岁月里得到精神的慰藉。在“文革”最暗淡的时期，是诗歌使他获得继续面对生活的勇气。
他犹记得当年在干校劳动，每当割高粱时心中总要默诵英文诗歌，把切割动作和诗行节奏结合，汗流浃背，但身心痛快。挥臂割完高粱，还要用手镰把高粱穗从秆上“扦”下，他时常一面默诵济慈的《秋颂》，一面“扦”穗，节奏舒缓，心态平和。“书被抄走了，但心中镌刻的诗是抄不走的。”屠岸说。
他还常以诗歌来恢复心灵的安宁。1980年代中期，他患了严重的忧郁症，一度彻夜失眠。有一夜，他偶然睡着了，醒后回忆，睡前正在默吟白居易的《琵琶行》，沉浸在诗的氛围里，无意中进入了久违的梦乡。从此，他时常通过默吟来召唤睡神，或杜甫、白居易，或莎翁、济慈，默诵使他平静安宁。
屠岸爱诗，也希望自己的后辈懂得欣赏好诗。在他的建议下，曾有几年，家中每周或每半月举行一次诗会，以小外孙的名字命名为“晨笛家庭诗会”。全家聚集一堂，欣赏古诗和新诗。
家庭诗会中，屠岸先生用祖传的“常州吟诵调”吟诵古诗词，必是最受欢迎的节目。常州方言的声调体系与中古汉语声调体系接近，能保留古诗文的音韵美。2008年，常州古诗词吟诵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认定的“常州吟诵调”代表性传人有三位：赵元任，周有光，屠岸。从这年冬天起，他在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安排下，每周进行一次录音，他的心愿就是让这宝贵的文化遗产得到传承。
“深秋有如初春”的心境
《生正逢时》一书是屠岸先生在耄耋之年对过往岁月的潜心回顾。他一生中，亲历了诸多风云变幻的岁月，抗日战争时期颠沛流离，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共产党、进行秘密的地下活动，“反右”运动中下放劳动，“大饥荒”中肺病复发不得已切掉一侧肺叶，“文革”时被抄家、蹲牛棚、下干校，改革开放百废待兴时受命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书记、总编辑……
坎坷、动荡与苦难，似乎远远超过了平静顺遂的时光，但他却说自己“生正逢时”。
在回忆录中，屠岸先生写道：“回顾自己的一生，我想起吴祖光写的四个字。有人说吴祖光一生坎坷，生不逢时。吴祖光拿起笔来写下‘生正逢时’。试想：一个人能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历次政治运动、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生活经历如此丰富，岂不是生正逢时？不是指我个人，是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一代人。古代诗人恐怕没有经历这么多、这么长期的坎坷。当然，两者没有可比性。但可以肯定，这一代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苦难和感到的困惑，是空前的。”
虽遭受种种苦难和困惑，可晚年的屠岸丝毫没有暮年颓唐的心绪。他引用严文井先生晚年所写的文章《我仍在路上》：“我要在达到我的终点前多懂得一点真相，多听见一些真诚的声音。”屠岸对这番话深有共鸣。
“我每天想的是赶快做，每天做的是赶快写。我还要向前行，不能放下我的笔，我不能停下我的步。”如今，91岁的屠岸先生每天仍坚持工作、阅读。
屠岸没有停止翻译，小女儿章燕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父女俩合作出版了莎士比亚长篇叙事诗《鲁克丽丝失贞记》、狄金森诗歌选《我知道他存在》等，有的是共同翻译，有的是女儿翻译后，屠岸修订。
他还一直想翻译弥尔顿和济慈更多的诗，“国内目前还没有弥尔顿、济慈的中文版全集，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但是翻译工作需耗费脑力体力，以及大量时间。“弥尔顿《失乐园》翻译了一部分，不知道能不能翻完。我想要是能活到我的表哥周有光先生那么久，今年他109岁了，我大概能把弥尔顿翻译出来。”屠先生笑容温蔼地说。
其实，与周有光先生一样，屠岸始终喜欢接受新事物，像年轻人一样投入地工作。他推崇常州话里的“老合小”，希望自己如晚年的刘海粟先生那样，“虽然肉体老化，但如果还天真烂漫，就不会感觉到老”。
他将济慈的“客体感受力”运用到生活中。“没有新鲜感就没有诗，我每天看到东西都是新鲜的，太阳存在亿万年，但是每天看它都是新的。我完全可以做一个婴儿，去拥抱生活。把每一天看做新的生命的开始，就不会萎顿、不会沉沦。”
在耄耋之年依然保有丰沛的诗情，屠岸先生比喻自己的心境“深秋有如初春”，那是红树黄花浸透了的丰盈，如同他在《树的哲学》一诗中所写：“我——/愈是深深地扎下/愈是高高地伸展/愈是同泥土为伍/愈是有云彩作伴…我于是有了粗壮的树干/美丽的树冠/我于是长出了/累累果实/具有泥土的芳香/像云霞一样/彩色斑斓”。
屠岸小传
屠岸，1923年生于江苏常州。诗人、翻译家、出版家。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常务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我国第一部中文全译单行本。2001年，因《济慈诗选》译本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2010年，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
发表于 2014-12-17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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