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蒲秀彪 于 2014-12-17 17:13 编辑
没有诗歌，我可能会疯掉
——蒲秀彪访谈录
嘉 宾：蒲秀彪，资深诗歌爱好者。
访 者：孙向阳，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
孙向阳（以下简称孙）：你是什么时候接触诗歌并开始写作的？诗歌给你带来的最初感动是什么？
蒲秀彪（以下简称蒲）：我最早接触诗歌，应该是和九年制义务教育下贵州乡村的很多孩子一样，从小学课本开始的。真正地开始有写诗的冲动，是参加工作后，开始诗歌写作，应该是在接触网络诗歌以后，时间大概是在2003年。
要说诗歌最初给我带来的感动，就是工作后，在一首李白的《将进酒》中找到了共鸣。因为工作的单位是国企嘛，当时工作节奏就是国企那种按部就班样子，工作之余的大多时候，职工的生活就是麻将、卡拉OK什么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在这样的一些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从骨子里说，我不是很喜欢那些东西，但如果不参与，那么就会有很多的孤独感，不时也听到一些有点想法的老员工在报怨这报怨那。当我看到那些大学毕业多年，还在机台上推烟车的同事，我觉得自己也不过是茫茫人海之中的沙子一粒。于是就有了一些不满和厌世的情绪。有一天，我在一位同事的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看到一篇用A4纸打印的李白的《将进酒》，我低头读得热血沸腾，我当时就把这首诗从“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到“与尔同消万古愁”背了下来，便拿起笔，开始在废纸上写一些文白夹杂的诗，直到后来进入网络诗写。
孙：我知道你是一个十分勤奋的诗人，几乎每天都要写作，也出版了一本诗集《随时随地》。能谈谈你的创作近况吗？
蒲：如果拿现在的状态来说，与其说是勤奋，不说是一种痴迷，开始写诗还想有所为，现在的写作，完全是出于一种自言自语的需要，就像中了诗毒，上了瘾，是一种生活的状态了。当初出诗集是赵卫峰先生的关照，他看我写了那么多诗歌，就劝我把它们集中一下，当算是给自己一个礼物。赵卫峰作为一个严谨的诗歌评论家，能主动为我的诗集写序，算是对我很大的触动，也满足了我一点小小的虚荣心，觉得自己的诗还能被人认可。在诗的路上，能有这样的纯粹的良师益友，甚幸。
近年来，生活依然如故，日复一日的工作，如同顽固的体制堡垒，没有希望，也少有绝望，一直保持着一种简单的生活，写作也是，想写就写，有了感觉就写，没有感觉就倒在沙发上，看看电视，翻翻闲书，孤独而自在。所谓的创作，要么来源于瞬间的快乐，要么就来自于特别的愤怒。这样的感觉周而复始，因此源泉不断，写作需要这样的迷惘与苦难。
孙：谈到你的诗歌，有的人喜欢你的《请不要用那种眼光看我》、《等待》、《儿子的小手枪》、《生活在别处》等作品，我却有点偏爱你的《一只蝉在歌唱》。这只“仿佛除了歌唱，一切都与它无关”的蝉就像你的化身，一直不停地在歌唱。我的理解对吗？
蒲：谢谢你在百忙之中对我诗歌的仔细阅读，也感谢你对我的理解，深入我心。不论是《请你不要用那种眼光看我》、还是《生活在别处》那些，都是现实的，也是生活片段的，可能有人喜欢他们对现实的批判态度、人生迷离的孤独状态。最终我觉得，诗歌它是一种灵魂的事物，心灵的需要，逍遥的快乐。对诗的喜好，从来就是千人各一面，有人喜欢面对现实，有人喜欢有点仙气……。我更喜欢我的半梦半醒的状态，人生如梦，恍恍惚惚，吸风饮露，无拘无束，要是能做一蝉，那该多好啊，有时那只是一种向往。
孙：此外，我也特别喜欢你《无声的世界》这首诗里的一句话：“语言即世界，这世界里有着无边的孤独。”这是否暗示了你的一种诗学观念？
蒲：语言即世界，这是一个很早已经就有了的观点。在语言的世界里无边的孤独更是一种生命的状态。我曾经在《自便》年选中说了这样一句话：“诗观在诗中。”，当然我更觉得，我诗在我中，我在世界中，语言即世界。于诗来说，说了这么多，最后都是无用的话。
孙：关于诗歌，韩东说过一句话：诗到语言为止。能谈谈诗歌语言这个问题吗？
蒲：对于这个问题，和上面的问题有些关联。关于诗和语言这个问题的理论，可谓是汗牛充栋。我觉得语言是诗的载体，但语言不等于诗，语言之外没有诗。这些形而上的问题，就像道，永远也说不清楚。
孙：赵卫峰在为你的诗集《随时随地》写序时，这样评价过你的诗歌：“业余，体现自由与自在，体现出当代信息传播背景中独秀的一种写作倾向或特征：即写作的个人化、个体生活与生命结合过程中的艺术化倾向，有时它比专业更专业”。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蒲：业余和专业是针对一种工作关系来说的，我认为诗歌写作，跟这些没有关系。所有的比较都是相对的，自由与自在也是相当对的，个人化、个体化的这种说法我比较认同，诗就是自己生命的体验和感觉，至于专不专业，那是评论家们的事，我自己对这方面没有太多的考究。
孙：向笔群在《山地诗情——土家族新诗创作评论》一书中把你归为“民间写作”的诗人。你是否同意这种归类？你是站在“民间写作”的立场进行写作的吗？
蒲：官方和民间，于诗歌写作本身来说，我认为没有太多的关系。如果非要这样将一个诗写者分类，不在体制内写作，那自然就是民间写作了。缘于体制对诗歌写作的一些限制，特别是针对政治敏感的诗写，制体内的规定让诗写不自由不自在，如果非要这样分，那么我倒愿意自己是民间的，相对自在些。
孙：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先生主张“没有主义”地写作。他认为“文学创作向来是作家个人心血来潮，同主义没有多少关系。”你有什么主义没有？
蒲：高行健先生的主张，有他的道理。其实，没有主义又何尝不是一种主义，一种观念。心血来潮的这种写作状态，倒像是人们常说的灵感来了，瞬间天成，有点天才论的感觉。
作为人来说，心血如何来潮，这一定是有着它深层次的原因，无不包括作家身体的构成，独特的体验，思维的结果等。不管是“胸有成竹”式的写作，还是“心血来潮”的写作，都有它的道理。我喜欢心血来潮式写作的灵气，也喜欢有主义式写作的胸有成竹。如果我说，我没有主义，那么就好像说我是天才。如果非要说有主义，那么我更喜欢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
孙：对于创作而言，我特别认同高行健先生还说过的一句话：我表述，我才存在。读你的诗歌，能十分强烈地感受到你想“表述”的这样欲望。这是为了证明你的存在吗？
蒲：有人曾开玩笑说，写作的最高境界就是不写，我理解为，存在的事物它一直存在着，不管你动与不动，这多少有一点上帝就在头上的感觉。
于写作来说，我没有不写就是写的那么高的境界。现实太荒诞了，有一些事情我想不明白也无法改变，我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雁过留声，生而在世，如果我不说话，我真的就像不存在一样，我需要有一种存在感。
孙：有人评价你的诗歌过于口语化。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蒲：好与坏，都需要人评说，别人对我的诗歌怎么看，我都接受，我谢谢他们的关注与论足。当下对口语化的非议不少，这些都是相对的问题。诗无达诂，我自己对自己的写作都不满意，在路上。我这个人还有相当大的毛病，就是坚持认定了事物，很难改变，甚至有些固执，就像一个人的信仰。
孙：你进行诗歌创作时，有没有考虑读者的适应与接受？还有，是否考虑到批评家的一些观点？
蒲：最初写作时，总是想把诗写好，赢得别人的赞扬，那种感觉保持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那种感觉越来越少，很多时候的写作，我怕拿给别人看，越来越怕。之前更多是想着读者的感受，现在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内心。
我认可的批评家的话，我会听见去一些，不认可的批评家的话，我是不听的，不管他名气有多大，理论有多深，我这人有时很自我，想改都改不了。
孙：惠特曼说：只有二流的诗歌才能马上博得人们的欢心。你这样认为吗？
蒲：在每一个时代，孤独的人大多是走在前面或后面，好的诗人大多是孤独的，好的诗歌大多出于此类诗人之手。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孙：当下诗坛，常常会面临着“写诗的比读诗的多”的嘲弄，你怎么看？你觉得诗歌面临的困境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蒲：这句话有一些夸大了的成分，但也说出了现实的悲哀。一个没有诗的国度和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物欲横流，娱乐至死，城镇化进程中科技、实用至上，人类的精神文明不说在退步，至少没有同步跟进。
孙：哎，你谈到娱乐至死，我突然想起了波兹曼，他还专门写过一本书，标题就叫《娱乐至死》。他说，我们在这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技术的合力之下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波兹曼认为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是，跟躲躲猫游戏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请问在你的诗歌创作中也曾遭遇过这样的“躲躲猫的世界”吗？
蒲：当希望的失效，绝望来临，信仰的滑坡导致混乱与失序，专制与死亡的恐惧导致虚无与娱乐，这些都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当一万首诗也抵不过一辆坦克时，当一首诗不值一碗早餐时，写作难免会滑入自我的世界之中。躲进小楼成一统，隐于市，自娱自乐，也何尝不是一种方式。有时除了自娱自乐，还有更好的方法吗？这样的情况是常有的。
孙：据我所知，你主要是在网络上进行写作。请问对网络文学有何看法？
蒲：网络只是一个传播媒介方式，文学本身没有改变。网络文学相比传统纸媒文学来说，网络显得更自由，但存在着鱼龙混杂的现象。就像纸代替竹简，这是必然的趋势。于诗歌来说，网络传播是诗歌写作的春天，我对它充满了希望。
孙：你曾在《诗歌周刊》写过一篇文章《做中国最好的诗人》，说的是江苏诗人陈傻子。在你看来什么样的诗人才是好诗人？什么样的诗歌才是好诗歌？
蒲：每一个人都有着它独特的爱好。在多元化的当今，对诗的喜好更是众味难调。做中国最好的诗人，这本身就有一点偏爱的说法，在诗歌写作里，本身没有最一说。一个诗人，不管他的诗艺如何，如果他没有良知，担当和正义，我觉得算不上一个好诗人。
什么样的诗歌，才是好诗歌，这个问题，我实在说不清楚，我只能从中体会，它给我美感，给我思考，给我热血沸腾，给我冰冷，给我生命的律动……一切尽在自己的体验之中，无以言。
孙：你说得对，文学是需要良知的。索尔仁尼琴曾被称为俄罗斯文学的良心，我们大家熟悉的巴金先生也被称为中国文学的良心。这些都为我们的文学树立起了精神的标杆。但是，伴随着物质利益的强力推动，当下也有不少自诩为作家诗人的人们，浮躁心态十分明显，总是为了某种利益而去写作，缺乏文学的温度和灵魂的深度。对这样的文坛乱象，你怎么看？
蒲：不是说自己有多高尚，但我现在对此已经不想再过多的言说，更多的时候，我只想把头扭向一边。司马迁先生已经在《史记》中对利来利往说得太好了，现在不少的人恨不能淫尽天下美人，赚尽天下财富。我喜欢名，也喜欢钱，但不属于我的东西，我不要。如果有付出了得到的美名，以及取之有道的财富，我也会心动。这点起码的良心，我从小就懂得，而不是欺世盗名。
孙：关于你跟诗歌的关系，你曾打过一个十分精彩的比喻：跟诗歌在偷情。能再谈谈你跟诗歌的关系吗？或者说，诗歌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它比生活重要吗？
蒲：由于自己工作在国企，做着技术的活，虽然热爱诗到受非议的程度，我只能说我与诗歌是一种偷情的情人关系，但我一直喜欢这样的出轨。
诗歌于我来说，已经成为了生命中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没有诗歌，可能我会患上抑郁，它从灵魂上救我。让我在孤独中可以自言自语，或是可以与外界达成某种灵魂的交流。
生活是生下来就得活，没有吃的我活不了，没有诗歌，我死不了，但我有可能会疯掉。
孙：除了写诗，你还有哪些爱好？
蒲：除了写诗，我还喜欢什么事也不做的发呆，喝茶，和诗友聚会，和美女聊天，吃美食，看新闻，看风景，有时感觉无聊了，还和朋友喝酒，打打小麻将。我觉得，我是一个多么俗不可耐的人。
孙：在写作中你天马行空自由潇洒，在生活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蒲：在生活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实在无法自我表达。喜欢我的人说我真实，幽默，善良，大方，爱帮助人，袍哥人家。不喜欢我的人说我愤世嫉俗管事太多，不太给人面子，我行我素，懒散，自由主义，不喜欢的事情调动不起情绪，一点都不把专横的人放在眼中。
孙：跟你谈得很愉快。谢谢你！
蒲：我也是。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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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17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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