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学不会 于 2014-12-28 04:19 编辑
“说人话”与“说诗话”
新诗潮以降，有关诗歌的理论与批评，折腾了一圈，也就是折腾成了一个“突围”，之后便找不到北了，且随着学术产业的急剧膨胀，也便很快身陷其中，成了“翰林文字”，远离了新的诗歌潮流。实则自朦胧诗之后，真正对后来的先锋诗歌起了实际性影响和富有成效的推动作用的，还是诗人们自个儿说出来的那三句话——
诗到语言为止；
拒绝隐喻；
诗歌要说人话。
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为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划了一道界线，及时地提醒先锋诗歌从精神的狂欢中回到语言本身，“我为诗的构成而写诗”，“真正好的诗歌就是那种内心世界与语言的高度合一”。韩东的这个“醒”提得非同小可，它为第三代诗人们的“艺术突围”作了历史性的导引，至今仍然为诗人们所重视。转引自沈奇编选《诗是什么——二十世纪中国诗人如是说》，台湾尔雅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205页。
于坚的“拒绝隐喻”，虽然是个悖论式的命题，却令所有对现代诗有思考的诗人为之心头一震，感到一个“警言”式的提示，理会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诗性思维与诗歌文本写作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词不达意的隐喻黑洞”，我们必须由此脱身，“在语言的意义上重返真实”，我们才能说出我们的存在，而不是沦落于总体话语的陷阱。只是于坚的这一“警示”，稍嫌“玄”了点，在实际的影响中，也只到“提示”为止，孤独而超迈的“老于坚”只能自己去身体力行。
真正在九十年代下半叶，也就是世纪之交时空下，影响最大并最终形成风气，且与重蹈语言贵族化覆辙和文化迷障的知识分子写作分庭抗礼的，是伊沙的那句：“诗歌要说人话!”这纯系一句大实话，无涉什么诗学深义，却一下子捅开了一张迷惑人们太久的窗户纸，极具号召力。加之伊沙本人在九十年代的创作影响，很快将几近冷寂的当代诗坛搅得天翻地覆，并由此开启了一股新的先锋诗歌的潮流。
这是一次更为彻底的决裂和更为极端的实验。在一个按传统诗学观念看来，诗性元素极为稀薄、诗美域度极为狭小的边缘地带，一下子簇拥了几乎一多半的青年诗人，且有更年轻的生猛者拥上去，要“说人话”乃至要回到“下半身”——伊沙放出了一个魔鬼，从此诗坛不得清静!
十多年来三句话，成就了三位重要而优秀的诗人，推动了两度先锋诗歌的再出发，当然，也留下了不少的误区和陷阱。但比起日益脱离诗歌现实，趋滑于空心批评和术语聒噪的学术产业来说，这三句话依然是举足轻重的，不断作用于诗歌历史并为历史所记取。
然而传统始终是强大的，大部分人，甚至包括学术产业中大部分“搞文学”、“搞诗”的人，始终受制于对诗的习惯性认识，“优美”、“典雅”、“缘情”、“言志”这些几乎已成公理、名理一样的诗歌观念，总是先入为主地将诗认定为只能说高言美词的雅事，酸掉牙也是本分。诗人成了只会说“诗话”（以及各种梦话、神话、胡话、文化话）的酸腐文人，穷嫌富不爱，只是在香艳虚妄的自恋中自我麻醉，或自得于所谓时代心声之代言人的角色。久而久之，好像诗就该如此，致使所谓的“诗意”，常常成了遮蔽生存真实的迷障，成了“情感范式”或“文化作秀”，不及物，不言体（精神／灵魂／思想之外的一切实体），一味虚浮高蹈，不着人话——这是中国诗歌美学中最顽固的禁忌，它极大地妨碍着尚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新诗，各种潜在的可能性的开启与拓展，好比“春天里，灭人欲”，硬给现代小姑娘缠裹脚布。
其实诗本该就是最多自由、最少禁忌的一种文学体式。人是语言的存在，在一种语言范式中生活久了，不免成为语言通约下的精神平均数，使生命成为总体话语的投影亦即他者生命的复制。现代诗的本质，正是在于通过诗的获救之舌，来不断颠覆我们生来遭遇的语言制度，以求在新的语言之光中找回独立鲜活的生命个性，使这一“诗的过程”，真正成为跳脱文化符号之“硬化”的自由的呼吸，成为现代人得以不断回返本真自我的“回家的路”。
为此，以伊沙为代表的更年轻一拨的先锋诗人们，针对惟美惟雅只说“诗话”的诗坛积弊，提出诗人也要说人话，要言体及物，力图让诗变得有血有肉，有生命痛感和生活气息，不再那样滥情矫情和伪贵族气，实在是又一次革命性的进步。我们曾经将诗作为向庙堂献礼的祭品，后来又将诗局限于精神后花园中的散步，总之转来转去，总转不出高蹈酸腐的调调。现在终于有一只年轻的手，将诗拽回到我们生存的现实、生活的大地和日常生命状态中来，让它说点人话，多点人气，变得更坚实、清朗和亲和一些，甚至性感一些，不失为对积弱甚久的中国新诗，一剂“壮阳补钙”的良药。正如年轻诗人们所说的：说人话是为了更好地说诗话，有如回返“下半身”是为了找到更真实的“上半身”一样。
只是如此一来，习惯于诗之雅的人们又要伤脑筋了，觉着这样的诗未免太落俗了，太不浪漫太不灵魂太身体化了，全没了诗的标准、诗的基本元素。另一方面，一些为伊沙的成功所诱惑，没整清楚就抢着要“说人话”的青年诗人们，又总是疏忽了这其实是一场有“高风险的革命”，或者又习惯性地将革命弄成了目的，弄变了味。
仅就语言来说，抒情加意象，是传统惟“说诗话”是问的修辞标准，叙事加口语，则是“说人话”的语言策略。前者是在一个很容易出所谓“诗意”的审美开阔地上作业，好赖都能沾点诗的腥味；后者则好像在悬崖边玩玄，不小心就会跌入非诗的深渊。叙事诗在当代诗歌进程中的不灭而自亡，早就在提示叙述性语言的非诗性本质，必须予以再造，灌注进新的语感元素才行，譬如寓言性、戏剧性、小说企图、象征意味、文本外张力等。这些在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丁当的《时间》、于坚的《尚义街六号》、《0档案》、伊沙的《车过黄河》等杰出诗作中，都有到位的创化。现在却是非诗性叙事泛滥成灾，过犹不及，把诗搞死了。“口语”的问题更多。读一个伊沙，觉得口语很来劲，读一堆“伊沙”，立马傻眼堵嗓子，全成了皮毛的复制，骨子里的那点劲没了。我曾多次对伊沙说：口语不能扎堆，不管是自个儿扎堆还是一伙人扎堆，一扎堆就露怯，就自个儿把自个儿灭了!这里的关键，其一是口语诗一首是一首，生孩子似的，不容易出精品，更无法模仿与复制；其二是不是谁都适合用口语写诗，看是“玩”似的，其实“是写作的至高境地。有人永远不懂”。（伊沙语）是伊沙式的生命形态选择或决定了伊沙式的口语风格，这是学不了的。进一步说，是真正健康硬朗的人才能说真正健康硬朗的“人话”，否则，你还不如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好，不然肯定露怯。说到底，不管是“叙事”还是“口语”，它最大的风险就是无法藏怯，无法如“抒情”和“意象”那样掩住怯处蒙人。
遗憾的是，这些问题至今不为“革命中”的诗人们所正视，只顾眼下的热闹。在相当多的作品中，叙事已完全成了无聊的絮叨，成了日常生活的简单提货单，口语则完全成了无节制的口沫，一点讲究也没有，掉入粗鄙浅薄的烂泥坑，败坏了人们的胃口，也就怨不得本来对“说人话”还感兴趣的人们，又掉头思“雅”去了。看来，如何在“说人话”与“说诗话”之间作有度的取舍，或者说，如何说诗化的人话、人话化了的诗话，恐怕是张扬“说诗话”之诗歌立场的先锋诗人们，需要冷静思考与及时解决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让诗退回到“文化后花园”是绝不可取的。文化发出的声音只对文化负责，就像上帝派出的仆人只对上帝负责一样，尤其对我们这样充满虚伪和矫饰亦即“瞒”和“骗”的高阁文化而言，它一向缺少的都不是夜莺，而是牛虻!由惟抒情是问到冷抒情到反抒情，由“言志”而“言体”（肉体、身体、生存实在之体），这或许是现代诗必然要经由的又一革命性历程。至少，它会有一种证伪作用，以洗刷伪抒情、伪“言志”的陈词滥调，最终呈现纯正的抒情与言志因子。何况，无论现代文明将人类的精神疆域和文化视野推展到何种地步，诗都只应该是游走于那疆界和视野之外的猎犬而非宠物，这是诗的本质，也是诗人的天职。
2000年9月
转自《沈奇诗学论集》wap.cmread.com |
发表于 2014-12-28 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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