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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天铎奖（甲午）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2014-12-31
2014年12月27日，第二届天铎奖（甲午）颁奖典礼在北京宋庄退溪草堂隆重举行，全场由特邀嘉宾、当代艺术家吴震寰先生以及圣兰女士主持，天铎奖组委会授予三位获奖诗人大解（《悲歌》15000行）、刘仲（《在河之洲》11卷 78000行）、张成德（《囍史》21000行）牛皮奖状，版面头像，雕塑头像，油画等艺术品奖品。三位获奖诗人发表对长诗史诗的看法及获奖感言。
天铎奖发起人萧乾父（亚伯拉罕•蝼冢）先生发表讲话，认为长诗、史诗是中国农耕文明体系最后的挽歌，也是现代汉语在“天天下”全球大背景激发出来的新文体，在“天天下”这样一个背景下，汉语传统和汉语以外的传统即两个传统的熔铸，是未来写作的必要条件。而长诗史诗的写作是这种写作中的特殊文体。综观历史，长诗，大诗，史诗，为国之重器，统摄民族心灵与无限时空。其创作者也赋有崇高使命，我们将这种写作称之为春秋写作或现代汉语史诗写作。天铎奖正是本着“问鼎史诗”和“以深化和拓展现代汉语表现力以及诗化草创的白话文（现代民族语言）与转承民族语言优秀传统为不祧之宗”的态度，仅用于奖掖和表彰现代汉语及全球各语种语系中诞生的长诗（包括组诗）、大诗和史诗的单个作品及其作者，以期促进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回归静穆崇高之本位以及一种新文体的锤炼。他认为我们的时代已经在为这些诗歌的王者加冕。
第二届天铎奖（甲午）获得北京TREE国际美术馆，议牧堂，基石盛世，河洛世界文明论坛，陈雨工作室，畅泉工作室，秋雨轩，成宇工作室，侯素平工作室，汉风堂，黄彪工作室，阿山工作室，来复书院、退溪草堂壹画馆的支持。颁奖嘉宾及与会者有陈雨，畅泉，黄彪，刀刀，侯素平，张业宏，吴小曼，吴秋雨，张振宇，蔡金存，凡斯，萧乾父，欧阳斌，呈昕，侯素平，郑丽云，寒雨，李恒彪，李蔚，沈亦然，阿山，诗琪，柏玲，晶晶花语，沈亦然等50余人。
天铎奖（癸巳）获奖者杨炼先生因通讯故障未能赶到现场，发来致词，向本届获奖作者表示祝贺。致词认为，天铎奖定位长诗这极端的思想载体，对当代中国和世界诗歌涵义深远，第一届只是一个开端，第二届则展示出它的耐力。长诗，拼的正是耐力和厚度。并祝愿天铎奖不负众望，铆定这个诗学最高境界，稳步迈进，把我们的生命，锤炼成一首具有全球意义的中文长诗。
大解获奖感言：汉语诗歌：叙事的可能性
《悲歌》写作之前的许多年，我有一种漫长而隐隐的冲动。虽然在那些年里也写了许多短诗，但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当我准备写一部长诗，并搭好《悲歌》的框架，真正动手写作时，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出现了。一是如何使汉语从语言回到言说——即叙述性诗歌话语；一是如何去面对史诗。这两点，在我们的汉语诗歌资源中，是找不到借鉴文本的。一个在汉语中土生土长的人，面对自己的语言，我突然有一种茫然而失语的感觉。我意识到，在我们的汉语中，有可能历史性地缺少点什么。当我写作时，我认真地考虑了汉语的历史和它的使用问题。
在语言的发展进程中，汉语从最初的言说到书写，肯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即言说被固定成书面语言时，可能是舍本求末地丢掉了最具活力的部分，而剩下了干巴巴的费解的文字。由于汉语单字所承担的意义过于沉重，汉字的高度浓缩力影响了书面语言的发育。这在诗歌的表现中尤为突出，以至在人类的语言种类中，汉语这种使用了几千年的古老语种，竟没有产生一部以叙事为主的疏朗开阔的史诗，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与人类的文明进程一样，汉语从语言回到言说的艰难历程，伴随着两大背景的开放和转变，有时甚至是突然的裂变：一是历史背景，一是文化背景。在这两个沉重的背景下产生的汉语诗歌，在书面语言的强大惯性下，沿着一条越走越窄的路，走到了上个世纪初。如果没有白话运动，我们很可能还在古体诗的老路上继续走着，因为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决定了汉语诗歌的命运。
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汉语诗歌的两个具体背景。
背景一：生存历史。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延续到今天，已经形成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在这块土地上，为土地和王权所进行的征战厮杀不曾有大的间歇，一代代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时，以河流分布为主要依托的农耕民族也在历史更替中创建了自己辉煌的文明。这是一个可以无限挖掘的矿藏。在此基础上可以产生许多部伟大的史诗。但我们先人的书写方式没有形成史诗的宽大环境，而是被极具收缩力的古典汉语凝聚成一颗颗闪烁的珍珠。我国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古代封闭的城池也接受并适应了这一点，以至从奴隶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民族和政权的高度统一反而使汉语收缩得更加板结而紧密，进而愈加远离了庞杂的、民间性的（诗歌）叙事功能。在日渐紧缩的框架内，诗歌一再地被激情所驱使，并被打造得过于精致和完美。幸而有《史记》、《三国演绎》、《红楼梦》等文学巨著从另外的角度担当了史诗的使命，从而使汉语减少了一些书写的遗憾。
另外，在我们的精神历史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本土宗教（老子的学说是哲学，孔子的思想是道德法典，佛教是印度的，基督教是希伯来人的，依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的），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的信仰和自信心承受着双重的压力，一是来自于外部的强势文明，一是自身内部的宗教缺席，使得本来可以站出来承担民族精神使命的汉语诗歌反而在强大的压力下变得支离破碎（《诗经》就是一个例证）。一个缺少本土宗教支撑的民族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在专心一意书写小巧诗歌的同时，把对文字的把玩和书写也当作一种时尚，甚至产生了以写字为惟一目的的书法艺术。在我们的先人得意之时，史诗宏大的建构在远方的大地上一座座矗立起来，惟独躲开了汉语。也许史诗作为古老的以口头传承为主的早期叙事文学方式，不适合（书写和口语分离的）古典汉语？也许汉语从小说和戏剧中更能体现它的史诗气象？
随着国家形式上的帝制的消亡，沿袭了几千年的农耕时代也渐渐暗淡了，这是人类生存史上极其悲壮的一幕。重大的文明转型期带来了它的新的轰轰作响的庞大工业，一个渐进开放的文化流通的大环境使汉语从文言文中解放出来。汉语诗歌也从格律中走出，并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突变式地经历了西方诗歌所有的探索历程。另外，随着诗歌向艺术深层的探索，意识形态对诗的影响和干预也在瓦解和失效。汉语诗歌在激变。白话——甚至口语也进入了书写的殿堂。这是汉语从书写到言说的一次历史性的回归，语言和言说终于接近并有望成为一体。汉语一当从 “之乎者也”的僵化的书写方式回到鲜活的嘴唇，立刻激发出活力，并为诗歌的叙事性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史诗的诞生就是一句空话。在这样的背景下，诗歌应该是什么样子谁也无法框定和预料，如果史诗猛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必感到惊慌，因为历史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背景二：古老的文化。汉语诗歌从《诗经》始，一直是以碎片的形式流传，没有形成宏大的建构。后来，虽然出现过《离骚》、《孔雀东南飞》等长诗，但主要还是以抒情言志为主，没有充分发挥叙事功能，因而绕过了记叙历史事件这一可能的发展趋向，以至后来走向了更加凝练的唐诗和宋词，以至于元曲畸形地发展成为文人墨客手中把玩的小玩意。汉语诗歌的内敛性拒绝了宏大事件对诗的进入，一直保持着自身的小巧和纯粹。汉语诗歌在古老文化的惯性推动下，沿着它自己的道路走了过来。这与本土上藏族、蒙古族等保持着口头传承史诗的少数民族有着传统上的区别。
不仅与少数民族不同，与西方的诗歌传统也不同。我们不妨简单地在时间上做一下横向的比较。在孔子整理《诗经》之前约300年，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希腊，在文字形成之初，荷马就以叙事的形式把口头传说固定在伟大的史诗中。在《诗经》之后的100余年内，希腊出现了几个具有史诗性的悲剧作家。比《诗经》早约1000年，尼罗河畔的古埃及人就创作了史诗《亡灵书》。比《诗经》早约1500年，古巴比仑就出现了泥版史诗《吉尔加美什》。比《诗经》晚约150年内，印度出现了《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史诗。比《诗经》晚约500年，比屈原及《楚辞》晚约200年，古罗马出现了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比李白晚约200年，比苏轼早约100年，波斯出现了史诗《王书》。在陆游死后55年出生的但丁，写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开端之作《神曲》。还有后来的弥尔顿、歌德、雪莱、拜伦、普希金等，都写出过重要的长诗。而在汉语中，当我们意识到史诗时已经是今天。我们可资借鉴的汉语诗歌传统太精巧、太完美了，以至于至今还有人津津乐道地写着古体诗。我不是说汉语古体诗不好。汉语的古体诗词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其中产生了许多名垂史册的伟大诗人和不朽的名篇。我非常佩服我们的祖先，竟然能够在严规戒律的约束下，写出了那么多纵横驰骋而又不出格律的整齐方正的诗篇。我同时也遗憾地感到，那些精巧方正的小火柴盒式的格律，装下几颗珍珠和钻石还可以，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像《伊利亚特》一样，容纳一场庞大的战争。
以上两个背景决定了汉语诗歌的走向，已经形成的史实无法再改变。但这样的背景对于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汉语文化已经为我们做了漫长的准备和深厚的积淀，此前的一切史诗资源都没有人开发过，都是为我们准备的。我们赶上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宽阔的语言环境和开放的文化空间，给了我们绝好的机会，我们已经被历史推到了这一步，没有理由退却。我们必须去做，我们做成什么样都不算过分。
基于汉语诗歌在宏大叙事上的缺席，使我产生了一种非常正常的想法，我想写一部叙事长诗，并向史诗接近。这不是狂妄，这没什么不可以。我们没有必要被汉语历史上所没有的、西方出现过并被我们仰望以久甚至神话了的史诗所吓住。虽然，从大的文化背景上看，我们是处在语言大裂变的断裂带上，新诗出现还不到百年，创作经验和思想准备还不够充分，但是外来文化的冲击刺激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视野在拓宽，对本土文化的深入开掘和重新发现也增强了我们的自信心。另外，汉语从文言的书写方式中松开以后，对口语的接受和吸收能力在增强，为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的民族和语言可以产生史诗，而且可以产生伟大的史诗。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下尝试呢？我们应该大胆去做。我们不必要求自己的写作一定成功，我们要求的是行动，即使是失败的行动。
刘仲获奖感言
天佑中华，让我们能够在天铎奖杯的光焰下分享汉民族史诗的荣耀。
我生活在四川中部的资阳，那是一片广袤无垠的丘陵，蜿蜒的沱江浸润了两岸悠久的农耕文明。我是在秀才外公身边长大，老夫子私塾先生的戒尺和揠苗助长的期待，塑造了我的灵魂。我没有成为他国学事业的继承人，《诗经》《古文观止》及其孔孟的“仁义礼智信”却影响了我的一生。
“文革”，这是一场革文化的命的浩劫。我是在“狗崽子”边缘化的角落里接触到了西方文学——都是禁书，却使我成了一个拥有世界的幸运儿。插队下乡后，自然的美色和“知青”的身份，让我暂时摆脱歧视有了尊严。我拿起了笔，第一个读者是我的未婚妻。
梦想是金色的，现实却是一片灰暗。我在绝境中写作，从诗歌中寻找希望的亮光。爱情给我信心，友谊让我成长，打压让我强大，哲学教我思辨，自然让我宁静。我历尽生活的艰辛，感到了肩上的责任：在一个疾风暴雨的时空，真正的诗人是歌唱英雄的哲人，更应该是挺立潮头的英雄！
当一些人热衷于自我发现的时候，我发现了草根的生活——我是将一段具体的人的历史当做了审美对象。然后是漫长的写作：30年中每一天都是亡命的冲刺——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史诗完成那一天。我是和史诗中的人物生活在一起。每天深夜他们都来找我，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在我面前演绎他们的命运，袒露他们的灵魂，和我对话，要我写出他们的一切。于是喀利俄伯成了我的伴侣。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面前，我感到了自己的卑微。一切在自然中生长，一切在自然中消逝。我的使命是完成对百年间川中丘陵文化的艺术重建，根基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一百多个人物的性格、感情、生存状态及命运。我深信这是通往奥林帕斯之巅的最佳路径——在那儿我们能沐浴天庭之光，接近美和真理的太阳。
我是站在荷马、拜伦、普希金的肩上，用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巴尔扎克、马丁•杜加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武装自己，向别林斯基“19世纪以后的史诗是长篇小说”的观点发起挑战，拓展了从《木兰辞》、《孔雀东南飞》到闻捷《复仇的火焰》和张志民《死不着》的疆界。
显然，诗歌不仅能够像长篇小说那样讲故事，在角色转换、时空转换以及心里刻画和感情抒发上还可以做得更好。
场景：一切都发生在场景之中。
康德说审美要通过“典型”来进行。黑格尔说场景是变化的，性格也是变化的——这就是“情致”。
诗歌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越是站在世界和哲学的高度，就应该越贴近脚下的土地以及这土地所孕育生灵。我热爱人类，相信人类的未来，所以我用约定俗成的语言与人交流。得到最广泛的共鸣是对诗人的最高奖赏。
当然，真善美的标准要求我们在特定的时空使用特定的语言。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诗的艺术魅力中有含蓄和深沉，但故弄玄虚绝对不是诗歌的本质。
意象：诗歌的要素。但绝不会是诗魂。诗魂中应该有更高的东西：包括诗人的见识和品格。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诗歌中的人物和我诗歌的出现都是宿命。现在，感谢各位评委和读者，让我清清嗓子，我要唱下一支歌。
张成德获奖感言
当我走在大街之上，或回到另一个城市总会发现，地域与地域之间差异并不是太大。究其原因：全球化的经济与文化，已快速扩充到了我们居住的每一片土地，就连人的衣饰、口音也在向一种“标准化”过渡和蔓延。与其说我们生长在一个没有“性格”的城市，不如说我们正在消解我们身体之上文化印痕。
什么是先进文化、落后文化，在我看来既无落后又无先进！只有溃败中的文化创造于今天。凡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凡是世界的，也将先锋的文明！文化的格局：既不是一个“八级木匠”说的算，也不是让一顶顶礼帽，弹奏内爬向云端者代表自己就是一架钢琴人，宣誓代表火炬手，占据着地平线。
中国最为悠久的、带有神性意义汉字，当属最为文明。“白话文”的创立是另一场“文明”的革命，但此种“转基因”极大消弱了汉字的健康，（幸好，书法仍在重构中）。面对一对一的交谈，我们能听到的“北调南腔”是最美丽的艺术；能听到统一的“标准”语言，恰恰是我们最不爱的聆听！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聆听一种声音、来自白山黑水的声音，这片热土哺育了我、培养了我，我当是她最忠实的儿子，亡命她到天涯。
从儿童时代的聆听到老年式聆听，我想将这类聆听，一直深入到晚清、民国年份。
因为今天的“东北话”已当随时代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太多的“变形”。
无论“萨满符号”、“江湖暗语”，它们时而曝光于民间俚语的地头、田间、伐木之际。我愿此紧追它们远去的背影，把“根”留下，不充当另类话境中“太监”。
“大东北”我的家！我要继续头顶高粱花，小号嘀哒、让汉字开闸，做一条漏网的、咬住青山脚趾的大马哈”……
作者：老聃 编辑：白色羊 来源：诗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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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31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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