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中最重要的不是写诗，而是要和灰色的漩涡做斗争。不止他人是灰色的漩涡体，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最为灰色的一个。写诗干什么，难道不就是为了把自己涂成比最灰色更灰色的漩涡么。布罗茨基就说过这个道理，但是我懂布罗茨基么？他说过要比《圣经》更《圣经》的话么？诗歌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对灰色漩涡的体验，而不是布罗茨基，这是我一天里得出的有关诗歌的定律。要理解这个定律关键的部分有两个，一个是“对灰色漩涡的体验”，一个是“不是布罗茨基”。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才是诗歌的定律。
大多数时候，我觉得像我之类的人不配“痛苦”这个词语，因为必须承认，“痛苦”属于一门高尚的艺术。如果不是艺术的话，它也是专属某一个人的一生的事业。除非这种情感伴随他的一生中的大部分，痛苦才是一门艺术。临时发挥他的人，乃是这个纷纭的世界于个体开的一次浅显的玩笑，或者可以看做一次无害的嘲讽。其实，我发觉，大多数时候，人对痛苦的景象无知无觉，这正如我们对待一首杰出的诗歌的平时态度一样。所以当我发觉自己一旦陷于痛苦之中我就不得不及时提醒自己：千万别被痛苦的假象所迷惑，这并非痛苦本身。得随时把自己从痛苦中剥离出来，也是一项非常艰涩的日常工作，这和写诗的过程几乎是异曲同工：否定，之后用一种言语来肯定，然后是情感上的否定，再是一种物质化的否定，之后得到言语本身的否定。写一首诗的过程如此之艰难，但是我们为什么始终会在写一首具体的诗的过程中得到真正的快感？也许正是这种随时否定的机制在起作用。它像一个高度旋转的涡轮一样在加速时间的运行，但是，这扯远了。
日常事务，从语言的层面自浩繁的大千世界中剥离出来，这本身是一种近似悲剧的艺术。如此丰富的具体物质被抽丝剥茧，一下子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它像瞬间被抛弃的弃妇，不惟精神衰老，而且面目可憎。日常事务是后文明的产物，就这样，诗性被从实际的丰富的生活中抛弃了，仿佛有两个世界供我们存在，一个诗性的世界，一个是日常事务的世界。而我们在后者之中生存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如果是前者，只有两种人适合生存，一种是天才，一种是癫狂的人类。近来的研究和艺术似乎都为了力证这二者存在的合理性，并在二者之间冲突、反驳、厮杀。作者一下子在这一个世界里，一下子又在另一个世界里，这并不是天方夜谭。自杀的艺术就是这么产生的，并且有超越一切艺术的苗头。这类艺术家的野心在于他要开辟第三个世界，而不得不为此献身。
诗人如此热衷于对诗歌的研究，并非一定是因为对诗的热情，而是要通过对诗的研究从而探索自我的命运，这种对自我命运探索的激情才真正把我们内在的潜能爆发出来，从而，一切都是诗的，在诗面前，她或者他才能认识自我，否则就是陷身在黑暗丛林中的孤立的小动物。把外在世界的具体物质诗歌化的过程并非诗人的癖好，相反，他宁愿完全不是这样，但是不这样他又看不见一切，可以说，诗歌才是他们足以洞察这个世界的一双眼睛。因此，除了研究和探索诗的性质，除此，别无他途。
如果人与另一个人之间不需要说话，他们之间就能产生亲密无间的交流，那么，语言又有何用处呢？或者是如此，我们并不是这方面的怀疑论者，但是，语言是一种物质，我们就是这么认为的，人与另一个人之间，如果没有物质为媒介，交流似乎是一种虚无的假象，至少在文明社会是如此。因此，我们需要语言这种物质为我们之间的媒介。语言，从本质上来说，它对人类持一种中立的、冰冷的感情，它绝不会随意附和人类的主张，相反，要人类屈就它。例如“她戴着一副隐形眼镜。”这里有几个问题，是谁看见“她戴着一副隐形眼镜”？她戴着一副隐形眼镜看见了什么？隐形眼镜看见了什么？这副隐形眼镜是谁看见的？这里面潜伏着太多的主人公瞬间死亡的危险，但没有一个危险是可以解决的，而语言本身根本就不管这些东东，它才懒得去思考人类可怜的境遇。我们就是依赖这样的媒介在交流，形成亲密的友谊，或者为此分道扬镳……
诗歌是如何产生的？这关系到一个诗人面对诗的态度，也是这个世界对这个诗人的一次考验。因为社会的唯一作用就是毁掉一个成年人的理想和相貌，而人存在的价值却是为维护二者的尊严。诗歌就是这么产生的，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每一首杰出的诗歌的主题其实都是在二者之中选择一个？这也是悲观主义者与乐观主义者最明显的分水岭。如果一首诗歌中没有注入这二者中的一个，就可以形成基本的判断：劣诗。这似乎有点武断，同时会有陷入辩证法的危险，但是，目前我还没有关于诗歌更高明的看法。如果可以勉强举一个足以反驳的例证的话，那就是：劣诗也是诗歌中的一种，它在现实的意义上完全可以与一首伟大的诗相抗衡。
清早一睁开眼睛，我听见有人问：“美是什么？”另一人在回答：“美是一种暗示。”但我身边阒无一人。我继续静静地躺着，希望听见更多的声音，但刚刚在对话的两个人保持沉默了。我们的身体里面总是潜伏着他人的声音，这并非一种坏事，有时候我们多么渴望能够清晰地听见他者的声音。有一类问题，似乎也只有这些潜伏的他者才能给我们以答案。
其实没有这么复杂，有关诗的定义就在一首诗里面，也就是说，一首诗歌的杰出之处就在于它再次强调了这个定义而且又重新给出了有关诗的定义。美与痛苦是孪生的狮子，而诗是生育和养育它们的母亲。有时候它们如此相似以至于我们无法分辨它们，把美看做痛苦，把痛苦看做美，就像所有伟大的艺术给我们呈现出来的一样，因为它们都在母亲的怀里，只有诗能清晰地辨认出它们。问题是，诗人有时候会把它们贴上标签，这就产生了伪诗。因为它们与自己的母亲走散了，没有了爱做它们之间的纽带，或者它们二者被迫分开，孤苦令仃，没有可以相互映照的镜子。这里可以引用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的一句诗：“你沿着镜子走来，但你呼吸困难。”这可以看做它们相互靠近的一种巧妙的举证。
痛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虚构。从虚构中才可以见出痛苦的意义，但美却是实在之物，二者一虚一实。然而在现实中，这种虚构与实在却俨然被互换过来：美是一种虚构，而痛苦却是实在之物。这种离奇的关系正是诗人面临的现实与时代的大背景。因此，与其说诗人创造了修辞，不如说诗人被置于一种修辞里面，诗人本身也是一种修辞。诗人的意义在此可见一端倪，诗人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最大意义在于形成真正的隐喻，心甘情愿成为隐喻的牺牲品，在隐喻中牺牲自我正是历代诗人所追求的本质所在。因此有哪一种灾难、困境能迫使诗人放弃他们那嘹亮的歌喉？只要现实始终是一种隐喻的存在，诗人就不会消亡，诗也能时刻在须臾间照亮隐喻之现实。一个杰出诗人到另一个杰出诗人，就是这种隐喻存在的相互转换。
我倾向于认为叙述是逻辑上的一种暴力。叙述就是舍我其谁，其本质就是把一切弱小的事物都抛弃。因此叙述更像是是历史形成的一种修辞。一首诗多半是抒情的，但是多首诗歌的集合体却是叙事的。把多个诗人的诗放在一起，就是一门叙事学。例如把济慈的诗和波德莱尔的诗歌放在一起，这不是一门深奥的叙事学么？再尝试把另外两个诗人的诗放在一起，也会见出叙事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本诗歌合集往往会打破诗歌抒情的本质，即使这里面的每一首诗都以抒情为其特色。如果从另一种角读去理解叙述的话，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叙述往往为了取悦、抬高被叙述的对像会忽视更多事物的存在合理性。但是诗歌却能避免这种暴力的倾向，又达到叙事的目的，这可以看做诗歌优于叙事体文章的一个特征之一。
热拉尔热奈特说：“将正在阅读的读者视为被阅读的读者，这种认同问题非常棘手”，实际上，诗人经常这么做。但是这与孤独的初衷却相违背，因此，诗人一旦投入创作，这种面面俱到的良好愿望往往又被诗人弃之如敝履。诗人在创作中，要么看见天使，要么看见魔鬼，总之，他们比任何艺术家都更加轻视“读者”这个概念，至少诗人在创作中绝不会和“读者”套近乎。是否可以这么说：诗歌的读者是天生的？因此，一首诗歌的读者往往是它自己所选择的对象。意识到这一点，诗人就不会因为没有“读者”而暗自懊悔了，相反，他确实应该以此为傲，因为，上帝所派来的那个将要阅读这首诗歌的“读者”只是还没有到来而已。诗人的职责在于全力为这个没有到来的“读者”写诗。因此，“读者”的替换也是一个深刻的隐喻，甚至也是一种虚构。或许真正的“读者”就是我们身上潜伏的一个又一个的他人。
孤独的时候尤其应该了解自我中的他人，听见他们议论、争吵、喧嚷、主张、反驳等等，总之，自我中的他人总不会停歇。越是孤独，越是寂静无声，他人的声音可能会尤其响亮。其实听见他人的声音容易，因为他们时刻盖过自我的声音。问题是，我们之所以仍然会感到孤独，是因为我们仍然没有能力听清楚他们在谈论什么。但人最难的是听见自我发出的声音，有时候，有的人，一生都可能未曾发现自我的声音。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极少的时刻能发现自我。也许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切实地感受到孤独的意义。因为自我的声音一旦出现，其他的声音才会真正寂没无声，这个时候，我们才有资格谈孤独。所以，孤独是一种能力，我们反复阅读他人的诗歌，也许就是为了获得这种孤独的能力，这也可以被称之为诗艺。
以前，文明是文明，反文明是反文明，但是现在，尤其是当代，文明是文明，反文明也是文明。因此，现在我不知道应该反什么，反的对象变成如此可疑，这也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即使明知陷入困境，却不知道如何拯救自己。我们的情感也在这个大环境里丧失了真实性，真实的、淳朴的，未必不是假的，狂放的、荒诞的，未必不是抑郁的，一切都无真实性可言。艺术的真实性也是如此，诗人的真实性也被如此破坏掉了。之所以被破坏掉，是因为无论哪一个诗人都感觉自己生成的言语是真实的。在大多数诗人看来，文明就是一种相对纯粹的、干净的语言，而并非真实性。如果和诗人谈真实性那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啊。也许，只有莎士比亚才有资格谈真实性，因为他不止理解了他身处的时代的真实性，而且理解了未来时代的真实性。可是，我们诗人，谁知道呢？莎士比亚用写诗歌、写小说的方式写戏剧，所以他的剧本的真实性包涵了诗的真实性和小说的真实性。所以，在语言艺术里，莎士比亚可以称得上三位一体的，但是我们却分别是诗人、小说家、编剧。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掌握了真实的部分，可悲的是，完整的真实性却不在我们手里。
诗表达真实性，这对当代的人来说几乎是荒诞的，因为人们普遍怀疑这种可能性，但是没有诗，真实性就更不存在。而我们有幸活在这个丧失了存在真实性的时代也许并不是一件乏味的事情，因为我们完全可以站在任何一个角读宣扬自己的真实性，诗人，无论他多么糟糕，都立得住脚，都可以成为诗人，甚至于给诗下一个没有任何人可以推翻驳倒的定义，正像我经常做的那样。诗给了我们真实，唯一的真实性，其它的真实又何足道哉？
在当代，语言里面始终必须保持着一种沮丧的激情，这是在前面任何时代语言不曾面临过的境遇，这和每天早晨在我窗外鸣啭不已的那只小鸟所面临的遭遇一样，清澈的声音和浑浊的声音正在互相交替、融合、渗透，也许，小鸟的躯体正是我们所熟练使用的语言这个符号：一个蒙难的现代符号。这个声音既要怀疑整个世界的存在本质，又要怀疑它本身作为个体的存在本质。
把对这个世界理解中的谬误转化成诗，是唯有诗人才能承担起的特殊的责任。这要求诗人要有足够的勇气，相当于这种勇气必须胜过整个时代加诸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压力，把谬误等同于真理的价值，列为相互平衡的秩序组成部分，在这种结构中发现美，正是形成诗人心理结构的重要因素，也是诗人反抗这个现实世界勇气的由来。因此，对现实世界的反抗如果不转化成诗，在诗人看来，这种反抗就是毫无意义的，相当于一种彻底的失败，结果是最终不能形成一种言语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丧失，反抗于无限的时间就变得虚无。如果诗人在现实世界中不曾获得过成功，这可以看做一个诗人的失败么？我相信，历史不会这么武断地得出结论，因为这关系到“真、善、美”的形成。于一个诗人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在现实中是否获得成功，而是在失败或者成功之后仍然能获得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说，语言才是一种“善”，这种“善”才不需要道德的评判。
我们从不怀疑叙事的能力，叙事的真正功能在于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所以，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科学技术的革新从本质上来说就意味着叙事功能的极大扩展，实际上，是叙事在推动这个社会向前或者向后，没有完全静止的社会，这是因为叙事始终不会停留在某一点上，当叙事的点发生变化，叙事本身就跟着发生变化，即使重复的叙事也会在本质和寓意上发生剧变。但是，这个社会的发展放方向是否会暗含在一部小说的叙事因果之中？答案显然并不是否定的，这个世界的发展本身就是一部小说，而且它的叙事功能在不断发生变化。问题不在于叙事本身，而在于叙事的主体是谁，诗所要解决的问题就在这里，从诗歌的发展史可以看出，诗歌所要解决的本质问题就是叙事的主体问题，把这个问题不断加强、重复发出疑问就变成了诗歌的抒情性。
每一种存在都是合理的，这个论断本身包涵了它的反面：即每一种存在都是不合理的。这样理解，这个论断才不会失之偏颇，才见出一个完整的视角。诗的作用就在于给一个人一个完整的视角，诗让我们不会被某一个视角的局部所蒙蔽。历代诗人以追求这个世界的真相为己任，就是为了寻找当代人被蒙蔽的视角部分：把隐藏的世界展现出来是每一个诗人的责任。因此，诗人走到世界的边缘部分，被大众冷落、疏离、拒绝，这不应被视为咄咄怪事。
死亡是人唯一可以亲近的神明，因此，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诗的作用在于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死亡，并成为它的挚友。我们不应该关心自己的诗怎么样，而是要经常关心自己和死亡的关系如何。
摘自红亚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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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11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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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子青节日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