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乘浮槎而去
生者念其名而以漂白的衣衫为信物
生与死，皆为极乐
其节一
爱默森在其《悲剧性》一文中说：“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参观过痛苦的展览所，那么它只看见过半个宇宙。”爱默森在引申此话的时候，辅助了人的心理情状和生存环境，以洞察之眼作检索，并非简单地针对个人在生活、情感、价值观之间的是非抉择，而是在人性上先验地作出判断，这种判断的结论就是，人对自己所期望的可能性是智力的来源的悲剧因素。
诗者是敏锐的，或许，诗者更感受到爱默森对于悲剧性的解释，就像爱默森不纯粹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诗人，这互通之处，作为诗者，总在诗歌写作中或多或少地呈现出悲剧隐约的困顿和迷惑，尽管这种困顿和迷惑有时候只不过是诗者普世观照之余的喟叹，寥作倾泻而释放内心的抑郁感，但不能否认的是，一部分诗者不仅在诗歌写作的过程中呈现悲剧性，他或她本身就是这悲剧性的唯一解释，诸如海子，顾城，徐立志等诗者，甚至是当前被广而知之的余秀华女士，乃至刚刚病故的李小雨女士，他们之间的悲剧性虽然并不同一，但严格意义上说，死的千万种方式归根结底还是死，这就是悲剧，无论过程和心理，也无论状态和身份、地位、性别。这么说，似乎应该把余秀华女士单独列出来，但作为悲剧群体，诗者的任何人，自在这种空玄寂寞的极端法则中。
诚然，也不是诗者唯一构成悲剧性群体，在文艺的圆中，一切执着艺术追求，视艺术为生命终极指示的人，都不排除他们也受制于悲剧无端的控诉，但如果将诗者这个称谓切出诗歌文本的恒定认证，其实一切文艺都存在着诗的元精神，譬如绘画，画者在引发线条的流动性的时候，其内心就是一种隐约了的对事物的诗心的创设期待，而歌者，倘使没有内在的诗的意味和情感，则无法在音乐上引领听众的情感起伏，遑论它的架势和舞台设计，这是自发的一种情感信息同构不同形式向他者传递的诗媒介，因我将诗当做一种原始而天性的动物之语，甚至，在爱默森文摘中有这样一句话：“人是一种活动的植物，他们像树一样，从空气中获得大部分营养。”那么我还得外延诗的植物性能，就像含羞草被刺激时候显现出来的形态变化，你不能说植物没有声音、语言、动作、感情，那可说不准，具备生命的事物总有生命的呈现样态，其表其里，它们也有复杂的信息传播方式，只不过我们不能主观地加以干预而已。
那么诗者，俨然是一切具有诗心的人，他们并不一定要以诗歌的形式表示他们对人、物、事件、现象等被触动的作为他们所抒发、表达、阐述、解释，但是他们一定觉察到被触动的微妙。
但我这里说的诗者，确实是进行诗歌写作的人。
这一群人，没有办法去理解，也谈不上理解，因他们构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分别区别着相互的语言、民族、性别、年龄、身份甚至是色彩感、音乐感、建筑感等普世感，然而，他们个体上的差异对于他们的构成，绝然有着群体上的共识，或者说共性，那就是他们总致力于通过文本呈现他们内心世界的悲欢喜乐，或者，对事物的认同和排斥。他们作为时代的推手之一，通过诗歌写作，向海水、火焰、花朵、爱情、岩石、风暴……致敬。有时候，他们来自历史又回到历史中，通过过去—现在—过去作修行者，有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一些没有人注意到的细节，并且精致地将之反应出来，这就像考古学家从废墟之中掘出了玉缕或者青铜，这个时候，他们显得天真烂漫，有时候他们决绝，好似孤帆远去，充满了不屈的英雄气质，有时候他们慵懒，和旧社会中的大家闺秀一般，有时候他们富于忧伤，似乎他们经历着非常的生离死别……更多时候，他们孤独、安静、自我。他们向来不愿被同化，这是可喜也是可悲的，可喜之处在于，诗者只有保持个我独立，才能在写作上别开生面，可悲的是，恪守，或者说固执地维持自我独立，正是诗者悲剧的本源，他们生活在个我世界，不愿他者进入，一方面他们胆怯于他者的破坏和影响，一方面他们仿佛洁癖一般受不得他者的刺激和同化，这就使得他们总带着一些个我感去体会和体觉世界，无论怎样，这种个我最后形成的都将更多是片面的一种爱和恨，更可怕的是对这个世界充满怨责，这在某些诗者身上，显现出来的是怀才不遇的戾气、不满、怨怼，久而久之，他们自我形成自我之彀，不愿走出也不愿被走出，往往是这样，诗者形成非典型的个性化，在自我的封闭中，要么幻想着改变什么，事实上却无能为力，要么期待一种认同，却不屑为之。
可以说，诗者有诗者孤僻的悲剧性，这个说法，并不在语言的沟通和交流上，而是在诗者的精神意念上，甚至自大，自傲，自以为是，没有缓和的余地。诗者的独立，并非一种精神上的高尚人格，而是一种画地为牢的偏执，不确定的事件也许轻易就能洞解他们这层看上去坚不可摧的防护膜，但经不住轻轻一捅。换句话说，诗者是脆弱的，他们之所以选择了诗歌作为情感表达的语言表达方式，这就注定了他们在这种表达方式中的种种可能，要么他们通过诗歌获得自我期待的可能性，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比金钱更有吸引力的精神财富，也是他们作为创作的最高价值，事实上，这也不能客观地评价一个诗者的个人价值和文本价值，生活总会开许多玩笑，就像时差一样。因此，哪怕就是这么一点可怜的既得利益，姑且不论诗者之外的人有怎样的评价标准，或者说舆论上，诗者的真切定位会怎样，首先，诗者群体之间就会自主地表现出一种轻率的人文评价，或者，针对文本和人格，作出辐射到诗者之外的社会伦理、生活常识、情感原则、法律和道德规范……这也许是诗者之外的人最不能理解的作为共生环境中人的利益观，要不，诗者中人确实就有完全追求某种类似金钱评价的终极评价，这种评价体现在诗歌的发表，奖项的获得，诗人名位的排列等方面。退一万步，如果诗者不追求这些，诗者就像一个悠闲的遛鸟的老人，从来只在鸟笼上作精美的装饰而不顾鸟的生理上的食物需要，并且，自得并享受在遛鸟的过程中。
诚然如爱默森所言，诗者确定他们有参观过痛苦的展览，因为诗者之间相互就在见证着彼此的痛苦，但是，论及个人，谁都否认这种痛苦的存在，这就是诗者之间之所以不愿意被同化的自我封闭的本质，如上所述，诗者并不喜欢在诗者群体之间去认识什么，诗者只喜欢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批判，因此，诗者所以本身就是悲剧，但却硬是否认这种悲剧的存在，或者说，最悲剧的就是他们直到毁灭，也没有知悉这即在的悲剧性能。他们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他们安然享受在文字创作这个过程，对于他们的文字是否会有创作上的期待意义，他们首先肯定这个意义的必然性，而在他们之外，相对于他们，他们一眼就看穿了那种微乎其微的期待，诗者哂笑，作为个我，诗者似乎不是众我中的一位，或者说，诗者常常能看清对方的意图，偏偏执迷在自己貌似高深实则浅薄的文字游戏世界。没有什么能够拯救，除了拯救自己，这或许是诗者应该反思的。
那么，对于诗者而言，他们对宇宙有怎样的看法呢？诗者可能从来没有宇宙的概念，我们假借文本，这是一个可以理解又无法认同的说法，诗歌虽然是极端的文字拼图，但不是一种没有原则的文字嬉戏，可能吧，诗者并不注重学识的修养和沉淀，想当然地认为文字写作便是一种偷换语言表达的语言创作，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于是，宇宙一说，其实本身就表现在了诗者的写作中，它并非一个词语和一句话，而是诗者所要被衡量的普世观，通过这点，优秀的诗者自然从拙劣的诗者中脱颖而出，高明的诗者自然不受制于种种庸俗的文字束缚，在畅达抵进之际，反观任何一次创作，诗者都该在文字上作一个大大的问号，那就是创作的最后归属是自我的还是众我的？虽然，诗歌的接受几乎扯不到众我这个层面，但是诗歌的众我是一种必然舍弃自我原则的有创作价值的普世价值的创作，哪怕读者只有一个，诗者并不因为读者的数量而失去文本的真义，相反，人类的最高文明，就是人们能够从某个方面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存在，并感受到个人存在，乃至最后遵循最起码的法理道德，做个合格的公民。诗者似乎没有这个负责的要求，那是诗者自我的要求。因此，诗者之于创作，严格来说，创作初衷比创作结果更为重要。
然而，最可怕的是诗者更多关注的是创作结果，这么说吧，诗者在创作伊始并没有创作结果的社会效能，比如说，当我们去检阅文本，或者解读文本的时候，诗者忽然模糊或者庞杂起来，对于文本，千万种解读形式之于诗者，其实只有三两处是诗者的初衷，甚至三两处都达不到，但是文字的奥秘就在于，它的辐射的宽泛性。诗者选择词语构成句子再构成节，最后构成文本内容，是句子中的词语所凝结达到了一种可以由此及彼的阅读效应，而非作者设置了这种效应，这或许也就是文学对人的教育认知意义吧，也或许是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因由。只是，我们不得不提出一点小小的要求，那就是诗者必然要为自己的文本负责，而文本大于解释。这个要求的根本，其实也不过是诗者对于自我历练的要求，诸如认知力和判断力，因文本的传阅，一旦创作完成，便具有社会性。事实上，这个社会性，往往也是在诗者群体中获得，但是文本的创作，最后归结的，还是社会化，这就不是诗者，也不是读者所能左右的，那么，这俨然是诗者负责文本的尺规。
闲言了这么多，我们无非是为了明确写作的引领和传播，诗者是第一位的在场者，也是引发暴雨的那小小的蝴蝶的翅膀。那么，我们所言论的悲剧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里，我想要补充说明的是诗歌，诗歌的写作的观照、吸收、释放、扩充、收敛……我们知道，诗歌效能总是不明晰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诗歌的创作之所以如此模棱两可，就在于它的文本指示上的不确定性，哪怕它明确指向，它的旨归还是不明确，这是诗者创作的限值。诗歌不在具象上作说明，诗歌多半是通过对具象的培育、发酵、提取、烘焙，就像化妆品的生产流程一样，诗歌也经历类似的创作历程，从灵感到言语到过度到返照到完成到审视到确定再到成文。通过具象的变通，诗歌主要在于实现三维成像，即它的意象成像，形象成像，文本成像。诗者周转其中，于是，诗歌便是在两极之间磨刀，任你是陨铁制作还是木头雕刻，最后指向的只有一个去处，那就是文艺，有人说是读者，其实不是，是文艺，读者是直观上的接受者，文心才是检察官。这就好比瑞安解构里尔克时，无数次从创作背景等相关的文字仪态获得人物原型。
你无法要求一位木匠去测算蚯蚓的生命周期，诗者也是，你无法要求诗者去接受文本的理解上的分歧，作为第一要素的诗者，创作完成即实现，而作为第二要素的读者，阅读完成即领受，那么文本意义的实现是在什么时候呢？出版或者获奖的时候吗？其实，文本意义的实现是在创作过程中。当前，诗者显现出来的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就是激进，这在各论坛各圈子各场所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诗者的目光游离，不在自身，而在他人，不在自身文本，而在社会造物，这就必然使得诗者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文本创作这个历程上，因此，文本意义自然受到影响，我开篇所以说诗者是一切有诗心的人，就在于诗心是一种纯洁、纯粹的文艺精神，而诗者如果在喧嚣中把持不住自己，那么文本的效果就会失效。
于是，我个人所要表达的，诗者应该作为于精神，而非文本，换句话说，诗者更应该重视的是人性，事关悲剧性与否，我们并不能断然言说，悲剧性是所有诗者都共有的，但可以说，相对宇宙万物共有的悲剧，诗者仅仅在文字创作上就有无法理解的悲剧性，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就无法要求诗者在应对其他悲剧的时候还能引以为傲地说：我是为文字在作最后的陈述，你们必须严肃。因而，当我们一次次听到诗者的讣闻，我们就该思考一个问题：倘使我们没有健全的诗歌修养之精神，可否保准下一次发出讣告的便是我们之一呢？
其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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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18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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