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伯恩哈德——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
更多精彩在原版阅读
撰文、编辑/任义 部分供图/世纪文景
1968年在隆重的奥地利国家文学奖颁奖仪式上,作为获奖者的伯恩哈德在致辞时一开始便说“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这位毕生创作吐槽不止的作家被人称为“灾难作家、死亡作家,敌视人类的作家,以批判奥地利为职业的作家”,他甚至对那些大大小小的文学奖项乃至诺贝尔奖表示不屑,用他的话说:“你无需去想更多,如果你是独立的,每个人都是伟大的个人;不管他们是画画,是扫大街或是写作,人们总是想不同的东西,这是整个世界的不幸。”
绝望的吐槽大师
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的头衔非常多:阿尔卑斯山的贝克特,灾难作家、死亡作家、社会批评家,敌视人类的作家,以批判奥地利为职业的作家,夸张艺术家、语言音乐家……如果用今天的流行话语来形容这位愤世嫉俗的德语作家,可能最恰当的词是“吐槽大师”。
伯恩哈德最著名的作品《历代大师》,基本就是一场对奥地利乃至整个欧洲火力全开的吐槽大会——沉浸艺术世界之中的音乐评论家雷格尔丧妻之后,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质疑,奥地利、奥地利人、奥地利博物馆,博物馆中的艺术品,艺术家乃至奥地利的公厕都是他的攻击对象,在书中,伯恩哈德写道:“天才和奥地利不相容。在奥地利,你得做一个平庸的人,才能有发言的机会,才能受到重视,得做一个一知半解、狭隘虚伪的人,一个绝对只有小国思维的人。真正的天才,尤其是杰出人物迟早有一天会被人以极不光彩的方式灭掉……”
伯恩哈德确实有愤世嫉俗的理由,因为他恰恰是一个“不该出生的错误”,1931年2月9日怀有身孕的未婚母亲在荷兰海尔伦生下了托马斯•伯恩哈德。伯恩哈德的木匠生父不仅将母女两人遗弃,更从未认下自己的儿子。童年时代,伯恩哈德上学进的是德国纳粹时代的学校。1945年后的伯恩哈德在萨尔茨堡读教会学校,而“那里的教育与纳粹教育方式如出一辙”,不久他便弃学去店铺里当学徒。没有爱、屈辱的童年使他一度产生自杀的念头,而在青年时代伊始,伯恩哈德便染上肺病,多亏童年在外祖父身边度过的阳光岁月和青年时寡妇黑德维希•施塔维阿尼切克的扶助,伯恩哈德走上了写作的道路,虽然最早出的是诗集,但很快伯恩哈德开始了散文和小说的创作,亲历了人的肉体和精神瓦解崩溃过程以及二战前后欧洲的灰暗现实的伯恩哈德写出了自传性散文系列《原因》《地下室》《呼吸》《严寒》和《一个孩子》等作品。
没有亲人的伯恩哈德无论在文学和日常生活中,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富有个性的自由人。如伯恩哈德所说,尽可能“做到不依赖任何人和事,这是第一前提,只有这样才能自作主张,我行我素”。他说:“只有真正独立的人,才能从根本上做到把书写好。”同时,伯恩哈德又是愤世嫉俗的吐槽天王,他并不关心自己出版物的命运,抨击出版商是“把东西放错地方或者丢掉”的机构,奥地利是“音乐有价值,戏剧有价值,其余的一切都没有价值”的国家,“奥地利人只能把严肃当作一个笑话才能加以容忍”;伯恩哈德不和其他作家打交道,在声称“所有的作家都是机会主义者”的同时,他又为同胞卡内蒂争取奖项;在号称“生活包括了一大堆无意义的事情。生活是一大堆无意义和一小部分有意义的总和,大部分是无意义的。每件事到最后都是失败,都以坟墓作为结束。死亡宣称拥有一切,这就是终结”的同时,伯恩哈德又承认:“你还是继续,就像你习惯了早上起来喝杯咖啡或茶。写作也是一样,写作也是一种瘾。”
《历代大师》
作者: (奥)托马斯•伯恩哈德
译者: 马文韬
出版社: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3年8月
定价:45.00元
音乐评论家雷格尔每隔一天就要到艺术史博物馆,坐在丁托列托的同一幅画像前,三十多年来从不间断,直到某一天他妻子离世。时隔半年之后,他又一次出现在那幅画像前,并邀请老朋友阿茨巴赫尔第二天去博物馆与他会面。通过阿茨巴赫尔的眼睛,我们得以了解雷格尔:他妻子的死,他关于自杀的想法,他对大师们的评论,以及最后,此次会面的目的。既充满悲观又兴高采烈,既憎恶有加又十分滑稽,《历代大师》是一部有关文化、天才、国家、阶层、艺术价值和人类自命不凡的讽刺性喜剧。
《我的文学奖》
作者: (奥)托马斯•伯恩哈德
译者: 马文韬
出版社: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3年8月
定价:39.00元
本书是作家伯恩哈德对他所获若干文学奖的回忆,以及颁奖典礼上的讲话稿的合辑。伯恩哈德是文学奖的常客,先后获得数十种重要奖项,包括德语文学最重要的毕希纳奖、奥地利国家奖等。但他很快就对获奖失去了兴趣,拒绝接受任何文学奖项。20世纪70年代中期,伯恩哈德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最终瑞典评委会鉴于他对奖项的态度,决定避免去碰这个钉子。
不愿意领奖的作家
1968年,在隆重的奥地利国家文学奖颁奖仪式上,作为获奖者的伯恩哈德在致辞时一开始便说“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接着便如他在其作品中常做的那样批评奥地利,说“国家注定是一个不断走向崩溃的造物,人民注定是卑劣和弱智……”于是,文化部长拂袖而去,文化界名流也相继退场,颁奖会不欢而散。第二天当地报纸纷纷撰文称伯恩哈德“狂妄”,是“玷污自己家园的人”。
伯恩哈德对文学类奖项的态度并非一贯如此,1963年伯恩哈德的第一部小说《严寒》问世,同年,作家就因此作品获奖。这个文学奖以海涅的出版商命名,并来自伯恩哈德最喜欢的城市汉堡,得到消息后,伯恩哈德高兴得巴不得到市中心告诉见到的每一个人。而使他感到特别开心的是,这个奖不举行颁奖典礼,获奖者被邀请到汉堡卡姆佩出版社亲自领取奖金和证书。伯恩哈德拿着奖金返回维也纳后,立即用全部奖金5000马克买了一辆汽车,光在维也纳开来开去还不过瘾,没过两天,伯恩哈德便把车开到了南斯拉夫,结果让当地司机把心爱的车撞成了一堆烂铁,万幸的是伯恩哈德只受了点轻伤,不过事情到此还没有完。经人介绍伯恩哈德请了一位资深律师向南斯拉夫方面索赔,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正当伯恩哈德懊恼不已,担心官司打不赢反倒要搭上一笔高昂的律师费用时,好消息传来,南斯拉夫方面确认,那个当地司机负全部责任,赔偿了汽车不说,还支付了一笔不菲的精神抚慰金和可观的服装补偿费……
此后的大多数获奖的经历都让伯恩哈德反感,甚至恼火。在颁发国家奖的典礼上,文化、艺术和教育部长竟说伯恩哈德创作了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南海的一个岛屿上,在谈到作家简历时把伯恩哈德称为“在我们中间生活了一些时间的外国人”,而当伯恩哈德在致辞时如他在其作品中常做的那样批评奥地利时,部长勃然大怒,朝他挥拳威胁,然后扬长而去,把礼堂大门摔得山响。接下来奥地利工业家协会颁发的安东•维尔甘斯奖,本来伯恩哈德已经正式接到参加颁奖仪式的邀请,却未加任何说明地取消了,事后伯恩哈德才得知,原来上面提到的那位部长突然拒绝出席颁奖典礼,颁奖改为普通印刷品的形式,给伯恩哈德寄去获奖证书,并汇去25000先令的奖金。伯恩哈德在《我的文学奖》 中感慨,“正常人都喜欢天上掉下来25000先令,不管谁愿意白出这么多钱你还不拿啊。可是行业协会应该觉得丢死人了,资助个文学奖才出可怜巴巴的25000先令,他们当场拿个500万先令出来也没感觉的吧。”然而伯恩哈德又笔锋一转,刻薄地写到——“就文学和作家在这个社会上的实际地位和受到的待遇来说,他们对文学和作家的评价并非没有道理,甚至说还是很专业、很准确的。”
在文学奖担任评委的经历更加深了伯恩哈德对文学奖的厌恶——伯恩哈德在获得不来梅市文学奖后,曾作为评委评选这个奖项的下一届获奖者,两个多钟点的会议,都因一个人的提名得不到其他评委的支持而形成不了决议,最后评委已现倦意,隔壁餐厅的午餐饭香也飘散过来。这时突然有人从长桌上一堆书中随便拿起一本,并提议获奖者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了。于是两个多小时从未被提及的这位作者,就得到了评委几乎一致的通过,成为新的获奖者,而伯恩哈德多次提议的卡内蒂却因为是犹太人而遭否决。
在漫长的写作和获奖岁月中,从喜悦、反感到鄙夷,伯恩哈德把他获得文学奖的种种经历也记录下来,写了一本名为《我的文学奖》的书——他在书中说,“在我欣喜雀跃地接受了尤利乌斯•卡姆佩奖之后,每逢再得奖,总觉得索然无味,甚至感到恶心,心中总有一种抵触的感觉。但是许多年里每逢有奖向我颁发,我都显得太软弱,不能坚强地说声不。我总是想,在这方面我这个人性格有缺失。我蔑视文学奖,但我没有拒绝。这一切都令我厌恶,但最令我厌恶的是我自己。我憎恶那些典礼,那些仪式,但我却去参加;我憎恶那些颁发奖金者,但我却接受他们递给我的奖金。”在书中,伯恩哈德甚至赤裸裸地写道:“只有想到钱,才能让我忍受这些仪式;这是我在四十岁以前,不断造访那些古老的市政厅和无趣礼堂的唯一动机。我对金钱贪婪,我没有个性,我是一头猪。”1972年,又获得了一项文学奖的伯恩哈德决定,“为了让这个问题一劳永逸地不再出现,唯一的做法就是不让自己再接受荣誉和奖金”。于是,除了1976年奥地利联邦商会的联邦商会文学奖(得奖的是伯恩哈德在这年发表的自传体作品《地下室》,小说记述了伯恩哈德年轻时在城边一个居民区食品杂货店当学徒的经历,伯恩哈德不把这个奖与他的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颁奖典礼上商界人士不称他作家,而是杂货店学徒,他甚至于觉得自己是商界一分子)伯恩哈德不再接受任何文学奖。1980年在答记者问时,伯恩哈德说,他只对写作感兴趣,不参加任何协会,不当任何什么院和什么团体的成员,他只做医疗保险的成员。并再次重申不接受任何什么荣誉和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
伯恩哈德做到了,直到1989年去世,他再也没有领过任何文学奖。而当2004年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耶利内克是这样说的:“如果伯恩哈德活着,最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他,而不是我。伯恩哈德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他的财产。”
|